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城市的抉擇─當都市更新撞上文化資產保護

一、導言：在推土機與記憶之間

臺灣正快速邁入都市更新的浪潮。從台北城南的老社區到高雄鹽埕的老市場，「都更」幾乎成為城市發展的代名詞。然而，這場改革卻同時帶來一道尖銳的難題：當老舊建築變成文化資產，誰來判斷它的價值？

在公共利益與歷史記憶之間，城市該如何選擇？當拆除成為進步的象徵，保留是否就是落後？本篇文章嘗試以永續發展、回應性政策治理與空間正義等角度，深入剖析都市更新與文化資產保存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二、現場焦點：近期引發爭議的都更與文資新聞

（一）臺北市城南再造與齊東街歷史建築爭議

2024年，台北市政府推動城南歷史街區再造，但在推行都更過程中，部分老屋未獲指定文資，即面臨拆除，引發在地文史團體抗議。齊東街作為城市近代知識菁英聚落的象徵，其文資評估程序之爭議也牽動都市歷史記憶的保存議題。

（二）臺南大南門城周邊土地整併案

大南門周邊地段因捷運系統與都市計畫牽動開發，傳統宗教文化空間與清代歷史建物陷入保存危機，造成文化資產界與開發單位之間嚴重對立。地方政府雖表示將保留部分空間，但具體保存範圍與後續管理仍缺乏明確共識。

（三）高雄鹽埕舊市場更新計畫

高雄鹽埕老市場原訂更新為創意商圈，但拆除過程中遺失多筆未登錄文資紀錄，引發民間質疑地方政府對文化資產登錄流程的怠惰，顯示出政策推動前期準備與社區溝通的嚴重不足。

三、理論視角：為何都更與文資保存總是衝突？

（一）政策目標的價值衝突

都市更新通常著重於土地利用效率、經濟效益與房地產市場驅動，而文化資產保存則強調歷史價值、社區記憶與生活脈絡的延續。兩者目標不同，施政工具與評估指標自然不同，衝突也就難以避免。此價值落差也造成兩者常在公共參與過程中缺乏交集，進一步惡化行政協調困難。

（二）制度斷裂與治理碎片化

根據2023年《臺灣都市治理觀察報告》，文化部與地方政府文資審議單位常未納入都市更新決策初期階段，導致文資保存只能「事後救援」，難以真正參與城市空間規劃。文資部門與都市計畫部門的資訊不對等，也讓制度斷裂進一步加深。

（三）政策回應性的不足

當政策決策缺乏即時回應社區需求的機制，特別是在面對居民集體記憶與日常文化空間時，容易讓市民感到疏離。根據中研院2022年一項針對都更地區居民的調查，64%的受訪者表示「對都更規劃缺乏信任」，顯示回應性治理與民眾參與仍未落實於實際施政。

四、國際借鏡：城市如何平衡發展與記憶？

（一）日本金澤市的「歷史街區型都更」

金澤市以「文化景觀與生活共構」為都更原則，透過文化資產與日常生活空間同步整建，並鼓勵居民自組保存會，成效顯著。該市成功將都市更新與觀光文化經濟融合，連續多年獲得日本都市景觀大獎。

（二）德國柏林的「可逆式都市更新」

柏林在都更計畫中，保留舊有街廓與建築元素，並採用模組式建築與歷史地貌結合，使都市更新具備「可恢復性」與記憶保留空間。此模式強調「空間的時間性」概念，避免過度開發對歷史紋理的毀損。

（三）加拿大蒙特婁的「社區文化資產地圖」

蒙特婁市府建立市民參與式文化資產地圖，將日常文化景觀與故事一一記錄，作為都市計畫參考依據，提升居民認同感與參與度。此做法降低了市民對都更計畫的敵意，也成為政策回應性治理的典範之一。

五、臺灣的挑戰與改革契機

（一）文資審議制度需結合都更規劃初期

文化資產保存應進入都市計畫的「起始程序」，並非事後介入。建議修法要求文資審議結果須納入都市更新細部計畫內容中，並具法律約束力。唯有從一開始即進行整合，方能提升空間治理的整體一致性。

（二）推動地方文化影像與口述資料庫建置

現有文資登錄多集中於「建築物」，但許多文化價值在於人與空間的關係。應建立地方文化影像與口述資料庫，透過在地耆老訪談、居民參與地圖、歷史照片與聲音記錄，提升文化保存的立體性與多樣性。

（三）建立都市治理「空間公共性指數」

借鏡歐洲城市，臺灣可考慮制定「空間公共性指數」，衡量都市開發對公共利益的貢獻度。此指數可涵蓋文化保留比例、公共空間品質、市民參與程度等面向，做為政府補助或土地容積獎勵之參考標準，促進都市發展與公共價值並重。

六、結語：一座城市該記住什麼？

都市更新不必然等同於文化清空。城市可以選擇一種尊重歷史脈絡與公共利益的開發方式，也可以讓文化資產不只是「古蹟」，而是讓居民活出自我認同的空間。城市記憶的保存，不僅僅是建築形式的保留，更是集體身份的延續與市民生活感的根基。

在開發的推土機前，我們更應該問：這座城市，是否還記得它的名字？

文化，是城市靈魂；更新，是城市的肌理修復。唯有兩者並行，我們才能建構一座真正可持續、可記憶、可居住的城市。（推薦閱讀：觀點投書：高雄市地重劃應強化執行，拆遷流程須確實落實）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