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政策體檢02》日本移工可自由轉職，韓國高薪但不得轉職，台灣雙軌制
（續前文）同樣面對缺工，日本、韓國與台灣卻走出三條不同的移工制度路徑。日本要求移工報酬不得低於同職務本國人，並開放轉職彈性；韓國薪資水準高，卻因轉職限制嚴格，使不少人流向地下勞動市場。相較之下，台灣薪資水位低於日韓，再加上高額仲介債務、勞雇綁定，讓移工在制度夾縫中難以轉身。
日本移工報酬需與本國人相同，韓國高薪，台灣雙軌制
在薪資保障上，日本法律明確規定移工報酬必須與從事相同工作的日本人享有同等或以上的待遇，這包括了各項法定加給。農業移工月薪範圍約在 20 萬日圓（約新台幣 39,800 元）；家庭看護工的薪資為 22.3 萬日圓間（約新台幣約 44,377 元）。
南韓持 E-9 簽證的移工在 2026 年的標準月薪約 2,096,270 韓元（約新台幣 45,000 元）。若加上密集的加班津貼，平均收入可攀升至 250 萬至 300 萬韓元（約新台幣 53,600 至 64,400 元），對於追求短期高收入的移工而言具備極強的吸引力。
相較之下，台灣的移工薪資則呈現「雙軌制」。適用《勞基法》的產業移工（如廠工、營造工、農工），薪資自 2026 年起隨基本工資調升至每月 29,500 元。然而，人數龐大的家庭看護與幫傭等「家事移工」因不適用《勞基法》，薪資由勞動部另行定之，目前基本月薪僅 20,000 元。台灣不僅基本薪資水位低於日韓，更因家事類別與產業類別的薪資脫鉤，在國際人才競爭中極為不利。
台灣移工市場潛規則下的轉職困局
在自由轉換工作的權利與實務操作上，台、日、韓三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制度風景。
日本的「特定技能」制度賦予移工在相同或具有共通性的產業領域內轉換雇主的權利，移工只要向地方入管局申請並取得「在留資格變更許可」，便可透過公共職業介紹所（Hello Work）或民間管道尋找新工作。此外，若移工想轉換到與原先不同的特定產業領域，只要確認具備該領域要求的技能（如通過考試），並重新申請即可。
相對於日本的放寬，韓國則採取「剛性管理」。持 E-9 簽證的移工原則上禁止自由轉換工作，雖然法律給予三次更換工作地點的機會，但門檻極高，通常須證明雇主有暴力或不公平待遇，且多數仍需雇主同意。
台灣移工受限於「勞雇綁定」，轉職往往需符合特定事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所謂「事由」包括雇主死亡、工廠歇業等移工不可控因素，或是遭受暴力、欠薪等違法情事。另外，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指出，移工在尋求新雇主時，常被迫支付新台幣數萬元不等的非法「買工費」。
從「無證比例」看見制度的韌性與盲點
在探討移工政策的成效時，無證比例是一面最誠實的鏡子。
日本過去惡名昭彰的「技能實習制度」因嚴禁轉職且環境惡劣，導致失聯案例層出不窮；然而，自 2019 年推行「特定技能制度」後，移工的「行方不明」人數僅剩 76 人，失聯率大幅降至 0.14%。報告分析，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有強化的支援機制——調查顯示，有 48% 的移工認為「知道遇到問題該向哪裡諮詢」是留任最關鍵的心理支持。
相較之下，移工進入韓國前雖然是低負債，但報導指出，由於制度規定移工不得隨意換工作，許多人為了追求更好的待遇或更高的薪資，最終選擇逃離原雇主成為非法勞工。根據韓國法務部 2024 年 8 月的資料，持 E-9 簽證入境後失聯的不法滯留者高達 54,898 名；若以 2024 年底 E-9 總聘僱人數 33.7 萬人計算，失聯率高達 16.3%。
這數據指出，即使「去仲介化」減輕了債務且給出高薪，若不給予轉職自由，移工寧可背負非法身分，也要逃往勞動條件更好的地下市場。
台灣困局：被負債與枷鎖禁錮的勞動力
對比之下，台灣正處於最不利的雙重困境。我們既沒有韓國的「政府對政府（G2G）」低門檻召募，移工背負遠重於日、韓的入境債務；同時又缺乏日本逐步放寬的「轉職彈性」與「諮詢支援」，「失聯」便成為移工加速還債、追求生存的出口。（文未完，請繼續閱讀）
系列閱讀：
移工政策體檢 01》台灣對移工依賴度，遠高日韓，三國招聘制度大評比
移工政策體檢02》日本移工可自由轉職，韓國高薪但不得轉職，台灣雙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