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理性與狂野——珍‧奧斯汀與艾蜜莉‧勃朗蒂
英國文學史上，有兩位女性小說家，雖然同樣出身於牧師家庭，同樣生活在女性受到社會禮教與婚姻制度約束的年代，也同樣終身未婚，卻創造了截然不同的文學世界。一位是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另一位是艾蜜莉‧勃朗蒂（Emily Brontë, 1818–1848）。
如果說奧斯汀的小說是一座修剪整齊、花木有序的英國莊園，那麼艾蜜莉的小說便是一片狂風呼嘯、荒草蔓生的約克郡高地。前者以冷靜的眼光觀察人間，以機智的語言揭露愛情與婚姻中的虛榮、偏見和利益計算；後者則以近乎燃燒的熱情，探索人性深處的愛慾、仇恨、孤獨與死亡。
奧斯汀筆下的愛情，往往需要經過理性的考驗，才能抵達幸福；艾蜜莉筆下的愛情，卻經常因為無法受到理性與社會秩序的約束，而走向毀滅。
這樣的差異，絕不只是兩位作家個性不同所致。她們的成長環境、家庭教育、所處時代、閱讀經驗，乃至對音樂、自然、動物與日常生活的特殊喜好，都深刻影響了她們的文學想像。
值得注意的是，奧斯汀去世的翌年，艾蜜莉才出生。兩人雖然相距不過一個世代，卻恰好站在英國小說由十八世紀理性文化走向十九世紀浪漫激情的重要轉折點上。透過她們的作品，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女性心靈，也可以看見英國文學如何從客廳裡的社交談話，走向荒原上的靈魂吶喊。在同樣都是出身於牧師家庭的背景下，兩位女作家卻在兩種不同的精神風景中成長。
珍‧奧斯汀出生於英格蘭漢普郡的史蒂文頓（Steventon）。父親喬治‧奧斯汀是一位英國國教牧師，母親卡珊卓‧李則出身於具有一定社會文化背景的家庭。奧斯汀共有八名兄弟姊妹，她與姊姊卡珊卓的感情尤其親密。奧斯汀的童年並非生長於豪華貴族宅邸，而是在一個充滿書籍、談話、家庭戲劇與親友往來的牧師家庭中度過。父親擁有相當豐富的藏書，家庭成員也經常從事閱讀、朗誦與戲劇表演。這種鞥環境使奧斯汀很早就熟悉語言的幽默、對話的節奏，以及人際交往中微妙的心理變化。
對奧斯汀而言，家庭本身就是一座觀察人性的劇場。例如：一位太太如何談論女兒的婚事，一位紳士如何在舞會上表現自己的教養，一個年輕女子如何從他人的言語中辨識真心與虛偽，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事件，都可能成為小說最精彩的材料。
《傲慢與偏見》中的班奈特一家，便充滿了這種家庭喜劇的色彩。班奈特太太一心想將女兒嫁出去，班奈特先生則以冷嘲熱諷回應妻子的焦慮。兩人的對話既令人發笑，又讓人看見婚姻制度背後的經濟壓力。奧斯汀的特殊本領，是能夠從最平凡的家庭生活中，發現最不平凡的人性。
相較之下，艾蜜莉‧勃朗蒂的成長環境則顯得孤獨而蒼涼。她出生於約克郡的索頓（Thornton），幼年隨家人遷居豪沃思（Haworth）。父親派屈克‧勃朗蒂同樣是一位英國國教牧師，但豪沃思牧師館周圍的景觀，與奧斯汀所熟悉的英格蘭南部鄉村有很大的不同。那裡有廣闊的荒原、寒冷的風、低垂的雲層，以及冬日漫長的寂靜。
艾蜜莉三歲時失去母親，年幼時又經歷兩位姊姊相繼病逝。死亡不只是她在書本中讀到的抽象概念，而是從童年起便不斷進入家庭生活的真實經驗。然而，勃朗蒂家的孩子並沒有因此失去想像的能力。恰恰相反，夏綠蒂、布蘭威爾、艾蜜莉與安妮，從小便共同創造虛構國度，編寫故事、詩歌與冒險傳奇。後來艾蜜莉與妹妹安妮更發展出名為「岡達爾」（Gondal的想像世界，創造充滿政治鬥爭、流亡、背叛與激情的人物故事。這個想像世界，幾乎成為艾蜜莉內在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說奧斯汀的文學才華是在觀察真實人群的過程中逐漸成熟，那麼艾蜜莉的創造力，便是在孤獨、自然與幻想之間不斷滋長。兩人的差異，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奧斯汀從人群中理解孤獨，艾蜜莉則從孤獨中想像人群，並且兩位作家所面對的時代正是從啟蒙理性過渡到浪漫主義的關鍵時刻，奧斯汀的創作主要形成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這是英國攝政時代前後，也是啟蒙思想、感性文化與浪漫主義彼此交會的年代。英國的階級秩序仍然穩固，土地與財產繼承深深影響著婚姻制度。女性雖然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卻很難像男性一樣自由取得職業、財產與社會地位。對許多中產階級與鄉紳家庭的女性而言，婚姻不只是愛情的選擇，也是決定一生經濟安全與社會位置的重要途徑。這正是奧斯汀小說最重要的歷史背景。《理性與感性》中的達許伍德姊妹，因為家產繼承安排而面臨經濟困境；《傲慢與偏見》中的班奈特家產受到限定繼承制度影響，使五個女兒的婚姻問題顯得格外迫切；《愛瑪》則呈現了一位擁有財產與社會地位的女性，如何因為相對優越的處境，而得以暫時不將婚姻視為生存的必要條件。
因此，奧斯汀寫愛情，從來不只是寫兩個人是否彼此喜歡。她更關心愛情如何受到財產、階級、教養、道德與社會期待的制約。她筆下的婚姻，是一種需要理性判斷的社會關係，也是一場關於自我認識的精神教育。
到了艾蜜莉生活的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社會已經受到工業革命、都市化與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影響。浪漫主義強調個人情感、自然力量、想像自由與生命中難以用理性解釋的神祕經驗。對艾蜜莉而言，人並不是完全能夠透過教育、禮節與道德規範而變得文明的存在。人的心靈深處，還有某種不受馴服的原始力量。《咆哮山莊》便將這種力量表現得淋漓盡致。小說中的希斯克利夫與凱瑟琳，不像奧斯汀小說裡的男女主角，能夠經由誤會的解除、性格的修正而獲得幸福。他們的愛情帶有強烈的自我認同與佔有慾，甚至超越一般社會所理解的愛情關係。凱瑟琳認為希斯克利夫與自己具有不可分割的精神聯繫。她在選擇婚姻時，卻又無法完全放棄社會階級與物質生活的考量。這種靈魂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正是她悲劇的根源之一。
不過，我們也不能將奧斯汀簡單歸入理性主義，而將艾蜜莉完全視為浪漫主義的化身。奧斯汀同樣重視深刻的感情，艾蜜莉也具有嚴密的敘事設計。她們真正不同的，是對人類情感能否受到社會與理性調和，抱持著不同程度的信任。
此外，從鋼琴、舞會與社交等角度來觀察兩位女作家，也許可以在她們的特殊興趣中發現作者是如何將生活轉化為小說藝術的。奧斯汀喜愛閱讀、音樂、散步、舞會與家庭娛樂。她擅長彈奏鋼琴，在喬頓（Chawton）居住期間，甚至有早晨用餐前練琴的習慣。家人也喜歡圍坐朗讀、玩文字遊戲，偶爾舉行家庭舞會。這些興趣在她的小說中，都不是無關緊要的生活點綴，而是認識人物性格的重要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舞會。
在奧斯汀的文學世界裡，舞會是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社交空間。男女之間的初次相遇、彼此試探、言語交鋒與情感轉變，經常在舞會中展開。《傲慢與偏見》中的達西與伊莉莎白，最初便因舞會上的言行而產生誤解。達西的冷淡與傲慢，使伊莉莎白對他形成不良印象；而伊莉莎白敏銳的觀察力與幽默感，也使她不願輕易接受社會地位所賦予達西的優越性。在這裡，舞蹈不只是身體的活動，更是一種社會語言。一個人願意邀請誰跳舞、拒絕誰的邀請、如何與舞伴交談，都反映出他的教養、階級意識與情感態度。
奧斯汀對音樂的興趣，也影響了她描寫女性才藝的方式。《傲慢與偏見》中的瑪麗‧班奈特熱衷於展示自己的音樂與知識，卻不懂得掌握社交場合的分寸；伊莉莎白雖然不以演奏技巧自豪，卻具有自然真誠的性格。這些人物安排，透露出奧斯汀對女性教育的獨到見解。
真正的教養不在於才藝的炫耀，而在於是否具有理解他人、認識自己與適當判斷情境的能力。
奧斯汀的另一項特殊興趣，是閱讀與戲仿當時流行的小說。例如：《諾桑覺寺》便以哥德小說的閱讀熱潮為背景，描寫女主角凱薩琳‧莫蘭因為沉迷神祕恐怖故事，而將現實生活誤認為充滿陰謀的冒險世界。奧斯汀藉此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小說是否可能使人失去對現實的判斷？然而，她並不是要否定小說的價值，而是提醒讀者，想像力固然重要，卻仍然需要與經驗、理性和道德判斷相互配合。這也正是奧斯汀作品最令人欣賞的地方。十九世紀的英國女作家們深知人類需要幻想，卻也始終不忘在幻想與現實之間創造出風格迥異又透視人性的作品。因此使得整部英國文學史成功地從現實和理性的文風，走向了重視感情、熱愛自然又富於想像力的浪漫主義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