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流亡亦無自由 中國系統性跨國鎮壓海外異議人士
Newtalk新聞
ICIJ 與全球 42 家合作媒體訪問了分布於 23 個國家與地區、共 105 名遭遇跨國鎮壓的受害者，並分析中國公安內部教材、機密指導文件、受害者證詞及相關佐證資料。
調查指出，遭鎖定對象主要為從中國或香港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人權倡議者、維吾爾族與西藏（圖博）族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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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多元 監控、騷擾與經濟施壓
根據受害者陳述，中國當局及其代理人所採取的各種手段包括：
長期監視與跟蹤：60 名受訪者表示，曾感受到遭到中國官員或代理人的跟監與行蹤監控。
騷擾與實體威脅：22 人曾遭遇中共支持者的直接威脅或肢體攻擊。
網路駭客與資訊滲透：19 人表示曾遭遇來自國家級行為者的駭客攻擊與可疑訊息。
網路抹黑戰：27 人曾在網路上遭污名化、散播假資訊攻擊。
財務打擊：部分受害者的中國或香港銀行帳戶被凍結，切斷經濟來源。
更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留在中國或香港的親屬曾遭恐嚇、訊問，甚至連鄰居、昔日師長也被動員施壓。
系統性戰術：中國跨境鎮壓的行動藍本
ICIJ 調查揭露，中國政府對海外異議人士的打壓，並非零散或個別行動，而是根據明確內部指導方針，長期、系統性地運作。
在 1989 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中國軍方鎮壓了至少 10,000 名和平抗議者。大量異議人士被迫逃亡海外，在紐約、巴黎等地建立人權組織。
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中國內政專家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表示：「當時，一旦異議人士離開中國，就基本脫離了中國政府的掌控，可以繼續他們的行動。他們在海外建立了行動網絡。」
中國當局因此意識到必須壓制這些海外組織，「想要讓這些組織安靜下來，甚至徹底消失。」
「海外調查與滲透」納入中國公安部正式教材
隨後，中國著手建立全球性的跨國鎮壓網絡，並將具體手法編入國內安全指導方針、公安教科書等內部文件。ICIJ 取得並審閱了部分這類文件。
ICIJ 獲得的機密資料顯示，至少自 2004 年以來，中國公安部門即將「海外調查與滲透」納入正式教材，將境外異議勢力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對象。
一份由廣東省公安廳編撰的內部教材指出，對海外異議人士的行動必須「長期部署、謹慎進行、有的放矢」，並強調應隱密蒐集情資，定期上報中央。
自習近平 2012 年上台以來，針對黨國體制「敵人」的打壓，無論在國內或海外都進一步升級。習近平在內部指示中，屢次要求國安系統對「西方反中勢力」保持警惕，將流亡異議人士納入打壓範圍。
針對「重點人物」的18種控制戰術
此外，ICIJ 分析來自新疆鐵克斯縣公安局的 2013 年簡報文件，發現中國安全部門制定了針對「重點人物」的 18 種控制戰術，包括：
「抽梯斷路」：禁止異議人士返國，或一旦返國即禁止再次出境。
「情感施壓」：動員親屬勸導或施壓，使異議人士放棄活動。
「斷氧行動」：凍結財務來源，切斷生計支持。
「離間瓦解」：在異議團體內部製造不信任與猜忌。
「網路封鎖」：限制與外界的網路聯繫與資訊流通。
「污點挖掘」：蒐集目標人物的私人瑕疵或弱點，作為施壓或抹黑手段。
滲透至基層與私人 技術水準大幅提升
由「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VOCMF）中國研究主任曾德恩（Adrian Zenz）提供給 ICIJ 的這份簡報中，國內安全保衛單位被形容為「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鋒利武器」。文件還強調，各部門必須協同作戰。
這些內部指導方針顯示，中國當局已將跨國鎮壓納入國家維穩體系，並透過公安、國安、外交等多個部門協調推進。
德林豪森分析指出，這些作法直到今天依然被廣泛運用，且規模擴大。「基本原則與作戰藍本沒變，只是操作層級與技術水準大幅提升。」她說，「這也說明了中國式監控國家滲透到多麼基層、私人層面。」
而儘管面臨這樣的騷擾與威脅，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向所在國的警方報案，原因是擔心遭到中國報復，或認為當地警方也無力處理。即便有些人曾報案，警方往往未積極跟進，或表示無證據可供採取行動。
流亡者悲歌：身處自由國度，也無法免於恐懼
包含流亡法國巴黎的藝術行動者蔣聖達、流亡英國的前香港區議員劉珈汶（Carmen Lau）、旅居愛爾蘭的維吾爾人權倡議者努熱婭・再丁（Nuria Zyden）、以及定居日本東京的香港民運人士李伊東，這些案例顯示中國政府如何透過跟蹤海外行動、威脅騷擾家屬、甚至發布通緝令等手段，製造寒蟬效應，進而讓異議者陷入人際孤立與心理壓力，達成跨國鎮壓的目的。
這些手法對台灣人毫不陌生，與國民黨極權統治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1945-1992）對海外台灣人的監控，如出一轍。隨著數位時代，極權手法還包括透過網路發動假訊息，迅速創造懷疑，毀滅一個異議反抗極權者的可信度。
蔣聖達的故事：在法國抗議仍遭中國警告
蔣聖達出身於特殊背景。他的父親是國家安全部官員，祖父則是曾經派駐內蒙古的高級幹部。蔣聖達在北京接受菁英教育，與富二代與官二代們為伍。
他記得，兒時家中經常有人送來月餅、高級螃蟹等禮物，希望討好他父親。
18 歲那年，他短暫加入了總部設在美國、主張中國憲政民主的「中國民主黨」。這場政治試探讓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並遭警方帶走。
成為巴黎「中國自由陣線」領袖
被捕後，蔣聖達驚訝地發現，警方已掌握一份詳細檔案，內容包括他的私人郵件、小學老師的評論等。他被拘押三晚，護照遭吊銷近一年，父親也被迫離開外事崗位，轉往國有企業工作。
2018 年，蔣聖達移居法國——一個他憧憬已久、以民主傳統、社會抗議文化與接納政治避難者而聞名的國家。
抵達巴黎時，正逢當地港人社群因香港《國安法》反送中抗議活動掀起高潮。蔣聖達受到啟發，後來成為「中國自由陣線」的領袖，並以藝術創作批評中國政策，筆名「蔣不」、「CHIANG Seeta」。
後來他在去（2024）年習近平訪問巴黎期間參與抗議活動時，就遭遇中國當局施壓。
便衣警察頻繁「拜訪」行動者的父母
蔣聖達向 ICIJ 表示，活動前數月，便衣警察頻繁拜訪他在北京的父母，並於餐廳包廂等非正式地點進行約談。
在那個細雨紛飛的五月午後，蔣聖達站上了共和國廣場，面對聚集的藏人與香港抗議者，他說：「他們（中國警方）要求我們在習近平訪法期間保持沉默。」
「這樣的威脅正是跨國鎮壓的一部分⋯⋯是中國暴政的延伸。」蔣聖達說道。
他發表演講的當日，中國警方甚至致電警告其父母：「你們的兒子過去的行為我們本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若讓領導人在訪法期間難堪，我們也很難交代。」
隨時都找得到你
蔣聖達指出，類似的施壓也波及到他所屬團體的其他成員家屬，導致部分人退出行動。他痛心表示：「即使生活在自由國家，我們仍害怕發聲，仍要承受來自中國共產黨的騷擾。」
蔣聖達表示，在習近平訪法後，他家人受到的威脅一度中止，但不久後又再度恢復。
今年三月，蔣聖達透過其中一支安全通訊手機，收到父親的訊息。父親告訴他，北京國安再次約見，要他停止與義大利知名流亡異議人士「李老師」合作。
官員警告：「如果必要，我們會直接打電話給你，甚至直接找上你。」
蔣聖達解讀這番話：「他們是在告訴我——如果想找你，隨時都找得到。」
劉珈汶的故事：英國流亡者被懸賞通緝
在英國流亡的前香港區議員劉珈汶（Carmen Lau），因持續呼籲香港民主改革而成為中國政府鎖定的對象。2024 年底，香港當局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煽動分裂國家」為由，對包括劉珈汶在內的六名海外異議人士發布通緝，並懸賞約 13 萬美元。
劉珈汶是 2020 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流亡海外的數千名香港人之一。2021 年，她因呼籲選民以「投白票」抗議被操控的選舉，而遭到起訴。
凍結帳戶 中國用通緝恐嚇 孤立行動者
劉珈汶向 ICIJ 描述，當她透過新聞得知自己被列入懸賞名單時，內心震驚與恐懼交織。隨後，她在香港的銀行帳戶遭凍結，親屬也被當局約談施壓。
劉珈汶指出：「我很擔心留在香港的家人，畢竟他們只是普通市民，卻因我的言行而受波及。」
劉珈汶亦提到，自從遭通緝後，她在英國的社交圈出現變化，有些原本的支持者與友人選擇與她保持距離，使她感到孤立與無力。
她強調：「這些施壓不只是針對我個人，也是想透過孤立與恐嚇，讓我們放棄發聲。」
劉珈汶呼籲，民主國家應制定具體機制，識別並抵制中國跨國鎮壓行為，保障流亡異議人士的安全與自由。
努熱婭的故事：維吾爾倡議者遭跨境恐嚇
現居愛爾蘭的維吾爾人權倡議者努熱婭・再丁（Nuria Zyden），為了逃離中國境內日益嚴重的反維族情緒，她自新疆喀什流亡海外已超過十五年，致力於揭露中國在新疆的人權侵害，其家人憂心忡忡，最終還明言告訴她：「不要再想回家了。」
2014 年，中國政府以反恐為名加強對新疆管控，習近平稱一場火車站爆炸案為「恐怖襲擊」，此後，情勢急轉直下。
中共的危害人類罪 超過100萬人的大規模監禁
2017 年起，大量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大規模拘禁超過 100 萬維吾爾人，強迫勞動與其他侵犯人權行為猖獗。2022 年聯合國報告指出，這些行為「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
努熱婭向 ICIJ 透露，2024 年，她赴波士尼亞參加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UC）期間，遭到來自中國的特務騷擾。
海外跟蹤偷拍 假關心真恐嚇
她在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時，便察覺有人跟蹤，到達會場後更目睹兩名可疑男子試圖偷拍與會者。
返愛爾蘭後，失聯十年的母親突然聯繫她，並以哀求語氣要求努熱婭「停止對中國的攻擊」。隨後，一名自稱喀什公安的人員致電，暗示若不收手，家人可能面臨後果。
努熱婭形容這種方式為「溫柔的威脅」：「他們假裝關心家人安危，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恐嚇。」
儘管內心充滿掙扎與恐懼，努熱婭堅定表示，將繼續為維吾爾族發聲，不向威脅屈服。
李伊東的故事：日本生活圈內的無形威脅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報導，在日本，定居東京的香港民運人士李伊東也同樣成為跨國鎮壓的受害者。
李伊東向 ICIJ 作證，去年 8 月，其父母在香港的新住處收到威脅信件及印有他在日本活動照片的資料，照片上他的臉部還被畫上紅色叉叉。
威脅父母「將負最大責任」 騷擾父母經營服飾店
信中指控他「煽動香港獨立」、「推翻中國政權」，並威脅其父母「將負最大責任」。
李伊東指出，信件提及他兒時改名等細節，顯示寄件人掌握極為私密的個資。他懷疑這類行為與香港當局有關，並提到信件寄達後，父母經營的服飾店更頻繁遭到官方部門上門檢查。
他表示：「這不只是簡單的騷擾，而是企圖透過家人施加壓力，讓我停止活動。」
李伊東也坦言，此事導致他在日本的香港社群活動出現疏離感，有人選擇與他保持距離，使他感到孤立與無力。
中國滲透聯合國組織 引發民主國家警覺
ICIJ 調查也揭露，中國政府將打壓觸角延伸至國際組織，滲透聯合國與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平台。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國透過設立官辦非政府組織（GONGOs），監視、騷擾、甚至公開抹黑提出中國人權問題的異議人士。部分被害者指出，在日內瓦的會議場館外，遭到與中國政府關聯組織人士尾隨與攝影。
同時，中國也被指控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系統，不僅追捕真正的刑事罪犯，也將異議人士、企業家與維吾爾族權益倡議者列為通緝對象，違反國際刑警組織應有的中立原則。
ICIJ 指出，這種運作模式不僅擴大了中國跨國鎮壓的範圍，也進一步削弱了國際組織本應保障人權與公平正義的功能。
海外警察局：中國跨國鎮壓的另一利器
除透過家屬施壓、滲透國際組織外，中國還在全球各地設立「海外警察服務站」（Overseas Police Service Stations），作為跨國鎮壓行動的一環。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 2022 年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公安機關以「提供行政服務」為名義，在至少 50 個國家設置逾 100 個海外警察站點，實際上從事監視、騷擾、甚至強迫流亡異議人士遣返的行動。
報告揭露，這些警察局由地方公安局（如福建、浙江地區）主導設立，對象鎖定在海外的華人社群與異議人士，部分地點更直接協助當局進行跨境威脅與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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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 指出，海外警察局與中國官方「跨國鎮壓行動」緊密相連，與滲透聯合國體系、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網絡並列為主要手段。
美國、加拿大、西班牙、愛爾蘭等多國已針對中國設置的海外警察局展開調查，其中部分站點被要求關閉，並對涉及非法執法行為的人員展開刑事偵辦。
保護衛士警告，中國藉由這些「海外警察局」，突破了主權界限，在他國領土上施行「軟性監控」與「強制遣返」行動，對全球民主社會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
美歐加強警戒 中國否認指控
美國司法部將「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NR）定義為「外國政府越境對個人施加傷害、威脅、恐嚇、騷擾或脅迫的行為」，並將中國列為主要關切國家之一。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指出，具體手法包括尾隨監視、假資訊攻擊、強迫返國或脅迫其國內親屬。
近年來，美國公開多起涉及中國國安部人員指示代理人滲透流亡社群、蒐集情報的案例。
歐洲議會亦呼籲歐盟各國協調回應，瑞士將中國跨國鎮壓行動定性為對民主的威脅，英國亦啟動相關調查。
你相信？ 中國官方：從未跨境打壓異議人士與海外華人
然而，ICIJ 指出，中國善用代理人與間接施壓，使得各國司法機關難以直接證明國家責任。
中國政府則否認相關指控。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表示，有關中國跨國鎮壓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由少數國家和組織編造來抹黑中國」。
劉鵬宇還向 ICIJ 發出聲明指出：「中國從未存在所謂『跨境打壓異議人士與海外華人』的行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 28 日則在例行記者會中也重申此論調，他說中國一貫「嚴格依法開展對外執法司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國法律和司法主權」，批評所謂「跨國鎮壓」為「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對中方正常的執法司法合作進行無理指摘和污蔑抹黑」。
專家警告：只是冰山一角，手法日益升級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向《NHK》指出，目前揭露的案例「僅是冰山一角」，實際遭遇恐怕遠遠不止。
她警告：「只要中國的政治體制不變，跨國鎮壓行動就不會停止，且手法將持續升級，更加隱蔽與難以追蹤。」
阿古教授並分析，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後，為確保統治正當性，愈加急於壓制異見聲音。
她強調，即便日本擁有言論自由制度保障，在資訊與人流跨國流動的時代，社會必須正視國境之外施壓成為常態的現實，並呼籲政府採取具體行動，守護言論自由與民主空間。
作者：陳怡菱，報呱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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