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駕無保請回引民怨 李惠暄：僅代表現階段「事證不足」 補強可公訴
Newtalk新聞
彰化近日接連發生兩起毒駕案，其中一名通緝犯更撞斷員警腿部；兩案嫌犯在檢察官聲請羈押後均遭法院裁定無保請回（其中6月4日案經抗告後裁准預防性羈押），引發社會強烈反彈。執業律師、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台北市中山大同區議員參選人李惠暄昨（8）日分析指出，無保請回只代表現階段事證不足，偵查仍在進行，一旦補強證據，檢察官仍可依法提起公訴。
李惠暄表示，民眾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這起事件的核心在於「檢察官著重社會防衛」與「法院嚴守事證門檻」之間的本質差異。在法律邏輯上，檢察官聲押但法官裁定無保請回，是在事證不足時必然的結果，「這不是法官縱放，而是法官在堅守依證據裁判的法治底線。」
他指出，許多人誤以為毒駕有法律漏洞，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的預防性羈押，已明文將酒駕、毒駕納入適用範圍，「問題不在無法可用，而在檢、院雙方角色不同」。檢察官身處偵查第一線，面對惡劣情節，基於社會防衛的急迫性，自然傾向聲押。但法官是獨立中立的裁判者，羈押是判決確定前對人身自由最直接的剝奪，法官不能憑主觀的危險感或社會輿論來裁定，必須嚴格審視事證是否符合法定要件。
李惠暄從法理拆解三個關鍵原因。第一，「犯罪嫌疑重大」的認定標準不同。若法官認為現有證據仍有不足，羈押的首要前提就不存在。例如毒品唾液快篩結果，可能不足以佐證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的程度，需要補足事證。第二，缺乏法定羈押原因。就算犯嫌重大，也必須符合特定原因—逃亡之虞、湮滅或偽造證據之虞、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如果關鍵證據都已扣押、相關共犯都已到案，就難以主張羈押原因存在。第三，不符比例原則。羈押是最後手段，若法官認為限制出境、定期報到等手段已足以確保偵審順利進行，就不應採用羈押。無保請回，代表法官判定連交保的限制都沒有必要。
「檢察官看到的是未來再犯的危險性，但法官依法只能看當下事證的充足性。」李惠暄強調，無保請回只代表現階段事證不足，偵查仍在進行，一旦補強證據，檢察官仍可依法提起公訴，也可在抗告中翻盤。
他呼籲，要解決毒駕引發的社會恐慌，應正視檢院之間的落差，而解方不在於降低羈押門檻，而在於強化檢警在初始偵查階段的事證蒐集能量，包括即時檢驗程序的標準化、數位採證工具的法制化，以及跨機關資訊整合，讓事證在聲押當下就能充分支撐法定要件，才是在法治框架內真正填補制度縫隙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