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黃仁勳酸「自以為上帝」！OpenAI 叛將阿莫迪，如何成為改寫 AI 規則的「超級領跑者」？
誰會成為第一家上市的大型 AI 模型開發商？過去眾人看好的 OpenAI，迎來強勁對手，由 7 名「OpenAI 叛將」創立的公司 Anthropic。
開發 Claude 的 Anthropic 推出 Claude Code 後，年化營收爆發成長，從 2025 年底的 90 億美元，到今年 4 月已突破 300 億美元。不僅如此，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Anthropic 今年第 2 季營收將達 109 億美元，預計有 5.59 億美元營業利潤，將迎來首個獲利季度。若如期達標，Anthropic 會是第一個實現單季盈利的 AI 模型開發公司。
近期，他們更搶在 OpenAI 之前，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 IPO 申請文件。
Anthropic 是誰？為何他們能後發先至？這家公司的崛起，與其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的老派作風密不可分。
最想讓 AI 跑更快的人，為何成了派對裡的掃興者？
當整個矽谷，包含阿莫迪的老東家 OpenAI 都在都在拚技術迭代的速度、搶攻市占時，阿莫迪談的卻是「安全」。彷彿這場AI的狂歡派對裡，只有他一個人在掃興。
但阿莫迪其實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技術加速前進，「當有人說，『這傢伙是個末日悲觀者（doomer），他想拖慢速度』時，我真的會很生氣。」他表示，自己談風險、示警，「正是為了讓我們不必放慢腳步，我太清楚這當中的利害，它能帶來什麼、能拯救多少生命，這些我都親眼見證過。」
2006 年，阿莫迪的父親因罕見疾病過世（編按：在各採訪中，阿莫迪未透露具體病名）；然而就在那之後短短幾年內，該疾病的治癒率便從 50% 增至 95%。只差幾年，結局或許全然不同，這個事實，讓他切身體會到科學進展的快慢，足以決定生死。
喪父之痛促使阿莫迪轉往生物學與計算神經科學領域發展，他在過程中意識到人類的能力有限。深信 AI 是唯一能跨越這道鴻溝、加速解開真實世界難題的鑰匙，阿莫迪最終投入 AI 領域。
他在 OpenAI 擔任研究副總裁時，主導 GPT-2 和 GPT-3 的開發，擴展定律的應用（Scaling Laws），意即增加模型參數量、訓練資料規模與算力，AI 的智能與效能便會以可預期的方式穩定提升，讓他看見 AI 能力的強大。與此同時，他也察覺，若在缺乏足夠安全措施與治理架構的情況下大規模部署，可能帶來難以預測的風險。
但是對當時在矽谷的公司而言，搶占市場才是第一要務，為了盡快推出新產品，安全往往被擺到最後。
阿莫迪認為，在這樣的環境裡，即使某家公司贏得市占，也可能打造出不安全的 AI，最終讓全人類淪為輸家。正是這樣的想法分歧，讓他與其他 OpenAI 核心研發人員遞出辭呈，出走創立了 Anthropic。
把「讓人放心」做到極致，也是一種競爭力
秉持這樣的理念，他把安全刻進 Anthropic 的 DNA。他們為 AI 建立一套自我裁量的價值體系，稱為「憲法 AI」（Constitutional AI），讓模型在訓練過程中主動自我糾錯、過濾偏見與危險內容；公司甚至延攬哲學家加入，協助塑造 Claude 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
阿莫迪並讓 Anthropic 共同創辦人克里斯．歐拉（ Chris Olah）帶領團隊花 3～4 年研究如何看透 AI 決策的黑箱，他們要把AI怎麼思考、做決策的邏輯摸透，才能界定出安全邊界。
為什麼偏偏挑這些事來做？這和阿莫迪的物理背景有關，他習慣「不把事情搞得太複雜」。他認為愈簡單的概念，愈是關鍵的槓桿，能夠迸出驚人的爆發力。
憲法 AI、機制可解釋性（透視 AI 模型內部，理解它們為什麼做出特定決定）概念本身都很簡單，他們要做的，就是穩紮穩打地執行，「軟體工程上是這樣，安全與倫理、機制可解釋性，還有我們的憲法 AI 方法也一樣，都是極其簡單的概念，我們只是盡可能地把它推到極致。」阿莫迪說。
不只在場內競爭，還在場外定義競賽規則
另一個原因，在於阿莫迪想改寫規則。Anthropic 採取「逐頂競爭（race to the top）」策略，營造良性競爭的環境。他認為，只要 Anthropic 樹立夠高的安全典範，「其他公司要嘛受到啟發，要嘛就是被自己的員工或公眾輿論『霸凌（bullied）』著跟進」。
最鮮明的例子，是把看透 AI 決策黑箱的研究成果公開。阿莫迪坦言，這項任務毫無商業應用價值，公開之後甚至某種程度上削減了 Anthropic 的競爭優勢，「但這對整個系統是好事」。
他們也率先制定「負責任擴展政策（RSP，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這套治理框架讓公司在持續擴展 AI 能力的同時，預測並緩解可能引發的災難性風險。消息一出，Google、OpenAI、微軟（Microsoft）等公司也相繼跟進，制定類似的框架。
阿莫迪要的不是打敗對手，而是建立一個機制，讓對手「不得不變好」。換言之，Anthropic 不只在場內競爭，更在場外定義競賽的規則。
最終，安全成為 Anthropic 的形象，也是他們的成長引擎。因為它切中企業部署 AI 時最核心的顧慮，進而打開金融、醫療等「不敢隨便冒險」的超級客戶大門。
如今 Anthropic 約 8 成營收來自企業，在企業市場的市占也反超 OpenAI。根據《財星》（Fortune）報導，匯豐銀行一份報告顯示，若從企業的 AI 總支出來看，Anthropic 的市占有4成，超過 OpenAI 的 29%。
用「論文式領導」，讓員工看見決策的全貌
當矽谷的管理文化崇尚快速決策，阿莫迪反其道而行，用學術辯論的方式管理公司，這和他在商業競爭上，選擇「寧可放慢速度，也要把安全做到極致」是同一個性格。
阿莫迪對外強調安全、透明，對內用同樣的邏輯管理，讓員工看見決策的全貌。他特別喜歡用「論文」跟部屬溝通，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他習慣在通訊軟體 Slack 上發長文。內部的技術人員提到，阿莫迪會定期發表論述嚴謹的長文，「接著 Slack 上就會出現論文級別的大辯論。」
「每當我們討論不同的議題，他都會列出利弊、闡述自己的想法，讓你明白為什麼某件事會引發張力，或為何涉及道德困境，」該名技術人員表示，員工也可以直接提出質疑，而對於員工的長文回應，阿莫迪也會一一回覆。
這套做法讓員工得以看到執行長重大決策背後的完整思路，能清楚掌握阿莫迪的思考方式。這樣的公司文化，能留住並吸引那些真正在意 AI 安全的頂尖研究者，而這批人正是 Anthropic 技術競爭力的核心關鍵。
跳槽到 Anthropic 的前 DeepMind 研究科學家尼古拉斯．卡利尼（Nicholas Carlini）就曾提到，Anthropic 同樣在意他所關心的安全議題，並且會讓他專注於這些工作。
對此，學者看法不一。英國倫敦城市聖喬治大學組織行為學教授安德烈．史派瑟（André Spicer）認為，「論文式領導」能迫使領導者與員工進行更縝密的深思，但也可能導致「分析癱瘓」（analysis paralysis），正是指向那些團隊因過度思考、蒐集過多資訊或追求完美，導致遲遲無法做出決策或採取行動的狀態。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葛雷絲．羅丹（Grace Lordan）則持較正面的看法，認為這種做法讓決策過程透明、有跡可循。
而阿莫迪的書寫，不只是內部溝通工具。2026 年 1 月，他在網站上發表了近 2 萬字長文《科技的青春期（暫譯）》（The Adolescence of Technology）。他認為 AI 的能力呈指數型增長，但社會監管與倫理框架是線性發展甚至停滯的。因此，他認為有 25% 的機率，AI 會導致人類滅絕或引發災難性的文明崩潰。
這番示警，是他一貫立場的延伸，因為清楚 AI 的力量，才更堅持要安全地往前。只是這樣高調談風險，並非人人買單。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在一次訪談中，批評部分科技業高層散播 AI 存亡威脅論，毫無根據而且有害，「他們成為執行長，就覺得自己是上帝，什麼都知道」。
身處矽谷，阿莫迪的老派作風顯得格格不入，把每個決策寫成長文反覆辯論、花時間做沒有太大商業價值的研究、把可靠看得比搶快重要。這樣的他，卻搶下市場。
阿莫迪示範了另一種致勝邏輯，成功的關鍵不在跟上主流、擠進最熱鬧的賽道。有時更值得的，是敢於投入那些短期看不到回報、別人卻不願意碰的事。放對了地方，它就成了別人追不上的護城河。
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YouTube(1)、YouTube(2)、YouTube(3)、Big Technology、Business Insider
核稿編輯：陳書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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