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烏龍檔案：隱藏在國安機密裁判案卷中的調查員違法取供

沒了自白就無法辦案了嗎？

據媒體報導，軍情局前局長劉德良日前撰文示警，近期國安局公布159件共諜案，顯示中共對台滲透已無孔不入，他建議，應修法加重共諜刑責，叛國不能輕判，司法院應對法官系統強化國安保防教育，避免審判上再出現「重貪腐，輕叛國」現象；另外，劉德良也呼籲，社會與媒體應給予國安單位更多支持。

對於劉前局長的示警與憂心，筆者頗有同感，近幾年來的國安案件的論罪量刑的確有偏輕傾向，無罪案例也不少。不過，依長年觀察審判所見，筆者要提醒主管國安案件偵蒐的檢調機關：要強而有力且有效的打擊共諜案，在關注重刑重罰之餘，要特別注意「訊問技巧」，切勿走偏鋒，假「曉諭」、「告誡」、「勸導」之名，卻行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恐嚇、疲勞詢問…等違法取供之實，更勿過度倚重供述證據（自首或自白），精緻化的提昇非供述證據之偵蒐能力，才是不可或缺且不可輕忽的必要條件。

為什麼筆者要特別如此強調呢？因為，審判實務所見，調查員假「訊問技巧」之名，行「違法取供」之實的案例，自司法行政部（現法務部）前部長王任遠於50多年前痛斥：「調查局（員）太囂張了！」起，迄今，雖然爭議案例漸少，卻從未完全絕跡過！

筆者認為，依法不得公開、不上網的國安機密案件，是潛藏調查員違法取供的「淵藪」，沒有陽光，腐敗自然在幽暗處悄悄滋生。即使只有極少數的調查員心存國安案件是屬於高度機密案件，絕大部分之起訴書、判決書以及相關卷證資料根本就不得對外公開，不止違法取供偵蒐作為，潛藏於卷證之中，閱過案卷的檢察官、律師、法官即使知悉，也不敢對外透露，媒體記者即使約略知悉，想揭發批判，也難以著力，加上各級法院、檢察署，仍有法官、檢察官曲予優容掩飾，或恣意論證濫判，沉淪為調查員的違法取供「搽脂抺粉」（參見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5330號判決的嚴詞指摘），毫無人權保障意識可言，若再加上摘姦發伏的監督究責機制軟弱乏力，那麼，調查員肆無忌憚的違法取供、偵蒐作為，必然永無禁絕之日可言。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只是片面的強調重刑重罰國安案件，而不戒慎恐懼的提昇偵蒐品質，禁絕違法取供的「偷吃步」，極少部分「驕兵悍將」調查員勢必成為出柙猛虎，不止可能發生冤錯假之類侵害人權案，縱放共諜案也有可能，修重法、判重刑又有何用？難道為了檢肅匪諜「寧可錯殺，不可錯放」，沉淪為「現代錦衣衛」也在所不惜嗎？

以下，筆者擬回顧一下50多年前王任遠部長痛斥：「調查局（員）太囂張了！」的軼事，之後，先舉一件10年前的案例說明，正因調查員違法取供，導致案件陷入一再更審纏訟中，其中一名被告去年9月經高院更二審判無罪定讞，另一被告仍在高院更三審審判中；最後，再舉一件2個月前甫判無罪定讞案例，說明調查員違法取供的幽靈迄今猶存，其結果就是：8年來所有的檢調偵蒐作為及歷審審判，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在關注重刑重罰之餘，司法人員更要特別注意「訊問技巧」，切勿走偏鋒。（資料照片）

壹：王任遠慨嘆：「調查局（員）太囂張了！」

筆者於民國98年8間為最高法院前院長吳啟賓整理法界耆宿口述歷史，吳啟賓談到他於58年迄60年間擔任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承辦調查局移送案件時，曾嚴詞痛批調查員違法辦案態樣；於偵辦一件法官、調查員涉嫌集體貪瀆案時，因指揮不動辦案調查員，曾經層層陳報當時的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王任遠聞言痛斥：「調查局（員）太囂張了！我來跟沈之岳局長說！」。

就調查員違法取供部份，吳啟賓說了幾件刑求、疲勞訊問、脅迫案例。

例證1：吳啟賓說：「解送地檢署時，調查員會告誡被告，在檢察官複訊時不能翻供，否則即使檢察官沒有羈押釋放了，他們仍會再一次請被告到調查局或調查處、站訊問。」

例證2：吳啟賓說，有次複訊被告，被告說：「我整夜都沒睡，他們一直問，現在我血壓高，頭昏沈的」，吳啟賓說：「那你快點講實話，我會讓你快一點到看守所或回家睡。」，被告說：「我講實話，出去以後，還不是又被他們捉回去再吃一次苦！」，吳啟賓說：「他們不會知道你在我這裡講什麼話。」，被告說：「他們會在外面聽。」，吳啟賓立即走到偵查室打開門一看，果然調查員守在門口。

吳啟賓問調查員：「怎麼還沒回去？」，他們回說：「怕檢察官還需要我們幫忙。」，吳啟賓說：「你們把被告交給我，以後都是我的事了，給被告一個自由講話的空間，你們請回去吧！」，然後，吳啟賓交代法警不許任何人站在偵查門口。從此以後，凡是訊問調查局送來的關係人之前，吳啟賓都會告訴調查員回去，以後的事他會自已處理。

訪談時，吳啟賓慨嘆：「我不辦檢察業務已經30年以上了，希望調查局訊問人犯能夠人道化一點。」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回憶最高法院前院長吳啟賓提及的距今50年多前陳年往事，所要強調的是：吳啟賓所提及的以脅迫方式違法取供態樣，在近10年來的審判書中，依然偶有所見，並未完全絕跡，至於潛藏在國安軍機依法不上網、不公開偵審書類及卷證的案例中，究竟還有多少？筆者無法確知，也無從查考。

以下兩案例，第一件是偵審文書及卷證資料均不得上網、不得公開案例，第二件案例是全案均可公開上網的國安案件。

貳：前空軍葛姓上校、前空軍樓姓中校涉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案─起訴書、歷審判決書完全不上網、不公開，調查員脅迫、詐欺被告自白的勘驗錄音內容完全隱匿。

本案緣起於，中國解放軍軍官鎮小江（另案判罪確定）依據大陸中央軍委會設立相關部門人員指示，利用機會認識在軍中服役多年的退役劉姓軍官及民間人士等人，並加以拉攏，進而該識葛上校及樓中校。

葛上校與樓中校被訴事實大略是：99年2月間，葛上將經手的軍事機密會議資料交予劉姓退役軍官，再由劉姓退役軍官携往大陸轉轉交中共官員；樓姓中校於99年間，以行動電話拍攝某軍事機密文件，分3次交予劉姓退役軍官，由劉姓退役軍官携往大陸轉交中共官員。

本案因偵審文書完全不上網、不公開，具體案情及卷證資料均無法查考，媒體報導也十分稀缺，僅有高院更二審於103年9月判決時，有報導簡略提及葛姓上校判無罪的理由是：「經勘驗葛姓上校於104年4月9日至10日調查局偵訊錄音光碟可知，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調查員有脅迫、欺詐等不正訊問情事，且葛男偵訊的供述為非任意自白延續，因此相關偵訊供述無證據能力。」

簡言之，本案不止被告的調詢自白無證據能力，連檢察官的偵訊自白也無證據能力，這位起訴檢察官也是典型的枉顧人權，為違法取供的調查員「搽脂抺粉」。

葛姓上校因高院上訴審、更一審及更二審均判無罪，依速審法第8條規定無罪定讞，另一樓姓中校，經高院更二審判刑17年之後，現由最高法院審判中。

本案首先值得關注的是，調查局國安工作站調查員究竟是何人？如何的脅迫、詐欺葛姓上校自白的？媒體語焉不詳，歷審裁判書又不上網公開，調查局10年前宣佈破案的資料，又不可能自承如何的脅迫、詐欺取供，那麼調查員違法取供弊情，是否仍沿襲50多年前的老招式？外界完全無從得知，遑論檢討、改進、究責，調查局可能「祭家法」自律嗎？假若，調查局連這種歷經高院一再更審認證的違法取供犯行都無法究責、根絕，國人又如何能確信，他的基本人權不受調查局違法濫權的侵害？

其次，本案值得關注的是，只因有調查員（不知有幾人？至少有一組辦案人員及上級督導長官吧？）違法取供，就讓一件國安間諜案件纏訟了10年，迄今還有一名被告仍在高院更三審審判中，實在是太浪費司法資源了。至於葛姓上校究竟是蒙冤受纏訟折磨的「倒楣被告」？還是受惠於調查員的違法取供而獲判無罪定讞的「幸運匪諜」？筆者無從查閱卷證資料，不便無端揣測評議，只能秉持無罪推定原則認定他是冤枉了。

再次，本案值得關注的是，法律明文此類國安機密案件不上網、不公開，形同將司法糞屎藏匿於國安機密偵審文書及卷證中「歸檔存查」，要留待千百年後司法考古發掘才能重見天日，這算不算是為違法取供的調查員「搽脂抺粉」呢？

依法不得公開、不上網的國安機密案件，是潛藏調查員違法取供的「淵藪」。（本報資料照片）

參：前空軍上校辛澎生、楊昀庭違反國安法，為大陸地區軍事機關發展組織未遂案─以善意警告、規勸、提醒之名，行詐欺、脅迫、利誘之實的違法取供案

據橋頭地檢署檢察王柏敦於106年起訴，辛澎生、楊昀庭均違反國安法之為大陸地區軍事機關發展組織罪嫌。

辛澎生是前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上校參謀長，於97年11月間退休。檢察官指控他明知「趙明」是大陸地區軍事機關總政治部聯絡部上海第七辦公室成員，仍由「趙明」提供旅費、致贈紀念品，辛澎生安排其軍中舊識即當時現役的謝姓軍人及其家人，於98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4日到泰國普吉島、99年8月10日至14 日赴馬來西亞旅遊，且於2次旅遊期間均與趙明有所接觸。

同案被告陳明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王柏敦檢察官指控陳明之前妻楊昀，亦與「趙明」熟識，她亦以與辛澎生相同方式，安排謝姓軍人的家人，於99年7月8日至13日全程免費參觀上海市世界博覽會，使「趙明」繼續籠絡謝姓軍人。

這件共諜案從107年開始審理，纏訟7年。辛澎生、楊昀庭一審被判刑6月、得易科罰金，上訴二審改判無罪，最高法院發回，高雄高分院更一審仍維持無罪判決，再遭最高法院發回，更二審則改判辛澎生等2人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第3次遭最高法院發回；高雄高分院更三審於114年7月23日再判2人無罪，全案因速審法第8條限制上訴而定讞。

本案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儘管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的調查員以利誘、詐欺、脅迫等不正方法，取得辛、楊的自白，涉及違法取供明確，最高法院於114年2月13日第3次發回本案更審時，將違法取供的訊問內容臚列出來（參見113年台上字第1885號判決），誠屬罕見的詳盡，高雄高分院更三審的無罪定讞判決（參見114年重上更三字第4號判決），即是遵照最高法院發回意旨判決，限於篇幅，筆者不引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判決書。

經由最高法院指摘意旨，可以清楚的看到高雄高分院更二審審判長吳進寶（受命官方百正）在審酌這些調查員利誘、脅迫、詐欺違法取供作為時，均視為「僅係善意警告、規勸、提醒，並非法律禁止之脅迫訊問」，如此優容寬貸調查員的違法取供作為，這不正是最高法院109台上字第5330號判決要旨嚴詞批判的「法官不應為侵害人權案件「搽脂抺粉」嗎？

其次，本案值得關注的是，高雄高分院在發布更三審判決新聞稿時，只強調檢察官舉證不足，對於調查員違法取供部分隻字未提。或許正因為法院、檢察官均曲予優容，寬貸調查員的詐欺、利誘、脅迫等違法取供作為，因此，所有主流媒體的報導，也均只強調檢察官舉證不足以論罪，隻字未提本案之所以纏訟7年，最後仍以無罪定讞收場的「淵藪」─調查員違法取供作為。

行文至此，最後，筆者十分感慨，前述葛姓上校案，調查員的違法取供手法，之所以隱匿不顯，猶可歸咎於依法不得公開因素，可是，本件辛澎生案所有的調查員違法訊問對話，自高雄高分院於109年5月上訴審首度改判無罪時，即已臚列詳盡，又有最高法院指摘加持，爭議並不大（本案有爭議的是，調查員違法取供的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其延續效力，是否及於檢察官的偵訊自白？亦即，被告的偵訊自白是否有證據能力？可否採為論罪證據？本案最高法院提出判斷標準後採延續效力及於檢察官偵訊自白，亦即，被告在調詢、偵訊的自白均無證據能力）可惜，調查員的違法取供作為，自本案發迄今約8年，始終未受媒體青睞，遑論揭發、批判、究責了。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