週間嚼書單｜《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從理解到領悟自我，中國導演晉江：「我覺得自己的臉，變得更像一張真實的臉了。」
約書亞 ‧ 奧本海默拍出震撼世人的紀錄片《殺人一舉》、《沉默一瞬》，試圖釐清 1965 年印尼「清洗共產黨」的血腥鎮壓歷史，卻從此被印尼政府限制入境；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吹進東南亞，克里斯．凱利不顧自身安危，緊隨著金邊居民完整記錄他們面對暴力徵收、拆遷時捨身取義的抗爭行動，完成典範之作《柬埔寨之春》。
這些人「渴望改變的信念， 不會輕易被擊潰」，紀實、顛覆、煽動、見證、傳達 ⋯⋯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便以「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出發 — 將形容大膽祭出轉捩策略時使用的「Game-changing」，與紀錄片主義「Documentarism」兩字相結合，成為本書自創詞，並由此出發，以「改變世界」為主題深入訪談，探詢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推動紀錄片工作者們奮不顧身完成作品，期許讓觀影之人如我們，都因此產生共同信念：努力記錄眼前現實情況的紀錄片，其中必然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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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爆炸的時代，紀錄片為誰而戰？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收錄導演阿比查邦、導演原一男、紀實攝影師亞雷希奧．馬莫 ⋯⋯ 等，以及重要紀錄片提案暨論壇主持者、影展策展人等超過 30 名以上知名導演與相關工作者的深度訪談，發想與編著者「SOMEONE’S GARDEN」為藝術家津留崎麻子與雜誌編輯西村大助共同組成的日本知名藝文團體；在影像科技迅疾發展的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手上的 3C 產品拍下紀實影像，而當我們深入討論紀錄片的形式與功能、以釐清這些作品輕重之時，導演晉江在書中闡述：「紀錄片是一個愛的過程。」藉著這句話，好像更容易理解何謂「紀錄片」。
兩位編者留崎麻子與西村大助提到，2018 年這本書在企劃階段時，最初選定的採訪地點，正是台灣正在舉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當時，他們採訪了陪伴抗爭居民一同奮戰、拍攝《柬埔寨之春》的紀錄片導演克里斯．凱利（ Chris Kelly）；以及為了接觸少數民族文化，勇敢挺進高山地區，完成《上阿甲》的紀錄片導演晉江。也因此，兩人更認為，能將這本書呈獻給採訪旅程中的「第一站：台灣」，或許正是紀錄片產生的化學效應。
這本書出版後的現在，COVID-19 無情地肆虐全球，人類在各方面遭逢過去不曾經歷過的漫長停滯期。在世界各地，包括紀錄片在內的電影環境，同樣出現了巨大的轉變，目前雖然尚有各種限制，但還是有許多電影院為了公開上映而持續努力；儘管面臨嚴峻的考驗，紀錄片工作者們也絕不喪志，他們持續關注著在逆境中必須正視的真實故事，這更對照著書中想傳達的兩大探討重點：
一、到底是什麼原因，推動著這群充滿人情味的紀錄片導演們？
二、「努力記錄眼前現實情況的紀錄片，其中必然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的假設是否為真？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將從各個角度介紹紀錄片產業，期盼讓大家能夠了解紀錄片的「改變力量」以及重要精神。
「紀錄片不只是再現真實的一面鏡子，更是解剖世界的一把利刃，它能輻射出的，是鬆動現實穩定結構的希望與可能。」— 視覺文化研究室主編 阿茲
「 除了記錄國家春夏秋冬，書寫社會陰晴圓缺；拍紀錄片的人，總會想『改變點什麼』。」 — 紀錄片導演 李惠仁
以下摘錄《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中，中國紀錄片導演晉江的訪問〈晉江：「紀錄片是一個愛的過程」〉：
晉江：
我覺得自己的臉，變得更像一張真實的臉了
1989 年出生於中國河南洛陽市。藝術家、影像導演。高二休學後，從事 DJ、錄音師、炸雞店老闆等工作，同時也進行當代藝術工作，包括畫畫、拍照、雕塑、裝置、行為藝術等。2013 年，舉辦個人作品展《在希望的田野上》（Land of Hope）。2014年，從事攝影、剪輯工作，開始學習電影製作邁向導演之路。《上阿甲》為首次執導作品。之後於 IDFA 發表作品《一天》（短篇）、《Republic》。
受到拍攝對象吸引，決定往深山前進
2016 年7 月，晉江導演籌措的電影資金到位。他整裝待發，朝向位於雲南省標高 4649 公尺的高山地區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前進。
他以為抵達目的地，實際上卻沒那麼簡單找到他們的踪跡。他四處尋找，走了一個星期之後，好不容易抵達上阿甲村，終於見到了傈僳族的人。接著，他展開連續 2 天的密集拍攝，確信自己拍到的畫面非常精彩。然而，為了讓作品的內容更完整，他決定繼續留下來拍攝。晉江導演表示：「我第一次翻山越嶺來到這裡，就下定決心要完成這部作品。後來借了一臺 DV 攝影機、外接硬碟，再塞進幾件衣服把背包裝滿，隨即出發前往拍攝。為抵達上阿甲的村落，必須從福貢縣的山區走 5 個小時以上。DV 裡的 90G 硬碟容量要是滿了，還得花相同的時間下山一趟，找一間網路咖啡廳，把拍好的影像檔案移到外接硬碟裡。在不停往返的拍攝過程中，我的腳底磨出了一大堆水泡（笑）。後來，紀錄片中的老師借給我一臺年代久遠的筆記型電腦。多虧老師的幫忙，電腦雖然老舊，但以結果來說，讓我增加了許多在山上拍攝的時間。」
晉江導演認識了一對傈僳族的兄弟，分別是 17 歲的此利華，以及 10 歲的甲利華。他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當時弟弟只有 6 個月大。母親改嫁後就離家下山，並沒有帶走倆兄弟。他們留在山上與表兄弟們一起生活，舅舅、舅媽照顧他們如同親生子女一樣。山中生活貧窮，也沒有學校可供就讀，只需要每天幫忙家務，然後隨意消磨時間。他們這樣的生活，不像大家認知中每天忙於經濟活動、有著繁榮景象的中國。儘管貧窮，晉江卻為他們每天笑聲不絕於耳的生活著迷，後來還多次去山上拜訪他們。
鏡頭緊追著奔跑的孩子，就算跌倒也要繼續拍攝影片中的孩子就像家庭生活影片一樣自然，活力充沛地在山間上竄下跳。
從理解傈僳族到領悟自我
電影的後半段，總是笑容滿面的哥哥利華，有時會露出寂寞的神情。有一幕是他與同齡女孩透過手機通話，他好幾次想約她都沒有成功，甚至還被掛上電話。不過，他察覺到晉江導演的鏡頭正對著自己，立即又恢復往常開朗的笑容，以若無其事的口吻表示對方似乎很忙。然而，從他的黯然神情中看得出來，他隱約已察覺到自己身處的環境與外界隔絕。他受到的教育機會實在太少，每天與年幼的弟弟與表兄弟們，過著蹦蹦跳跳的生活。雖然無拘無束地成長，但相反地，從文明社會的角度去看，他比實際年齡還要幼稚天真。他的日常是追著屋簷下的老鼠跑，或是去湖邊嬉戲玩水，與電話那頭每天忙著上學與購物消費的女生朋友們相去甚遠。這到底是好還是壞，作品中並沒有給出任何答案。
提到這個問題，不少人一定會聯想到另一部題材相同、由王兵導演執導的《三姊妹》作品吧。王兵導演以獨特的觀點，仔細觀察現代中國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而且經常是困難的），對於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興隆 — 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夢想來說，他從內部揭發了其中的矛盾、黑暗面與各方面的差距。觀眾透過《三姊妹》，同樣也能思考現代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然而，晉江導演從他們的共同生活中，領悟到一項事實，那就是與現代文明隔絕，反而能過著更像人應有的真正生活。傈僳族在這座深山中活出他們的人生，過著和平的生活。
晉江導演表示，若提到他們的國籍，雖然被稱為是住在怒江的中國人，但卻與中國人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晉江導演最初接觸傈僳族時，以為他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沒有物質干擾，所以會過著這樣的生活。但最後終於了解，並不是他們的生活比較差，倒不如說是他們擁有文明之後，仍然選擇過著淳樸的生活吧。
1909 年，有一位基督新教的英國傳教士富能仁（JamesOutram Fraser）來到了怒江沿岸的村落，他透過傳教活動，把西方文化與英文字母帶進傈僳族裡。在富能仁來到這裡以前，傈僳族是個尚未接觸中國的少數民族，連寫字的文化都沒有。因此，傈僳族接受西方傳教士傳來的文明，他們直接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響，所以在中國過著幾乎與外國人的生活一樣：「我了解這件事之後，才明白這個地方為什麼能帶給我不曾有過的尊嚴感覺。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我不認為他們的生活或世界會改變，他們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至少他們的生活過得比我們還要像個人。因為物質上的富足是最廉價的東西。倘若中國這個國家沒有任何改變，我盼望他們能一直過著這種生活。」晉江導演說。過去，中國地方政府曾經允諾，要給他們移居生活的住所，然而現在的情況依然沒有任何改變。一位中國青年如此著迷的文化，若要永久保存維護，必須使它在經濟上以及教育上獲得保障，同時還要去愛這片土地，永遠堅持對自己的尊重。
透過紀錄片能夠改變的事情
晉江導演說，拍攝紀錄片能讓自己保持人性，他確信那是一個「愛的過程」。「對許多紀錄片導演來說，與被攝者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具有相當大的意義。相信帶著誠意去拍攝，一定會進展得更順利。」他表示。藉由紀錄片這種方式，築起了大都市青年與深山中傈僳族少年的一段新關係。就這層意義而言，相信紀錄片工作者擁有無限潛能，他們的存在，一定能把世界導向更好的方向去吧。
《上阿甲》（ Shang’Ajia）
本紀錄片追蹤住在中國雲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一對兄弟生活 ── 17 歲的哥哥此利華，以及 10 歲的弟弟甲利華。他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母親改嫁後就離開下山，並沒有帶走倆兄弟。他們留在山上與表兄弟們一起生活，舅舅、舅媽撫養倆兄弟如親生子女一樣。山中生活貧窮，也沒有學校可供就讀，然而導演卻發現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像人一樣的生活」。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出版社：行人文化實驗室
※ 本書與 Giloo 紀實影音平台 獨家合作，隨書贈送 30 天線上觀影序號，可線上觀影書中提及的《柬埔寨之春》、《龐克海盜地獄首爾！》、《不丹少年轉大人》 、《1428 》 ⋯⋯ 等大師作品。
圖片及書摘提供：行人文化實驗室
文字整理、編輯：Iren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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