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娟芬專欄：為林紀東平反
張娟芬／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
在第一次死刑釋憲的釋字194號檔案裡，我們看見了林紀東大法官在生命權上的巨大身影。《中華民國憲法》裡沒有「生命權」一詞，是林紀東在釋字194號的審查過程裡首次提出。在無法獨立審判的戒嚴年代，林紀東誠摯懇切地遊說大法官在解釋中表達對生命權的重視，並且清楚地論證：人身自由、生存權與其他自由都受憲法保障，那麼生命，作為這些權利的基礎，自然也是受憲法保障的，不待憲法明文規定；也就是以生命權為「固有權」[1]。
林紀東過世於前Google的1990年，網路上關於他的資料並不多，現在Google排序最前面的，是《法律白話文運動》發表在社群媒體的〈威權時代的大法官，守護人權還是威權[2]？〉如題所示，此文說林紀東「爭議非常大」：「儘管林紀東在釋字第 129 號解釋中，拒絕威權並提出不同意見書，被譽為憲法守護者、人權守護者，但也有人質疑他實際上是威權體制的擁護者」；質疑的部分，資料與論點皆來自孫健智的〈維護民主法治的清淨空氣：為法學的轉型正義進一言[3]〉。
孫健智對林紀東提出了幾項嚴厲的指控。第一，他說林紀東1961年寫了一篇〈修改憲法問題[4]〉，這是為了支持蔣介石連任，不惜破壞憲政體制。《憲法》第47條規定總統得連任一次，但是蔣介石想連第三任。孫健智說：「當時的法學期刊上，許多文章口徑一致地聲稱：《憲法》不是不能修正，但不能在此時此地修正；《臨時條款》不是憲法，不妨以修改《臨時條款》，以助蔣總統連任……這就是那陣子法學期刊上常見的說法，林紀東不過是其中寫得比較華麗精美的。」
這裡有時序上的明顯錯誤：蔣介石尋求連第三任，是1960年。《自由中國》極力攔阻未果，蔣介石三月成功連任，九月就逮捕雷震，《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的組黨企圖一同夭折[5]。林紀東寫〈修改憲法問題〉的1961年，蔣介石早已連任成功並且拔除了異己，政權穩固；〈修改憲法問題〉認為需要改的包括國民大會職權、落實五權憲法、修正地方自治的權限等等，絲毫未提總統連任的問題。孫健智僅因為林紀東主張修改《臨時條款》，就說此文「助蔣總統連任」，罔顧時序錯亂羅織入罪，不僅移花接木，還接錯線！
孫健智文中引用了〈修改憲法問題〉裡面的三段話，痛責「林紀東擁護法統、擁護黨國體制的立場更是毫不遮掩」。那三段話的主旨是說，如果在台灣修改《憲法》的話，會在聯合國引起法統危機，所以林紀東認為應該等到光復大陸以後再修改《憲法》。這句話說在1961年很過分嗎？1961年，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間被視為「中國」的正式代表，與世界主要國家均有邦交；蔣介石一面積極遊說美國參與反攻大陸的計畫，一方面秘密準備美方若不支持，便打算自行反攻；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因「大躍進」失敗導致飢荒，而令蔣介石認為大有機會[6]。1961年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分裂中的國家，重行統合並非不可能，而國民黨政府就正當性與國際代表性而言，均佔上風。1961年完全有理由認為分裂狀態是暫時的，因此「法統」的問題並不虛妄，而是真實的難題：倘若僅由一小部份的民意代表更動《憲法》，要如何證成自身主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林紀東此文談的是分裂國家的體制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問題，既未提及蔣介石的連任，也沒有「擁護黨國體制」。
孫健智大罵林紀東，說戒嚴本應是暫時但卻持續了十數年，林紀東還曲意解釋，引這段話為證：「我國大陸淪陷十餘年，全國上下均在全力備戰，隨時準備反攻，自然是非常時期。但在另一方面，台灣十餘年來未聞砲聲，人民生活安定，經濟發達，和昇平的社會無異。現實的社會背景，是具有兩重性的……」。這段話出自1965年的〈如何建立法治精神[7]〉，平實地描述當時現況，哪裡有擁護威權的意思？孫健智隨便打破一個雞蛋就宣稱他在裡面挑出了骨頭，但哪裡有骨頭？這段話到底要責怪林紀東什麼？孫健智看似舉證，但其證與其罪並不相當，甚且毫不相干。
事實上，林紀東寫〈如何建立法治精神〉的主旨之一正是：即使戒嚴時期，國家也不可濫權。看這一段：「概括條款，指對於某種有效或無效行爲，或應命令禁止其行爲，未具體指明其法律事實，或其構成要素，而僅以抽象之語氣，爲籠統規定的條文，如我國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一條：『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於從業者之就職退職受職解僱，及其薪俸工資，加以限制或調整』的規定是。在這種規定之下，法律對於執行權的行使條件和範圍，沒有加以嚴格的限制，自由裁量的範圍很大，如果沒有尊重法律，愛護法律的法治精神，不但不能得到法律所預期的效果，而且可能發生很大的流弊。所以爲着配合現代的立法形式，使法律得到適當的運用，尤有建立法治精神的必要。」林紀東的「建立法治精神」，有很大一部份是對著統治者說的，要它不可侵害人民的權利。
林紀東的同代人對於戒嚴有什麼看法？《自由中國》是五〇年代指標性的刊物，根據《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8]》，《自由中國》最直接批評戒嚴的一篇，是受人尊敬的監察委員陶百川寫於1957年的〈貫徹法治壽世慰親[9]〉。陶百川藉口慶祝蔣介石「誕辰」而寫此文，還要託稱蔣介石的母親非常關心弱勢，所以哄著說蔣介石這麼孝順，一定很想完成母親的遺願吧，貫徹法治就是照顧弱勢的方法。關於戒嚴，他說，「國家的處境這樣艱難，法律的規定又這樣嚴厲，人民自當忍受和諒解。但是戒嚴的範圍是否可以縮小一點？總動員的手段是否可以放鬆一點呢？這似乎尚有考慮的餘地。」
「最直接批評戒嚴」的，就是這樣。陶百川在這篇文章中直接說：「我看解嚴恐不可能。」林紀東〈修改憲法問題〉與〈如何建立法治精神〉這兩篇文章，不但沒有合理化違憲與獨裁，還指出戒嚴時國家也不可以濫權，與之相比，絕不遜色。這樣超前時代、捍衛人權與法治的林紀東，竟然被孫健智戴上「擁護法統與戒嚴」的大帽子，其羅織、構陷的程度，令人悚然而驚，原來「文字獄」就是這樣煉成的！
孫健智還有第三項指控：「如果這篇文章是在今天刊出來，法官倫理的紅線更是會被踩得稀巴爛：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釋宣示，修憲是有界限的，而修憲有無逾越界限，大法官有最後的發言權；身為大法官的林紀東，對於可能來到自己手上的憲政爭議早早公開表態，已然違背《法官倫理規範》第17條第1項：『法官對於繫屬中或即將繫屬之案件，不得公開發表可能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之言論。』」所謂「如果是今天刊出」，不是別的，就是拿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啊！這裡有三個錯殺：第一，他竟然想用今日的法官倫理審判六十年前的林紀東。第二，林紀東這兩篇文章都沒有觸及「總統連任是否逾越修憲邊界」的問題。第三，這根本不是什麼「繫屬中或即將繫屬之案件」，《臨時條款》的修正與蔣介石的連任都在1960年就發生了，林紀東寫文章的1961與1965年，根本沒有人來聲請釋憲，沒有「案件」哪裡來的「繫屬中或即將繫屬」！
三個嚴厲指控，沒有一個成立。幫助蔣介石連任？時序不對。擁護威權政體？剛好相反，他一直在努力限縮國家權力以保障人權。違反法官倫理？莫須有！在戒嚴的沉重限制下，林紀東作為法治捍衛者勉力抵抗的身影是如此巨大，無中生有的指控無法傷其一分一毫，徒然反噬指控者的公信力而已。
======
[1] 張娟芬，〈唯一死刑與二級新鮮──第一次死刑釋憲的歷史現場〉，
[2]
[3]
[4] 《軍法專刊》第7卷第4期，頁3-8。
[5] 吳乃德，《百年追求卷二：自由的挫敗》，衛城出版，2013年。
[6] 張國城，〈反攻大陸之可行性：從「國光計畫」探析1960年代國軍戰力〉，《國史館館刊》第76期，頁165-201，2023年6月。
[7] 《軍法專刊》第11卷第6期，頁3-7。
[8] 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編著，《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國史館印行，2000年出版。
[9] 《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頁682-683。
★《鏡報》徵文／《鏡報》歡迎各界投書，來文請寄至：editor@mirrordaily.news，並請附上真實姓名（使用筆名請另外註明），職稱與聯絡電話。來文48小時內若未收到刊登通知，請另投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