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忘卻：武漢封城五周年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年底、2020年初，中國武漢的疾控部門零星報告了幾十起神秘的肺炎病例。很快，中國的科學家們就發現神秘肺炎是由一種全新的冠狀病毒引起。

但是當時，沒有人預料到這種病毒會掀起一場持續數年的全球性大疫情。中國當局一開始表示，武漢的疫情“可防可控”，但是短短幾天後，武漢市衛健委就不得不承認“發現人傳人的證據”。到了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正式“封城”，一天後，人口5000余萬的整個湖北省也進入為期兩個多月的疫情封控狀態。

病毒從哪裡來？

後來，疫情從中國逐漸擴散到了全球各地，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斷增加。許多國家也紛紛出台了嚴厲程度不一的封控措施，反反復復長達三年。新冠病毒對全球經濟乃至政治的深遠影響，更是持續至今。然而，這種病毒究竟從何而來，卻依然難有定論。

有一種理論認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從中國的某一個實驗室洩露出來的，甚至不排除人為故意制造洩露事故的可能性。就在去年12月，美國國會眾議院也發布報告，對這一理論表示支持。

曾經參加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專家小組的德國流行病學家雷恩德爾茨(Fabian Leendertz)教授在接受德廣聯中國播客節目Welt.Macht.China專訪時表示，從科學的角度而言，新冠病毒源自實驗室洩露的可能性很低，大多數溯源研究都指向了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上買賣的野生動物。

雷恩德爾茨指出，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上多個攤位的環境樣本都顯示，新冠病毒在那裡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地點，而且，該市場“長期都在交易那些容易成為人畜共患疾病中間宿主的典型動物”，這兩點都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強烈證據。他認為，在包括武漢在內的廣義上的華南地區，有許多養殖貂、狸等典型中間宿主動物的大型養殖場，“這些動物以極高的密度被關在籠子裡，但是往往並沒有很好地與外界隔絕。也就是說，蝙蝠等野生動物能夠接觸到這些養殖場內的動物，蝙蝠眾所周知是許多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養殖場內的動物糞便甚至動物屍體吸引來了大量蒼蠅，大量昆蟲又吸引來了大量蝙蝠。所以這條傳播鏈的可能性不小。”

至於美國國會支持實驗室洩露假說，雷恩德爾茨認為這不過是“出於政治動機”，因為所謂“實驗室修改痕跡”在許多天然變異的冠狀病毒中也能找到。這位長年研究人畜共患疾病的德國流行病學家警告說，出於政治動機的實驗室洩露假說會讓公眾忽視真正的風險：人類在面對自然時的不負責任行為，其中包括大規模養殖動物。“可惜的是，圍繞華南地區大型養殖場的系統性調查始終沒能推進下去，所以我們也無從開展冠狀病毒究竟是怎樣從蝙蝠宿主一步步變異到適應人類宿主的。”

中國方面不願共享數據

中國方面在疫情爆發後，與國際學術界共享冠狀病毒研究數據的意願急劇降低。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上的2020年早期新冠病毒環境樣本數據，最初是由中國疾控中心的科學家在2023年上傳共享的。然後，來自加拿大、法國等國的20余名科學家從中發現，樣本中出現了貂、狸等野生動物基因與新冠病毒基因融合的跡象，這意味著市場上交易的典型中間宿主動物很可能感染過新冠病毒。這支國際學者團隊隨後聯系了中國疾控中心，結果後者在兩天後匆忙從數據庫中刪除了數據、取消了共享。

德國科學家雷恩德爾茨認為，中國官方機構匆忙刪除數據，很有可能是出於面子因素。“中國的野生動物養殖、野生動物交易問題早在20年前的SARS疫情時就被警告過，蘊藏著巨大的人畜共患疫情風險。我猜測，中國方面不希望這樣的事情被公開報道。”

世衛組織在2021年之後再也沒能派遣後續病毒溯源調查團前往中國，總干事譚德賽也已多次批評中國的做法不夠公開透明。相反，北京當局在屢屢暗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於美國。就在12月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駁斥美國國會眾議院支持實驗室洩露假說之報告時說，美國方面應該先公布其自己的早期病例數據，並就美軍德特裡克堡基地的情況給出一個負責任的解釋。

位於美國馬裡蘭州的德特裡克堡基地被一些中國親官方媒體猜測為新冠病毒源頭，許多中國民眾也選擇相信病毒是從美軍實驗室洩露的說法。

清零政策的是是非非

許多中國民眾還相信，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體都是正確的。在北京街頭，一名33歲男子對德廣聯中國播客Welt.Macht.China表示，相比國外，中國實施了更嚴格的疫情防控，因此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感染人數不像國外那麼多，病毒也沒有像國外那樣流行得那麼快。”

中國當局的嚴厲封控措施並不局限於疫情早期的湖北以及武漢。在之後的近三年時間裡，“清零政策”讓全國眾多城鎮陷入封控、隔離，其中，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在2022年春天連續封城兩個月，更是嚴重擾亂了全球產業鏈，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歐美國家對華“去風險”乃至“脫鉤”的進程。

香港大學病毒學教授金東雁在接受德廣聯中國播客Welt.Macht.China專訪時指出，在疫情早期，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較高，且當時還沒有疫苗上市，因此嚴格的封控措施確實起到了壓制傳播速度、拯救生命的效果。但是到了後期，“清零政策卻是完全錯誤的，中國方面過久地堅持了該政策。”金東雁認為，疫情後期依然執行“清零政策”的中國，其經濟、社會等眾多領域都受到了長期損害，“有些副作用至今仍能感受得到。”

而2022年底中國突然放棄“清零政策”的做法，也為金東雁所批評。他認為，拘泥於“清零政策”的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為放開管控做好准備，並沒有為逐步退出“清零政策”做好分階段預案，以至於全國各地在放松防疫措施後都出現了藥物不足、快速抗原試劑不足、醫療資源擠兌的現象。

疫苗接種戰略的錯誤

此外，在放松防疫管控時，中國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也依然偏低。金東雁說：“中國政府的疫苗接種戰略存在錯誤，他們沒有先給老年人打疫苗。”

2021年，中國和西方國家不同，選擇先給中青年人群接種疫苗，以便他們能夠正常出門工作、保障經濟運行。金東雁指出，中國當局的想法顯然是：“老年人反正都會待在家裡，不用出門。”但是這一戰略的後果就是到了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變種出現時，依然有許多高危人群沒有接種，因為一開始沒有被接種疫苗的老年人會認為“疫苗就只適合給年輕人打”。

2022年底，防疫措施突然放松後，全中國估計有150萬人因新冠疫情喪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不過，中國政府至今也沒有公布精確數據。

2025年1月23日前後，中國國內媒體也幾乎沒有對整整五年前開始的大規模疫情管控措施進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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