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之前、訴說之後──迎向集體創傷、清創與修復的時代

今年6月初開始在台灣Facebook社群中，無數的性侵犯與性騷擾事件從政黨、職場、校園、娛樂、藝文領域的黑暗角落被陸續揭露，進到主流大眾的視野，猶如一場大規模的集體創傷，人們彷彿一夕之間發覺表面光鮮亮麗、道貌岸然的背後，對他人身體界線的試探與侵犯，長期被整個社會默許與忽視。
2017年起，這波譴責性侵犯、性騷擾行為的全球性別運動從美國興起以來，許多關心此議題者問道「為什麼台灣沒有#MeToo？」在如今台灣終於迎來遲到的#MeToo，並持續延燒的此刻，我們嘗試回到這場運動之前人們的經驗，並探究周遭為何沉默、又有什麼微小的力量在2023年前就慢慢累積？而這場運動又該走向何方？

「就像是永久被壓下來的一個咒語，我們早就沒有寄望這件事會有結果。」

在6月初台灣#MeToo風潮開始逐漸擴散以前，蕪安（化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20年來糾纏她的一段年輕時代的暗影，能夠有浮現大眾視野的一天。

一則300字不到的Facebook貼文，敘述關於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與女學生之間的傳聞，與她的記憶裡的細節疊合：山上研究室、提醒女同學小心、站不出來的受害者、旁觀者無盡的自責與無力感⋯⋯。

那幾乎就是當年大學同學親口向蕪安吐露的遭遇：「跟那個（Facebook貼文）場景描述一模一樣，天黑了以後整棟樓都沒有人，在只有兩人的研究室裡面⋯⋯」當事人冷靜地像是說著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初次聽聞此事的同學們難以置信 ，「落差太大，如果我們不了解這個同學，根本不會相信。」

他們是陳芳明剛來到政大開啟台灣文學課堂的首屆學生，陳當時是最耀眼的學術明星，海外黑名單的被迫害經歷、對現實的關懷以及講課風采，在保守的校園中，猶如平地一聲雷，深受學生愛戴，每週五的課堂盛況空前，教室甚至擠滿了大批前來旁聽的社會人士。

試探與逾越身體界線，「不是完美受害者」隱形的傷口

「她說所有可能性都想過，沒有用，跟我們講的時候已經消化了很久，就只是抒發而已，其實並不希望我們做任何事情。」

蕪安説，當事人剛開始向信任的學姊與師長求助時，碰到的就是一連串質疑（「妳覺得老師為什麼要這樣？某某人沒有比較漂亮嗎？會不會妳有暗示什麼？」）與軟釘子（「可不可以去包容、理解、原諒老師？然後自己小心一點」）。

「在我們文化裡，拒絕非常失禮，更不用說強烈的反抗，而對方又是自己的老闆或老師。」蕪安說出長久以來，各領域權力關係不對等下，在文化與社會框架中，悖離「完美被害者」難以啟齒的幽微經驗：

「不像性侵或暴力，沒有留下傷口，但最可怕是，一長串的試探過程：今天拍妳的手沒有躲，拍拍肩膀，也不躲 ，偶爾抱一下，妳也不躲，那能不能再往下？一直在往下試探，降低戒心。當事人可能還在想，是不是誤會什麼？甚至自我質疑。身體界線的感受本來就沒有明確標準，當下感到不舒服，如果沒有強烈反抗，她好像感到自己也有責任。」

畢業後，當事同學像逃難般遠走他鄉，徹底遠離原本認真耕耘的一切，到國外重新開始另一段人生。

即便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同學的經驗像看不見的傷口，長久刻在蕪安心裡，難以癒合：

「這麼多年來，這是很痛苦的一個結，沒有辦法處理，甚至談它都覺得很痛苦。對我們來說，他是這麼有意義的一位老師，卻做了這麼恐怖的事情，我們有一種很分裂、集體被背叛的感覺。」

當事者全面噤聲的狀態下，這些年來擔任教育工作的蕪安，持續以微弱的個人力量訴說，讓多一個人知道真相。每當她遇到中學國文老師，總會特別告知，課本中選錄的那位作家，曾經在校園裡對女學生做的事，提醒他們，不要別過頭去看見真實的暗影。（註：陳芳明案目前已由政大性平會調查處理中。）

「前#MeToo」時刻的伏流與失敗

2023年的台灣，#MeToo運動終於衝破沉默的高牆，一個接一個受害者的字字血淚，從政黨、職場、校園、娛樂、藝文場域的幽暗之處振聾發聵，進到主流大眾的視野，使人們彷彿一夕之間發覺那光鮮亮麗、道貌岸然的表象後面，無數的性侵犯與性騷擾事件恣意橫流。

諸多受害者所揭露的一切，將我們所身處社會畫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上面是體制中號稱亞洲最進步的性別平等法案（性平三法*），回到現實，對他人身體界線的試探與侵犯，卻幾乎被整個社會默許與忽視。

*性平三法：2002年通過的《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改稱《性別工作平等法》）、2004年的《性別教育平等法》、2005年的《性騷擾防治法》。詳見：〈#MeToo照妖鏡：職場性騷擾申訴機制顢頇失靈，跛腳性平三法怎麼修？〉

在大眾還沒準備好聆聽之前，訴說的意志已如暗潮，一波波浪拍打上岸際。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中，只發出空蕩的回音。

作家吳曉樂親身見證並加入這股「前#MeToo」浪潮。

「2016年我碰到了那件事後，剛好有位朋友在美國，說那邊有一個叫做#MeToo的社群運動，我們就想說在台灣是不是也應該做一點什麼。」她口中的「那件事」，是今年6月初受害者證言首次萌發之際，才在《人選之人》編劇簡莉穎揭露自身性騷擾經驗的鼓舞下，多後終於在Facebook公開「傷害相對小」的事件──被當時任職《端傳媒》評論主編的曾柏文邀約上車，在私密空間裡的語言試探。

儘管已出版一本廣受好評的小說，然而身為剛出道、除了腦海中的故事無可憑恃的年輕作家，面對掌握策劃與邀稿決定權的媒體主管，考量未來職涯機會與話語權的不對等種種因素，這個經驗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無法訴說也無處安放。

「那時候我試圖在同理他（曾柏文）像是一個低潮的人，可能很疲倦然後做了不太對的表態，你的腦袋會斷掉，想要建立一條線，連結他的公共形象，會覺得你的經驗一定是出錯了，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所以那時候我就把這件事情放在心裡，也不太敢跟別人講，因為我很害怕一旦跟別人講，別人會覺得我是不是哪裡也有問題 ，怎麼會跟一個男生晚上11點在車上聊了一個多小時？」

吳曉樂說出無論情節輕重程度，在權勢不對等關係下的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普遍都會經歷的錯愕─合理化─自我懷疑─噤聲過程。

直到有更多周邊的朋友，不約而同遭受類似經驗，他們於是決定在Facebook成立「如果你也聽說」粉絲專頁，在連地球另一端的美國#MeToo正在混沌不明的摸索階段，就嘗試讓這些經驗現身在公共平台中。

「結果完全大失敗！」吳曉樂說，當時整個社會與當事者都還沒準備好訴說與聆聽，反挫排山倒海而來，包括冤枉無辜者疑慮、不具諮商專業背景、如何承接受害者的質疑等等，這個可謂台灣首次回應#MeToo的行動戛然而止，折衷後轉型成「性暴力小學堂」，以資訊性的知識內容，面對性騷擾／性侵害中隱微的禁忌經驗。

除此之外，2019年吳曉樂還在網路中從自己的日常經驗出發（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睡著，一名男人的手拿起她的頭髮嗅聞），蒐集在種種生活場合中──從家庭、校園、職場，從公共到私人空間「身為女性，在社會中的不愉快」。她將短短幾天獲得的數百則留言，整理為共筆的雲端文件檔案，網友留下的真實心聲，至今超過200頁。

我們隨時隨地都活在被侵犯的恐懼，甚至被侵犯還要被檢視「有沒有引人犯罪的理由」，更糟的是被侵犯的人還可能會被評論「長得這樣誰要摸啊」等等言論，女人成長之路真的一點都不容易！（Eliza Yeh）

「我覺得2023年不能夠說是（#MeToo）大爆發，因為其實已經有很多次小小的累積，就像地震一樣，可以持續感應到的東西，」吳曉樂強調，除了她在社群媒體共同參與或自發的行動，2021年藝人「雞排妹」鄭家純策展的【38號樹洞】性騷／性侵真人故事信件展覽，也是如今受害者現身之前，隱藏在風平浪靜下的洶湧伏流之一。

為何台灣社會長期將傷害掩蓋

「為什麼台灣沒有#MeToo？」

對於在此之前投注極大心力思考與實踐女性主體經驗的吳曉樂而言，這個問題縈繞不去。

「那時候想了很久，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性犯罪或者是性暴力絕對不會比較少，那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受害者）出來？我個人的理解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重感情的社會，很多時候我們會把傷害搓成別的東西──某一種大家吞得下去的東西，譬如說『他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啦』、『他只是那時候情緒不好』 ⋯⋯我們是一個很鄉愿的社會。」

吳曉樂直言，自己當年遇到的不舒服經驗後，安靜許多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考量對方有家庭有小孩，「大家都不講，所以這一切就累積成今天這麽長一串，這是台灣社會的特殊現象。」

同樣的問題，從2020年時，也困擾著長年關注性別議題的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曉丹：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造成「2017年以降，台灣於這波譴責性侵犯、性騷擾行為全球性別運動中消音沉寂的現象」。

「我們快速從威權轉型到民主時代，威權時代極權者決定一切，在民主時代的正當性來自專業界線，用法律與制度節制行使權力的方式，可是整體社會對於權力的正當性範圍沒有明確意識，職場性騷擾、權勢性侵都是逾越專業界線，有權者用權力達成想做的事，大家也沒有意識到權力／身體的界線，瀰漫著『大局為重』文化，崇尚表面的理想形象，所以《人選之人》著名對白『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成為一個重要破口，讓受害者有力量說出那些長久以來沒有被看到傷害。」

王曉丹形容，台灣這波遲來的#MeToo運動，猶如對於瀰漫整個社會的「假掰文化」的一記重擊。

從真理控訴到文化控訴

近年來常擔任公部門性平委員的王曉丹，在第一線的觀察中也看到，即便擁有進步的法制規範，性平議題仍困在形式主義的窠臼中，離整體文化的改變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有時參加性平會議很無奈，許多單位只看好操作、好評鑑的硬體或量化數字，例如廁所的男女比例，『性別主流化』往往淪為口號。」

「我們只在定義行為，卻非常欠缺理論的討論。性在我們的社會是很難在公共領域展演的事情。我有guts（膽量）介入別人身體的界線，表示我有權力，不只是滿足情慾，更是一種權力操演，把被侵害的人變成一個『性客體』，練習到順暢，即使別人知道，也不敢反抗，受害者只能不知所措，受傷也不敢講，」王曉丹表示。

上世紀1990年代經歷一波婦女團體反性騷擾運動後，陸續立下的諸多性平法律，雖然很大程度從國家的角度宣示以及介入隱密的性別侵害事件*，在以法律定義性犯罪的同時，卻排除許多更複雜幽微的經驗：

*介入隱密的性別侵害事件：王曉丹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兩部較有進展的性平法律，前者對應校園，全面要求設立性平會與通報機制，後者則在警政體系中網絡建置網絡，有行政院層級的家庭暴力協調會報等，兩者共通點是都由上至下建立出一套標準作業流程。

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相形之下卻成效有限，前兩者對應到司法單位，司法的被動性皆無法積極處理特殊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而台灣缺乏美國聯邦層級的單位能介入私人公司的性平事件，也使得性工法難以真正影響與改變既有的組織文化。

「法律可做一些事，同時也篩選掉更多經驗，法律需要證據、無罪推定、有一定程序，一旦你的事實無法成為事證，或是你的事證無法進入程序，真實就沒有辦法被司法呈現，失去正當性，這個經驗更難啟齒。」

王曉丹觀察，目前台灣的#ＭeToo屬於善惡對立的「真理控訴」──指出某個做出壞事的惡人，以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而下一個階段，需要進展到更深入層次的「文化控訴」，使整個社會意識到，最終目標是要反對其背後的權力結構，以及把他人當成性客體的文化。

#MeToo填補的空缺

吳曉樂從6月初揭露自己的經驗後，信箱每天湧入讀者私訊，向她吐露從輕微性騷擾到家內性侵的各種#MeToo遭遇，並尋求建議與協助管道。在繁重工作與身心壓力下，每晚應接不暇的訊息，使她多次動念要「撤」，然而看到許許多多因為階級與資訊落差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呼求，有法律系背景的她仍然撐著，充當接線生，為不同情境的網友提供轉介管道。

「用一個很有年代的說法──我很像是『Yahoo奇摩知識+』。這些工作，應該是由國家來告訴大家怎麼辦，悲哀的是，可能政府也不曉得這是什麼。沒有一個中心或專線，能夠提供受害者指引，從學校、職場、親密關係、家內性侵等狀況該怎麼辦。現在像是一個醫院突然要迎接大量傷患，可是連最基本的檢傷機制都還沒有，」吳曉樂說。

這也是現階段#MeToo之火之所以大規模延燒不止的關鍵，它填補了從社福到醫療，從司法到警政等維繫社會安全運作的天秤中，巨大的空缺。不斷疊加的受害者聲音匯流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洪流，控訴著人世間律法無能、體制也束手無策的罪行。

「我覺得很難過的是，來找我的這些年輕人，為什麼身邊沒有人可以講？我會問他們，我這麼遠，要不要去找身邊的人？他們說已經講過了，旁邊的人可能給一個很打擊的答案，有些時候就是家人，說你怎麼那麼的傻、那麼的蠢⋯⋯。會發現在跳出來說之前，都不知該如何去定義這些事情，整個機制並沒有去容納這樣子的人。」

面對清創與新生的艱難過程

14歲的時候，吳曉樂在台中出過一場嚴重車禍，將近3個月不良於行，在醫院清創的過程使她終生難忘，甚至比被車撞的當下還要痛。現階段#MeToo的過程，對她而言就是受傷後，要面對的清創劇痛。

「護士拿著大棉花棒狂刷混雜著血與泥沙的傷口，我媽在旁邊看我痛到已經快昏迷了，說不要這樣，護士說不行，現在不如此，一旦傷口開始癒合，沒清乾淨的髒東西被包進體內，以後更麻煩。現在我們就在這個狀態啊！（性侵害之後）說出來的二度傷害，包括社會的不諒解與疑惑：『為什麼當下不講』、『為什麼不反抗』 或者『是不是圖什麼』 ⋯⋯台灣社會是一個很會逃避痛苦的社會，我們很容易為了不想要承擔痛苦，然後導致日後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憑藉個人力量，承接還不敢或不知如何訴說自身經驗網友的同時，吳曉樂彷彿重新經歷了一遍十幾年前車禍後，傷口長出新生皮膚的過程：

「要經歷長出新的皮膚的過程才是困難的， 不只包括受害者，其實加害者身邊也要有人，因為不管再怎麼樣，他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我們不可能永遠把這些加害者排除在我們的社會之外。 」

期盼司法正義外的修復可能

對於台灣#MeToo運動中首位提出刑事告訴*的李元鈞而言，寄望司法伸張正義、讓行為人負上應有責任之外，還能搭起修復橋梁，給予加害者「更生」機會，也是他所在意的：

*提出刑事告訴：李元鈞以「強制性交未遂」對王丹提告，王丹雖是無國籍人士，但此案件符合《刑法》第7條及第8條的要件，即：犯罪行為的懲處最低刑度為3年以上、事發案件在當地亦屬違法、兩造有其中一方是中華民國國民，那麼當事人就可以在台灣的法院提告。

不確定性在於，檢察官若判定犯罪情節不及「性交未遂」的程度，而屬於「猥褻」的話，就可能因超過追訴期而不受理

「讓受害人被療癒之外，讓加害人也有機會反省，這個社會可以讓他繼續活動，不是永遠就社會性死亡。」

就像他將事件說出口得到新生。

今年6月2日自我揭露9年前遭知名八九民運人士王丹性侵未遂，其後開記者會、至地檢署提告。傷口積鬱已久，更早前，李元鈞也想過對大眾訴說，時局卻難。2014年太陽花運動剛結束，王丹在任清大教師期間和學生走得近，李元鈞坦言，「我不可能一回來直接說，這個人在美國想強暴我，那時候的氛圍根本不可能，也快接近大選。如果那時候說，會被弄到爆炸，輿論壓力下一定是我最弱勢。」

更令他有苦難言的是政治圈的特殊性。

「政治工作這麼敏感，如果知道你會記錄、告發，大家會對你打上問號，」曾任議員助理的他說，政治圈沒有祕密，性騷擾吹哨者不像一般企業能低調處理，若想保全組織形象，就得忍下來。李元鈞解釋，其他圈子人才流動相對快，「可是政治文化這種東西是累積起來的，新陳代謝沒有那麼快，累積下來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大局』，大家會盡力維持住、不讓它崩塌。」但這波浪潮讓他看見發聲有被善待的可能性。

同時，他也憂心台灣#MeToo會步上歐美社會的後塵：

「我很擔心互信基礎會瓦解，大家對受害人的信任程度會降低，那對真正受害的人來說，是另外一次的傷害。再來就是加害人，可能會找到另一個群體，建立另一套論述，去捍衛自己的正當性。」

從王丹案看來，海外華人社運圈已造成新一波分裂跡象──年輕的「白紙世代」要求正視性壓迫，和王丹同輩的「八九世代」，則看重中國民權運動的存續和發展，言論對抗已在Twitter延燒。這些效應是李元鈞始料未及的，但他無意否認王丹對民主運動的貢獻，也不希望「取消文化」造成更大對立。

李元鈞一再強調，大眾別拿他當標準來要求其他受害者，「我很怕大家覺得受害者就是要恢復成這樣。好像你都說了，就應該要走出陰影、要好起來，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一輩子的陰影。我可以這樣說，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這樣說，希望大家能溫柔地對待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