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裡好像有填不滿的黑洞──台灣收養制度怎麼因他們的犧牲而改革？
制度漏洞、重男輕女、貧富差距、缺乏法治意識，這些台灣社會的歷史共業，造成1980至1990年代的多起販嬰案。《報導者》日前貼身跟訪一名台裔美國人郭．里斯（Kuo Reese，又名郭慧如）的尋親路，揭露她的曲折身世後，我們再度聯繫多名因「私下收養」，而在成長路上飽受挫折的海內外當事人；我們也專訪在那個年代為傳宗接代而走上「購買」嬰兒之路的母親，母子倆如何在多年後坦誠這個艱辛的過往？從他們的人生見證，又看到台灣如何花上40年，看見這群兒少曾被剝奪的權益？
基隆出生，被生母賣給住在桃園的人口仲介，由一對來自台北的陳姓中年夫婦「購買」，他們再去屏東尋找助產士偽造出生證明，年僅4個月大的阿仁（化名）從棄嬰成了陳家小孩。
26年後，阿仁發現這段往事。他今年滿30歲，養父已逝，養母明珠（化名）高齡83。母子兩人相差53歲，阿仁從小疑惑，「為什麼我的媽媽比別人年紀大那麼多？為什麼從來沒看過我出生時的照片？」養父生前愛拍照，兒時相簿充滿一家人出遊的紀錄，唯獨少了明珠懷孕、嬰兒強褓這兩個重要階段。
「抱你回來的時候已經4個月大了，當然沒有更早的照片。」明珠在一旁忍不住插話，母子二人用近似爭吵、卻充滿默契的方式聊起往事。當年明珠始終無法懷孕，定期打排卵針也不見成效，直到50歲後，夫妻決定求助地下市場，循線找到人口仲介。她還記得，阿仁「價值」30萬、偽造一張出生證明大約15萬。
養父在阿仁25歲那年過世，整理遺物時，阿仁久違翻到那張出生證明，「生父寫著他（養父）的名字，我當時只覺得一陣安心，或許沒必要去追究那些疑惑。」
但衝動勝過理性，隔年某天，阿仁又忍不住端詳出生證明，一時興起，上網搜尋文件記載的助產士姓名──蔡英霞。Google顯示的第一個結果，是這名女士涉入販嬰案的法院判決書。
為何不去合法機構辦理收養，得找上人口仲介？
早年台灣新生兒不必進行「出生通報」，使得當時嬰兒人數不易追蹤，出現灰色地帶。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法上路，要求醫療人員在嬰兒出生10日內通報戶政機關*，原因即是販嬰猖獗，政府希望靠法律杜絕亂象。
*要求醫療人員在嬰兒出生10日內通報戶政機關：2003年《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保障法》後，強制通報條文目前屬於該法第14條，強制通報天數則由10日內改為7日內。
但根據國安局1999年進行的「台灣販嬰問題與防治對策調查」，1993年修法後，警方仍查獲多起販嬰案，地下市場依舊存在，收費更高、管道更隱密。其中一名人口仲介陳友明經營販嬰集團，經手近百名嬰兒，蔡英霞就是該集團成員。而阿仁可能是當時被販賣的其中一位。
明珠透露，阿仁的親生母親當時在基隆工作，非常年輕便未婚生子，不得已才把阿仁賣給人口仲介。
為何明珠不去合法機構辦理收養，得找上人口仲介？她對阿仁坦誠不諱地表示，丈夫面對家族要求「只能養男孩」，去機構就無法選擇性別，而且仲介是「朋友的朋友」，她認為，比陌生人更值得信任。
明珠說，她不想在法律上留下紀錄，深怕阿仁自己得知真相後會難過，才選擇進一步花錢偽造文書。原本打算等阿仁結婚後再告知，「結果他好聰明，還是自己先查到了。」她不後悔這決定，母子倆都認同，親情終究超越血緣。
兒少權益尚未成熟，再加上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華人傳統仍濃厚，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為販嬰鋪墊了一條晦暗之路；不只如此，對於那些後來得知自己身世的孩子來說，也是一條難以理解的荊棘之路。
善意的謊言，仍留下不協調的疑惑
即使母子兩人現在和解，阿仁還是記得青春期那股無法揮去的憂鬱。
升上國小一年級，阿仁沒有血型證明，班導要求父母快帶他去醫院採驗，「當時我爸很緊張，幸好最後是O型，剛好他們生得出來。」在阿仁的記憶中，類似事件層出不窮，每一次度過危機，回憶起來都是善意的謊言。
國中時，阿仁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出生證明，出生地點是屏東縣枋寮鄉，他好奇詢問父母「怎麼跑那麼遠生我？」明珠回應：「因為我是高齡產婦，醫生建議我去清幽的地方待產，比較好生。」
16歲那年，阿仁的表哥考上醫學院，同屆的表弟也讀名校，阿仁只是後半梯次的台北高中生。每次隨父母回到中部老家，阿仁覺得親戚總用異樣眼光打量他，「那種眼神彷彿在說，我不成材，陳家怎麼會生出我這種小孩？」阿仁忍不住如此揣測。
今年春節返鄉，阿仁向罹患失智症的鄰居阿伯打了招呼，對方一陣恍惚後才認出他：「你是阿仁喔，就是那個抱來的嘛！」所幸，阿仁這時早已得知自己的真實身分。
發現真相那天，阿仁剛好人在外地出差，他先打了一通電話回家問明珠：「媽，我查到那張出生證明是假的，妳老實跟我說，我到底是不是你們親生的？」當下明珠先是錯愕，後痛罵他不孝。幾個小時後，換成焦躁躺在旅館床上的阿仁接起明珠來電，媽媽此時才向兒子告解。
出生證明不符合夫妻居住地、血型可能無法相容、缺乏幼時的文字或影像證據，甚至隱約感到被歧視，阿仁用26年找出生活充斥種種不協調的原因。
「過去很多收養兒童都是靠這些細節，抽絲剝繭接近真相。大人常自以為瞞得很好，其實孩子們都記在腦袋裡。」
兒福聯盟執行長白麗芳從事兒少服務近30年，看遍各種家庭祕密，她說，過去太多父母以為「收養只是照顧一個沒有血緣的孩子」，忽略了這種親子關係的特殊性。
真相都藏在旁人態度或口裡，一不小心就是重傷
在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全面禁止私下收養」之前，全台有9成以上收養家庭都採私下收養*。如今，收養只能透過8間政府認證的機構辦理，社工會介入程序，替雙方家庭進行輔導與評估。白麗芳直言，過去尋求私下收養的父母常是自行決定隱瞞身世，並非為「兒童最佳利益」著想。
*全台有9成以上收養家庭都採私下收養：根據台北地方法院統計，1993至2001年間，國內收養家庭94.25%為私下收養。
白麗芳強調，身世告知會對收養人造成衝擊，甚至心靈創傷，許多從未接受收養培訓的家長，也在這過程中傷痕累累：
「大人或小孩都需要準備，我們不該讓孩子自己發現，或在別人口中得知。」
不像阿仁自己發現真相，兒福聯盟協助的另一位個案小雯（化名）從未懷疑過身世，卻同樣在26歲那年，被迫得知自己的收養身分。
當時小雯和家人參加喜宴，碰上一名將近20年不見的長輩，對方和小雯久違重逢，不斷稱讚她健康又懂事。但三杯黃湯下肚，長輩轉而語重心長地說，「父母對妳視如己出，妳一定要好好孝順他們。」
長輩醉醺醺的叮嚀，讓小雯實在摸不透他的話中之意，便直問：「你想要跟我說什麼？」對方一臉茫然，接著吐出這段震驚小雯，她至今仍能一字不漏複誦的話：「妳不是妳媽親生的，她沒跟你說過嗎？」
「我很慶幸自己知道這件事情，或許那是最好的時機，在我26歲，在我夠年輕接受、也夠成熟面對的這一年。」事發短短3天內，小雯瞞著父母向醫院、戶政事務所調閱文件，眼淚不停流。
過去26年的生活瀕臨瓦解，小雯瞬間失去了歸屬感；但她仍鼓起勇氣，手握證據，踏出下一步。小雯尋求衛福部社家署建置的「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協助，並由社工陪伴她，慢慢釐清混亂心情，認識尋親的可能風險，也從戶籍謄本中爬梳真相。
幸運的是，小雯是合法流程下的一般被收養人，並非販嬰受害者，因此迅速找出原生家庭資料。社工更代替小雯和原生家庭聯繫，成功讓雙方相認。
小雯將自身經驗寫成文章，收錄在該中心於2009年出版的《尋親故事手札》。她對這趟驚奇之旅的心得是：
「當我知道自己來自何方，我更知道該以什麼心態去面對撫養我長大的家庭。」
海外的被收養人：刻在童年潛意識的分離焦慮，和種族議題糾結成塊
相比國內被收養人因「告知身世」所苦，送往海外的個案則多面臨「種族認同」成長痛。《報導者》團隊日前專訪的尋親者郭．里斯（Kuo Reese）回憶，「小時候我常被同儕排擠，他們說我是香蕉，笑我像一顆Twinkie*。」因為這兩種食物，都是黃皮白餡。
*Twinkie：一種內餡為奶油的金黃色海綿蛋糕，是美國的國民零嘴。
郭．里斯現年42歲，名校醫學系畢業，還在培訓門檻極高的直升機救難隊任職；但這些成就，是她對慘澹青春的反抗。
郭．里斯成長的加州小鎮裡，只有她和另一名被收養的越南小孩來自亞洲，而且和大部分移民家庭不同，她無法隨長輩接觸原生文化。郭．里斯對華人習俗的認識，甚至「用筷子」的方法，都是白人養母瑪莉帶著她自學。
成年後，郭．里斯為求學移居大城市，總算接觸其他亞裔同胞，「但在他們眼裡，我仍不夠像亞洲人。」講不出任何亞洲語言，對節慶、食物、習俗也一竅不通。甚至有人對她說：
「什麼台灣人（Taiwanese）？妳就是中國人（Chinese）。」
郭．里斯曾在美國的民間DNA檢定機構申請採驗，「因為我要證明自己來自台灣，而不是其他地方。」結果顯示，她身上有漢人、南島語族的雙重血統，這讓郭．里斯放下心中大石，也更確信，總有一天要親自拜訪這座島嶼。
郭．里斯是1982年的跨海販嬰集團褚麗卿案中第一位被尋獲者，同一批嬰兒中，在1998年回台尋親的卡雅．萬德利（Kartya Wunderle）則是台灣史上首位在鎂光燈下召開記者會、更成功尋獲原生家庭的當事人。
卡雅在10歲左右浮現憂鬱傾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怨恨著生我、養我的兩對父母」。後來卡雅才得知，僅僅9個月大的她被送往澳洲前，曾交由2到3個不同的寄養家庭照顧：
「可能是不斷被轉手的過程，在我心裡埋下分離焦慮症的種子。」
澳洲幅員遼闊，若萬德利夫妻要去不同城市拜訪親友，通常得在外過夜，卡雅還記得：「明明他們只是離開幾天，我卻會忍不住去問姊姊和哥哥*，爸媽是不是在騙我們？我是不是又要被拋棄了？」
*姊姊和哥哥：萬德利一家有四個孩子，大姐是來自越南的戰爭孤兒，兩兄弟由萬德利夫妻親生，小妹就是卡雅。
憂鬱不斷加重，直到15歲，卡雅選擇逃家。「其實我常打電話回去，和媽媽大吵一架，我只是想聽到她的聲音，但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她外宿朋友家中，整天遊蕩街頭，甚至──透過毒品麻痺自己。
後來警方在臨檢時發現卡雅，把她送回家中進行勒戒。待情況平緩，卡雅的母親諾菈（Nola Wenderle）為她安排尋親之旅。最後透過台灣多家媒體、警政署刑事局、國際刑警組織等單位協助，卡雅成功和生母相認。
「如果我不能找到答案，我將選擇解脫。」這是卡雅15歲的日記內容，當時的她還不知道，2年後她將找到答案。17歲完成尋親，卡雅送給諾菈一封信：
「如果沒有你們支持，我不知道自己還會犯下什麼錯；但我知道，如果我沒有解開這些謎團，我早就不在這世上。」
為兒童最佳利益而生的當代收養制度，法律其實是為了規範大人
白麗芳親耳所聞，使用不同語言，互不認識的被收養人們，卻常用同一個詞彙形容失根之苦：
「心裡好像有一個填不滿的黑洞」。
「大人常覺得小嬰兒不會有記憶，但從醫學或社福角度來看，他們真的會記得那股被拋棄、被忽略的痛苦，嚴重影響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白麗芳強調，在法制尚未健全的年代裡，常見大人忽略了孩子的感受，進行違反「兒童最佳利益」的收出養。她形容：「就像把植物從A盆栽移到B盆栽，即使是植物都需要時間復原，要細心照顧，孩子當然也需要。」
阿仁、小雯、郭．里斯、卡雅，4段發生在不同年代的收養故事，見證台灣花上40年彌補兒少權益。白麗芳也經歷這段「非法到合法，私下收養到全面制度化」的過程，她說，那是一條和華人傳統價值抗衡的路。
受「血濃於水」觀念禁錮，華人常對收養抱持偏見；又因為「家醜不可外揚」作祟，許多被私下收養的個案，仍為身世所苦。
有些人知道原生父母的姓名，卻聯絡不上對方，也有人戶籍不明，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收養兒。時至今日，「傳宗接代」的壓力仍造就憾事。2015年至2017年間，台灣有3起《刑法》買賣人口罪案例，雙方都以「假結婚、真買子*」進行。
*假結婚、真買子：這3起案件的過程類似，都由一名無法生育，但希望養子的夫妻先離婚；男方找到單身懷孕女性私下洽談「購嬰費」，接著兩人結婚，讓男子和孩子成為法定的「認養」親子後，再和該生母離婚，取得孩子監護權。
「收出養應是保護兒童的最後一道防線，是雙方家庭做足決定後，不得不的最後選擇。」白麗芳表示，2011年修法宛如分水嶺，要求所有當事人都得留下資料，並長期接受社工訪談，讓收養兒不再因制度受害，「法律其實是為了規範大人。」
收出養築愛之路：社工評估、長期面談⋯⋯一項都不能少
今日台灣，面對有出養需求的家庭，各機構社工會先諮詢原因，盡量轉介醫療、教育、收入補貼等社福機制，並進行必要性評估，確認「真的得出養嗎？」若對方因故無法養育孩子，社工也會協助媒合原生父母屬意的收養家庭，並陪伴雙方完成法律程序。
至於收養家庭，則必須參與長期面談、團體培訓、資格審查等程序，全面確認養父母的「準備程度及狀態」，待一切就緒，才會讓收養家庭與孩子見面，進入「試行同住」評估，最後交由法官裁定收養許可。
當孩童完成收養，社工還要依法追蹤3年，「實際上幾乎是終生服務，」白麗芳解釋，「假設孩子出養時滿兩歲，過3年也才5歲，遠遠不到對自我認同、身世開始產生疑惑的年紀。」
追蹤期間，社工會居中維繫「三方關係」，向原生父母、較年長的孩子報告雙方近況，或替尚未完成「身世告知」的收養父母規劃如何開口。若進度順利，社工還會推薦養父母帶著孩子參加收養家庭聚會，認識有相同經驗的其他當事人。
這些服務不分國界，社工會通信聯絡海外家庭，盡力杜絕阿仁、小雯、郭、卡雅等人經歷過的痛。
曾有家長在剛開始接受服務時，忍不住抱怨程序太複雜，白麗芳強調：「為了孩子的權益，這是必要過程。」但社工被卡在三方之間，每個家庭的狀況各有千秋，他們常接應不暇。
白麗芳表示，即便已有制度，但每個家庭狀況複雜，收出養需要的不只是配對找合適的家庭，需要細緻地進行三方輔導的工作，政府得投入更多資源。
時代傷痕難完美癒合，至少讓它結痂
談完身世之謎，阿仁向明珠自嘲：「有沒有後悔買錯小孩？」童年陰影還需要時間擺脫，他自認30年來成就不上不下，未婚、無車，沒辦法為陳家光宗耀祖。
「好像有一點欸。」明珠接下阿仁的哏，流利開起黑色幽默，這是母子的奇特相處方式，從阿仁挖出身世那天起，兩人互動反而日漸溫暖，從青春期的劍拔弩張，長成了旁人無法理解的愛，「沒有成就也沒關係，你還是我的兒子。」
但感動過後，阿仁又忍不住抱怨，一滿30歲，明珠便開始對他和女友催婚，邊受訪邊對阿仁嚷嚷：「不用生小孩也沒關係，至少要有人依靠。」阿仁無奈表示，要讓老人家改變觀念，可能太難了點。
明珠還經常催促阿仁快去找生母，比阿仁自己更心急，直呼她很好奇，阿仁的生母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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