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在當代策展中的角色轉變——以〈CO-Q〉與〈No Language〉為對照—2025絕對藝力「文字力・評藝堂」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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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在當代策展中的角色轉變mdashmdash以〈CO-Q〉與〈No Language〉為對照
文|劉慈譯
當一個展覽,讓人難以一時說清自己感受到什麼,只知道「好像有什麼在裡面」,這種模糊、殘留、時而強烈的感覺,常常被歸類為「感性」。「感性」在當代藝術語境中出現得頻繁,幾乎變成一種代稱──那些語言尚未抵達、論述難以介入的東西。作為經驗,它指涉非語言的知覺、觀看當下的身體反應,也可能是藝術家對作品的形式轉化;因此它時常被對立於理性或智識化處理作品的方式,被視為一種難以被論述介入的模糊狀態。但這樣的理解未免過於單一,當「感性」作為策展策略,可能是被設計、被安排的觀看條件。在台灣的策展脈絡中,這種安排曾經歷過一段發展軌跡。
《No Language》的感性部署
今年初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簡稱當代館)舉辦的《No Language》,可視為近年以感性為核心的一次策展實踐,並以此建立一種不讓文字語言主導的觀看態度,在展場中鋪陳出細膩且層次分明的結構。
走進展場可以很快察覺,沒有大敘事和過度智識化的文字,也沒有預設的觀看條件。感官因此保有一種未受干擾的敏感狀態,可以直接面對作品本身。此時觀者面對的不是單薄的情緒或美學風格,更像是一種被精心編排的、感性經驗的堆疊。黃彥穎作為策展人,延續他在創作中對語感與時間感的敏銳,將展覽拆解成多個感官場景mdashmdash有的直接觸及公共經驗,有的則深入到日常與私密之間的模糊地帶。這樣的編排讓觀者在感性經驗之間穿梭時,被導向它們背後的成因與脈絡,而不僅是停留在「感覺很好」的層面。何彥諺的《席地而坐》是其中最直接連結到集體現場的片刻。作品源自藝術家在學運期間的親身經驗,以柏油、木地板、球場地面等材質轉化成牆面與地面,讓觀者以「觸覺」回溯那些群體記憶。策展策略並非以直白的方式著力於政治,而是透過材料與身體的相遇,保留足夠的空白,使觀者在感性經驗中自然觸及那些隱含其中的集體記憶。
何彥諺《席地而坐》。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與《席地而坐》觸及集體經驗不同,蘇育賢《晚安,待會見。》轉向個人專屬的日常mdashmdash夜深歸房,為不吵醒孩子而放慢腳步,卻總在細微聲響中打破寧靜。錄像中,可見一條棉被在操偶師手中緩緩移動、變形,重現藝術家回床的動作,一場低聲的雕塑表演讓情感在寧靜中流動。與其努力為它套上各種藝術概念,不如承認它的動人之處恰巧在於不必被過度闡釋,是專屬於創作者個人且不可替換的片刻。它與藝術家早期「東和五金」系列作品的冰冷質感相比,這裡的感性貼近、柔軟,願意讓觀者共享那份在日常縫隙中才會出現的緊張與氣息。
蘇育賢《晚安,待會見。》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蘇育賢《東和五金mdash我想我是這麼的愛你》。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TKG+。
在展覽的尾聲,陳萬仁《這不是一個幌子》與廖建忠《運転生活終點站 3.0 K-us》共同佔據當代館動線盡頭的開放大廳,空間忽然開闊起來。前面多是細微而貼近的感官經驗,到了這裡則像被邀請鬆開手腳,用身體去穿梭、繞行、停留。人影在招牌之間游移,家電在地面滑行,實體裝置與觀者的感知相互牽引,持續位移。開放空間被妥善運用的同時,策展策略上也將感性最大化的展開mdashmdash層次既存在於意義上,更體現在身體經驗的飽滿感。走到這裡,能清楚感受到《No Language》的感性同時作為編排與感知,是如何在不同尺度之間轉換:從耳語般的細節延伸到足以佔滿全場的場景。而在陳萬仁作品中短暫閃現的鴿子影像,讓這場感性部署的收尾帶著一絲熟悉的回聲。
陳萬仁《這不是一個幌子》。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廖建忠《運転生活終點站3.0 K-us》。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台北當代藝術館。
《CO-Q》如何被迫形塑其策展語言
如果說《No Language》展現了感性策略在當代策展中較為成熟而自信的部署,那麼要理解這樣的策展語言,或許得回望至 2000 年代初期,去觀察其在當時藝術場域中的運作方式與形成條件。陳曼華指出,1980 至 1990 年代,「本土」為思考主體性的核心,藝術場域在此氛圍下往往傾向於將政治主體等同於藝術主體〔1〕。然而,隨著進入 2000 年代,臺灣在政治上出現某種「空缺感」〔2〕,再加上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的多重壓力,既有的主體性論述逐漸顯露侷限。正如簡子傑所言,這種沉寂與斷裂可以視為一種「主體的空缺」。在此背景下,評論語境逐步浮現另一種取向:在追求國族式認同的宏大論述之外,更加關注微觀、細膩的主體感受與感性經驗,以「談論自己」的形式視為個人微小政治的自我技術實踐。〔3〕
黃建宏在 2007 年提出「微型感性」(micro-sensible)〔4〕概念,他敏銳地捕捉到一批創作者陷入於美學感性本身而創作的現象mdashmdash當時部分的青年藝術家不再企圖建立宏大的敘事系統,而是將注意力轉向細微、非語言的感官經驗,甚至刻意操作「可愛」與「放空」等形式,在意識上逃避語言對意義的支配。從王聖閎於 2007 年深刻分析的「新世代藝術家」系列文章中〔5〕,可明確瞭解到這種逃逸不單純出於對政治,也同時來自對於過度敘事、資訊淹沒與論述壓力的一種回應。面對消費社會與媒體影響,展現出某種鉅細靡遺的凝視:將注意力投注在微不足道之物上,以近乎偏執的方式處理瑣碎細節;既是自我慰藉,也承擔著一種與其所處世界對話的方式。這些「80 後」藝術家透過作品營造曖昧而難以歸類的觀看經驗。例如陳萬仁(《CO-Q》參展藝術家)藉由數位技術的擬仿能力,重新拼組「現實」與「模擬」,在藝術實踐的範疇上與數位媒介之間種種複雜又微妙的關係中,以造物者的身份創造一些新的風景與可能性。
「80 後」的日常除了現實場景之外,視野更延伸至電腦、攝影機等電子產品,以及網路介面的影像世界,正好這般日常便是陳萬仁搜羅創作靈感的最佳場所。在他的作品《第二月臺》,將真實的人們和虛構的月臺重新建構、拼揍,呈現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場景。畫面中的「真人」與「假模型」兩個極端值,模型有了真實人物的對照後,顯得更「假」了。在不特別敘事的前提下,這種低技術的操作、跟不上的視覺節奏,強化了難以言說的矛盾與深切的日常感。陳萬仁在訪談中提到:「因為習慣看電視,我會一直想把空間化的東西自動歸納成平的。騎車欣賞風景時就像獵人一樣,發現獵物就用獵槍(攝影機)捕捉下來,看看之後如何料理。」蘇育賢觀察到陳萬仁將真實透過平面化的視覺經驗,有趣地翻轉出既不是「真實」也不是「平面化視覺經驗」的「另一種」。〔6〕
陳萬仁《第二月臺》(局部)。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台灣當代藝術資料庫。
這邊提到的「另一種」,並非是某種特定風格,也不是具體可被歸類的創作流派,而是一種斷裂於既有語言之外的「感覺邏輯」,正在藝術實踐中默默滋長。然而正在成形的「新世代感性」某種程度上被套入由上一代所命名的模板中mdashmdash「草莓族」、「頓挫」、「喃喃自語」⋯⋯這些略帶貶義的辭彙構成了一種預設性的世代政治,可能導致仍在醞釀中的感性經驗,被過早地歸類為「空洞」、「無力」。蘇育賢身為「80 後」的其中一員,機敏地察覺到這種語言與感性之間的裂縫:一方面,既有的語彙與論述難以準確捕捉身邊正在發生的變化;另一方面,那些尚未穩定成形的語感,又易被命名慣性過早框架。在這樣的夾縫中,《CO-Q》被「逼」出來了。與其說它是一場展覽的名稱,更像是年輕的孩子學到了爸爸是如何用命名來行使權利,於是試圖奪回話語權,進行自我建構的實驗行動〔7〕。這種對上一代「命名暴力」的回應,如賴駿杰所言,是一種對「老爸爸」的反叛與再造。
《CO-Q》於 2008 年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展出,由蘇育賢所策劃。他在《CO-Q》(2009)一書中說明,若先從最入門的詮釋方法來將讀音 CO-Q 化作字義 ColdQ,「Cold」的疏遠、不到位,與滑溜、勾引著感性的「Q」結合在一起mdashmdash就是一種叛逃命定感性的勾引運動。CO-Q 試圖用「感覺」來策劃一個「感覺精準」的展覽,像是 Kuso 在台灣的使用一樣,在不去查詢這個日本詞彙原意的前提下,是透過「感覺」不斷填充的密語〔8〕。這個做法不倚靠語言敘事或解釋作品,而是要讓觀看者自身去追趕那個展場裡出現的感性。感性從被動位置(作品所自然擁有的特質)轉變成策展的主導條件,觀眾必須進入一種未命名的感受狀態,才能「讀懂」這場展覽。
除了上述曾提及的陳萬仁,黃彥穎亦以藝術家身分參與《CO-Q》,其作《就算要浪費青春》透過液體潑灑的瞬間凝結於畫面之中,將各種微小而瞬逝的情緒、節奏、與時光的碎片拼貼成一種無需言說的抒情。他在展覽訪談紀錄中稱之為「抹去」時間的影像感受,「抹去」就是剎那本身。那些急速墜落的液體軌跡所留下的殘影,使畫面進入一種極端扁平而「爽朗」的時空狀態〔9〕。作品中的白色顏料似乎與天空的白雲、牧場的牛奶有所連結;黃彥穎強調,畫面中那些「語意對比」是學院式的訓練轉化的直覺,他藉由直覺引導場景選擇與構圖判斷。這部分似乎呼應了策展人蘇育賢對世代落差的觀察mdashmdash比起上一代較要求語意對比的邏輯概念,年輕藝術家已經將此語意對比,當成「感性邏輯」在操作了〔10〕。這正是《CO-Q》所欲捕捉的,一種難以歸類的感覺運作模式,在語言尚未抵達之前,已經憑著直覺展開。
黃彥穎《就算要浪費青春》。圖片提供|劉慈譯,圖片來源|台灣當代藝術資料庫。
與《CO-Q》同一時期,蘇育賢、黃彥穎與江忠倫亦以「萬德男孩」〔11〕之名展開創作行動,推出一系列充滿輕快、跳躍與無厘頭精神的作品。三位皆參與了文中提及的兩檔展覽,延續了《CO-Q》對感性的探索,並擴散其能量。
感性在當代策展中的轉向
從《No Language》回望《CO-Q》,感性策略的運作條件其實有著顯著差異。《CO-Q》誕生於一個青年藝術家在圈內高度對抗與自我辯證的氛圍中。當時的場域環境充斥著世代命名的爭議與張力,策展人雖反對命名,卻不得不以「再命名」回應外部的語言霸權,以爭取發聲的權利。在這樣的條件下,感性的運用難免與辯護、表態、對抗並存著,其能量更多地來自回應這股世代氛圍,而非純粹策展結構的生成。
相比之下,《No Language》並不承擔為世代重新命名的任務,它存在的策展語境似乎從一開始便不需背負這層壓力,得以將重心真正放回感性的編排與生成,而非作為防禦或反擊的工具。在此,感性不再是對抗的副產物,而能被視為主動塑造觀眾經驗的策略mdashmdash藉由材質的指涉性、空間尺度的切換與動線、節奏的調度,構築觀者與作品之間的多重連結和想像空間。兩檔展覽皆開展出多樣的感性面向,甚至共享部分「台式 kuso」的幽默,這當然與參展名單的重疊不無關聯。就《No Language》而論,材質、場域與動線被轉作感知介面,公共性遂以一種可被經驗的條件現身;個體感受因此得以對接可共同辨識的記憶與場域,使展覽在感官與意義之間取得較為穩定的支點。
值得注意的是,兩展皆避開了過度智識化。沒有以厚重理論先行框架,也不以過度敘事化的文本引導觀看,這讓作品能在較為開放的狀態下被接收,另一方面也使感性編排有條件成為支撐展覽結構的力量。然而,當感性策略開始主導展覽的組織邏輯,它所面臨的挑戰更多是如何避免被化約為單一解讀的狀態。唯有在保持迂迴的能動性時,它才能體現豐富的多義狀態,並持續推動策展語境的生成。《No Language》正是這樣的例子:它在創作者所處的生活縫隙中,以某種被掩護、遮蔽的姿態織構出新的感性脈絡。這為策展實踐開拓了更多的主體化可能。
兩展歷經了時間與條件的變化,不只是題材或手法的差異,更映照出策展語境的正向轉變。彼時《CO-Q》承受著世代命名的壓力,而《No Language》則免於這層包袱,得以將感性作為內部生成的核心策略(這裡的「內部」意指策展語境的自主性),推進展覽節奏、組織作品的情感脈絡。不過若要思考感性是否真的前進,或許,它的進展並不表現在達成了何種既定成果,而在於持續思考它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以不同形式開拓策展語境的邊界。
註釋
〔1〕陳曼華,《藝術與文化政治:戰後臺灣藝術的主體形構》,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頁 143。
〔2〕簡子傑,《空缺考:臺灣當代藝術的政治與主體性》,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頁 1。
〔3〕王聖閎,《再論喃喃自語:關於「頓挫藝術」中的年輕世代詮釋問題》,網頁資料:https://www.itpark.com.tw/columnist/curator/633/804(2025 年 8 月 瀏覽)。
〔4〕黃建宏,〈微型感性:概述新感性的社會性〉,《典藏今藝術》177 期(2007.10),頁 166ndash170。
〔5〕王聖閎,〈一個更為滿盈與匱乏的生活世界:或從「新世代藝術家」的詮釋問題談起〉,網頁資料:https://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633/738(2025 年 8 月 瀏覽)。
〔6〕陳萬仁、蘇育賢,〈藝術家面觀〉,黃建宏、蘇育賢 編著,《CO-Q》(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09),頁 138。
〔7〕賴駿杰,〈以藝術之名mdash再談「CO-Q」展覽策略與周邊效應〉,網頁資料:https://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666/886(2025 年 8 月 瀏覽)。
〔8〕蘇育賢,〈CO-Q〉,黃建宏、蘇育賢 編著,《CO-Q》(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09),頁 12。
〔9〕黃彥穎,〈藝術家面觀〉,黃建宏、蘇育賢 編著,《CO-Q》(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09),頁 148。
〔10〕黃彥穎,〈藝術家面觀〉,黃建宏、蘇育賢 編著,《CO-Q》(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09),頁 152。
〔11〕2009 年蘇育賢、黃彥穎、江忠倫在一次開車出遊的過程中,因為韓國偶像團體「Wonder Girls」的關係,利用諧音組成「萬德男孩」的藝術組織,進行一連串輕薄、跳耀、無厘頭等精神的創作活動。
作者介紹
劉慈譯 Liu, Tzu-Yi
關注視覺藝術於不同場域的呈現,觀察材料、動線與節奏如何組織觀看;以觀展經驗與文獻梳理為基礎,嘗試開展個人的評論書寫。現就讀於臺北藝術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