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機已進入防空戰場　演習課目該改

現代戰爭的作戰型態正在快速改變，無人系統已由輔助性裝備逐步轉變為戰場的重要作戰力量。從近年的戰爭實際的戰具運用可以觀察到，無人機已廣泛承擔情報、監視、偵察（ISR）、目標獲得、通信中繼、電子戰、火力引導以及直接攻擊等任務，其價值已不再限於傳統所稱的「無人載具」，而逐漸成為影響戰場態勢與作戰決策的重要節點。

然而，武器系統能力的快速演進，更應同步反映在軍事演習的設計方式上，如果無人機已經成為實際戰場的重要威脅與戰具，那麼演習中的無人機究竟應該被定位為「新增訓練科目」，還是應該被納入敵方作戰體系，成為真正能夠改變我方決策的對抗力量？這兩種在演習設計所產生的訓練效果，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從美軍定義重新理解「軍事演習」

討論演習改革之前，首先必須釐清「軍事演習（Military Exercise）」的本質。美軍相關規範對軍事演習的定義，是涉及規劃、準備與執行的軍事機動或模擬戰時行動，其目的在於訓練並評估部隊的作戰準備程度。因此，演習並不是若干訓練科目的簡單集合，而是透過接近作戰條件的環境，對部隊執行任務與應變能力進行整體性檢驗。

美國陸軍近年的《TC 7-101 Exercise Design》進一步強調，演習的目的在於對部隊訓練狀態進行實質評估；若要讓部隊面對具有現實性的威脅，演習所建構的作戰環境（Operational Environment, OE）必須具有動態性，使訓練單位面對持續變化的情勢與問題，這一點對無人系統的演習設計具有直接啟示。

美軍在情境設計上又區分想定支援Scenario-Supported 與想定驅動Scenario-Driven。前者主要利用情境建立逼真的背景；後者則要求情境本身實際驅動訓練單位的判斷、行動與決策，換言之，真正具有訓練價值的情境，不只是「讓演習看起來像作戰」，而是必須使敵情與環境變化對部隊產生實質的決策壓力。

因此，無人機是否真正進入演習，不能以「演習中是否出現無人機」作為判斷標準。更重要的判斷標準應該是：「未來因為無人系統的存在，是否足以改變參演部隊的態勢判斷、兵力運用與作戰決策」？

無人機應成為作戰環境的一部分

傳統空防演習若將無人機設定為訓練目標（即靶標），主要目的通常是驗證偵測、識別、追蹤與攔截能力。這類訓練當然具有必要性，但如果演習設計僅止於此，仍然無法充分反映無人系統對現代作戰所造成的影響，實際戰場上的無人機，其作用並不只是「飛進防空區域等待被擊落」。其可能執行情報蒐集、目標獲得、電子干擾、通信中繼、戰損評估或攻擊任務；更重要的是，其活動可能迫使防禦方重新配置雷達、火力、機動部隊與指揮資源。

因此，無人載具的軍事價值不僅存在於其本身的武器效能，更存在於其對敵方決策鏈與資源配置所造成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未來無人載具進入演習的真正意義，不是增加數項演訓科目，而是將無人系統納入演習的攻/防作戰環境，使其成為能夠影響整體戰場態勢的敵情要素。

從「靶標」轉變為OPFOR的作戰工具

因此，未來演習設計最值得考慮的改變，是將部分無人系統納入OPFOR（Opposing Force，對抗部隊）的作戰架構。這與傳統的無人機靶標具有根本性的差異，靶標的行為通常由訓練需求所決定；OPFOR則是依據其任務、能力與作戰環境進行判斷。換言之，靶標的核心問題是「能不能被擊落」；OPFOR的核心問題則是「如何利用現有能力完成任務」。

當無人載具成為OPFOR的作戰工具，其運用就不應只依照藍軍訓練科目安排，而應該納入紅軍整體作戰構想。例如，無人系統可以被運用於偵察、目標標定、欺敵、電子戰或消耗防空資源，並依照紅軍的任務需求與戰場情況進行調整，這樣的設計，才能真正形成「對抗」。

美軍在大型戰術演習中所強調的free-thinking adversary（具自主判斷能力的對抗者），正是這項概念的重要體現。以Warfighter Exercise（WFX）為例，訓練單位並非面對完全依照劇本行動的敵軍，而是必須應付具有自主判斷能力的對抗力量，對台灣而言，無人系統恰好可以成為建立此類對抗機制的重要工具，可以重新考量設計演訓場景。

由「固定劇本」轉向「任務導向」的紅軍設計

演習當然不可能沒有計畫。但凡空域安全、兵力配置、武器使用、交戰規則與裁判/安全機制，都必須事先建立，然而，演習計畫的存在，不代表紅軍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被預先設定，這是演習設計中必須區分的兩個層次。安全與管制需要規則；敵方作戰行為則應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此，未來無人系統納入OPFOR後，可以採取「任務導向（Mission-Oriented）」而非「動作導向（Action-Oriented）」的設計。

例如，紅軍被賦予的不是「於某時段派遣若干架無人機沿特定航線進入某空域」，而是「對藍軍防空體系進行偵察並尋求削弱其防禦能力」。前者預先規定行動方式；後者則賦予紅軍任務與目標。在安全與演習控制的範圍內，至於採取何種方式達成任務，應保留一定程度的裁量空間。如此才能使紅軍真正成為「對抗力量」，而不是演習流程中的另一個執行單位。

演習管理必須符合訓練效度

如果參演單位事先掌握敵情出現的時間、方向、規模與行動模式，演習容易產生另一個問題：部隊所展現的能力，可能只是對已知情境的準備能力，而不是面對未知情況的作戰能力。因此，演習設計除了要處理兵力與科目的配置，也必須重視演習過程的分層與管制。

演習改革方向可以公開，訓練目的可以公開，安全規則也必須公開；但具體的敵情注入方式、時間、數量、方向、行動邏輯及評估結果，則應依演習需求進行適當管制，這並不是為了製造所謂的「神秘感」，而是為了維持演習的訓練效度。

尤其在無人系統快速普及之後，若紅軍的運用模式固定、出現時間固定、航線固定，藍軍很容易逐漸形成對演習模式的適應。最後訓練出來的，可能不是戰場適應能力，而是「演習識別能力」，而這正是未來演習以作戰設計前提下必須避免的問題。

（合成照片／張哲偉攝、維基百科）

戰鬥機應置於整體空中對抗架構中

由此先回答一個具體問題：戰鬥機是否仍有必要在演習中執行反制無人機的課目？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戰鬥機反制無人機不應被孤立設計成單一射擊或攔截科目，而應置於整體空中作戰與反無人機分層作戰架構中。

現代空域可能同時存在有人戰機、無人機、巡弋飛彈、誘餌、電子干擾及其他空中威脅。不同威脅具有不同速度、航跡、成本、價值與任務目的。因此，真正值得驗證的不是「戰鬥機能否擊落無人機」這一個簡單問題，而是：在多重空中威脅並存的情況下，戰鬥機是否能夠被有效納入C-UAS（Counter-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反制無人機系統）的整體作戰體系，並與地面防空、雷達、電子戰及其他無人系統形成有效協同。至於MUM-T（Manned-Unmanned Teaming，有人—無人協同），則是未來更廣泛的有人與無人系統協同架構，不能直接與C-UAS畫上等號。這種區分非常重要。

因為未來空中作戰的核心問題，不是增加「戰鬥機打無人機」這個新課目，而是建立不同感測器、武器平台與指揮節點之間的協同關係，而且要越練越熟悉。

演習評估也必須從「擊落率」調整

無人機納入演習後，另一項必須同步調整的，是評估方法。如果演習最後仍然主要以「發現幾架、擊落幾架」作為主要績效指標，實際上仍然停留在傳統靶場思維，一對一的作戰框架完全不符合現代無人系統作戰的複雜性，要求評估範圍進一步擴大與調整。

例如：部隊（應含指管與射擊單位）是否能及時發現威脅？是否正確完成目標辨識與威脅分類？是否選擇適當的反制手段？是否能合理配置高價值防空資源？是否能避免被低成本目標消耗高成本武器？遭受第一波攻擊後，指揮、感測與火力體系是否仍能維持？在通信受到干擾或部分節點失效後，部隊是否仍具備持續作戰能力？這些因素所反映的，已經不是單一武器的性能，而是整體作戰體系的韌性與決策品質。

因此，未來無人系統演習的評估，應逐步由「武器命中效能」擴大至態勢感知、威脅判斷、資源配置、跨系統協同、指揮韌性與持續作戰能力。

演習改革的重點是提高對抗品質

軍事演習的規模固然重要，但規模並不等同於訓練品質。一場大規模演習，如果敵情、行動節點與事件流程高度可預測，仍可能形成程序性的訓練。相反地，一場規模相對有限的演習，如果能夠建立動態作戰環境、具備具有自主判斷能力的OPFOR，並讓情境真正影響訓練單位的決策，其訓練價值將會更高。

美軍目前的演習設計即強調動態作戰環境與真實威脅條件，目的在於讓部隊面對持續變化的作戰問題，而不是單純完成既定流程。因此，未來演習改革的衡量標準，不應只是「參演兵力增加多少」、「演習科目增加多少」，而應該是：紅藍雙方的對抗是否更加接近真實戰場？參演部隊是否必須在資訊不完整的條件下進行判斷？敵方行動是否具有足以改變我方決策的自主性？這才是演習品質真正需要提升的方向。

從「演練科目」轉向「驗證戰場適應能力」

無人系統所帶來的真正挑戰，不只是多了一種武器，而是改變了戰場的速度、密度、透明度與成本結構。過去空戰演習的主要對象可能是有人戰機與傳統防空系統；未來則可能同時面對大量低成本無人機、巡弋飛彈、偵察平台、誘餌、電子干擾與有人作戰平台。這代表演習設計不能只是在既有架構上增加一個「課目」，更重要的是，必須重新思考敵方作戰力量如何被呈現在演習中。

無人機可以是情報節點，也可以是攻擊平台；可以是主要威脅，也可以是欺敵手段；可以獨立運用，也可以與有人平台、火力單位及電子戰力量形成協同。一旦無人系統被納入這樣的對抗架構，演習所驗證的就不再只是單一武器或單一部隊的操作能力，而是整體部隊在新型態戰場環境中的適應能力與作戰韌性，這才是現代軍事演習存在的真正價值。

讓演習中的想定更接近真正的敵人

無人載具已經成為現代戰場的重要作戰力量，因此，演習改革的重點，不應只是增加無人機數量，也不應只是增加幾項反無人機課目，而應從更根本的層次重新檢視敵情設計、OPFOR運用、情境驅動與演習評估。

無人機若只是靶標，它所驗證的主要仍然是武器系統的攔截能力；無人機若成為OPFOR的一部分，並依據任務自主運用，它所驗證的才是部隊面對真實敵情時的判斷、協同與應變能力。這兩者的差別，不在於演習裡有沒有無人機，而在於無人機究竟扮演「被擊落的目標」，還是「能夠改變作戰決策的敵人」，演習價值也才更能體現。未來演習改革，不需要追求更大的規模，但必須追求更高品質的對抗；不必公開所有演習細節，但必須確保訓練單位無法僅靠熟悉劇本取得好成績。

真正有效的軍事演習，不是驗證部隊能否按照劇本完成預定科目，而是驗證當敵人改變作戰方式、戰場條件超出預期時，部隊是否仍然具備完成任務的能力。無人機已經改變了戰場，下一步真正需要改變的，將是我們設計演訓的方式，這樣被訓練出來的部隊，才有自主的作戰

※作者為國防科技與採購治理研究者、台灣智庫諮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