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集中營幸存者：「我們被剝奪了人性」

（德國之聲中文網）萊昂·維因特勞普（Leon Weintraub）還能清楚地記得 1939 年 9 月 9 日德國納粹士兵進入他的波蘭家鄉羅茲（ Łódź） 的那天：“他們排著看不到邊的長隊闖入，身材高大、意氣風發的年輕納粹士兵穿著綠色的制服。直到今天，一想起那釘了鐵掌的靴子踩在鵝卵石路面上的聲音，還讓我感到背脊發涼，”他告訴 DW，“他們散發著如此強大的威權震懾力，好像他們會粉碎擋在路上的任何障礙。” 當時他 13 歲，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接下來將有怎樣的恐怖經歷。他母親經營一家小洗衣店，他和四個姐姐以及母親一起住在羅茲的貧民區。他的父親在他一歲半時就去世了。這個小家庭緊緊地團結在一起。萊昂是一個聰穎的孩子。“讀書和看電影對我來說就像一個鑰匙孔，讓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他說。多虧了一份獎學金，他得以進入文理中學就讀。

被困在猶太人隔離區

然而，他的學業無法繼續。1940年2月，他和家人被強制搬遷到猶太人隔離區利茲曼城（Litzmannstadt）——這是德國人給羅茲改的名字。這裡擠滿了約 16 萬猶太人，任何試圖逃跑的人都會被槍殺。人們被強迫勞動。萊昂在一個電器車間工作。猶太人委員會的人告訴他，對納粹有用的人才有更大的生存機會。（編者注：猶太人委員會是由納粹在佔領區設立的強制性組織，旨在管理猶太社區，並在猶太人與德國佔領者之間充當中介。）

盡管如此：猶太人隔離區中有許多人死於瘟疫和飢餓。“‘飢餓’這個詞在我的詞匯庫、我的大腦以及我的生命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萊昂·維因特勞普說。今天的人們如果沒吃午飯，到了晚上會說自己餓了，但“那不是飢餓，那是有胃口。在五年七個月零三周的時間裡，除了一次例外，我一直飽受真正的飢餓之苦。空空的腸胃疼到讓我無法入睡，醒來時依然如此。我唯一的念頭就是如何弄到一點吃的來填飽肚子。”

被轉運至奧斯威辛集中營

1944 年夏天，波蘭的猶太人隔離區被解散。該地區的行政長官弗裡德裡希·於貝爾何爾（Friedrich Übelhöhe） 早在 1939 年就曾向納粹高層發出一份通告，他在信中寫道：“建立猶太人隔離區理應只是一項過渡措施。至於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手段清除隔離區和羅茲市內的猶太人，我保留決定權。無論如何，最終目標必須是將這個‘瘟疫腫塊’徹底鏟除。”

然而，對於隔離區的猶太人，納粹假惺惺地承諾他們可以去別處繼續為“第三帝國”工作。萊昂和許多人一樣，被驅逐到了集中營奧斯維辛（Auschwitz-Birkenau）。納粹士兵謊稱那裡只是另一個隔離區。“隨後貨運列車來了，那本是為運輸牲畜而非乘客設計的，”他講述道，“我們被塞了進去，擠得只能站立。車門被鎖死，沒有食物，沒有水。黑夜過去，白晝再臨，又是黑夜。”便桶散發的惡臭籠罩了一切。

終於，車門被拉開，有人吼道：“滾出來，滾出來。”萊昂講述說，當時他還不清楚納粹把人們帶到了哪裡。他還沖著母親喊道：“我們在裡面見。”但他很快意識到，自己並沒有來到另一個隔離區。他用余光瞥見鐵絲網是通電的。在臭名昭著的“分揀站台”進行所謂“篩選”，當時 18 歲的他最後一次見到母親。納粹軍人決定誰可以活下去：“大拇指朝右或者朝左，意味著是當場處死，還是先強制勞動，然後再處決，”萊昂說。他的母親在同一天就死在了毒氣室中。

對於 18 歲的 萊昂來說，先強制勞動。“隨後便開始了‘剝奪人性’的程序，”他回憶道。人們被剝去衣服、淋浴、剃毛並消毒。“我們被剝奪了所有的個人意志。他們控制著我們，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執行命令。”

逃脫毒氣室

每當萊昂想到奧斯維辛，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燒焦血肉的氣味。“但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那些高聳的煙囪和濃黑的煙霧，竟然是被焚燒的屍體。”他感到孤獨，幾乎看不到一個熟悉的面孔。“但我把自己包裹在一個繭裡，可能是出於生存本能，為了不讓所有的負面情緒侵蝕我。否則我堅持不下來。”

他能從集中營幸存純屬巧合。他所居住的第10號營房的年輕囚犯們已被營地管理層計劃送入毒氣室處決。趁著當時沒有看守在附近，萊昂混入了一群赤裸的、被派往 格羅斯；羅森（Groß-Rosen） 營地參加勞動的囚犯中。他們剛被紋身紋上囚犯編號。“當我們被帶到儲衣室時，幸運的是我沒有被檢查，否則我早就沒命了。”

他在奧斯維辛看到的最後一幕，是一個掛在通電圍欄上的女性屍體。死者以自殺了斷了生命。

磨難與逃亡

年輕的萊昂隨後經歷的站點包括 格羅斯-羅森（Groß-Rosen）、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 和法國東部的納茲魏勒-斯特盧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 集中營。納粹施加的虐待狂般的暴行影像深深刻在他的記憶中：對路過的囚犯肆意毒打、各種羞辱、處死囚犯。“即使現在，每次我回到弗洛森比格，我的雙腿都會顫抖，”他告訴 DW，“我會呆住幾秒鐘，因為在那兒我仿佛又看到了冬天的自己，站在寒風中。整個人群在點名廣場上挪動。那是世界末日般的景象。”

戰爭結束前不久，萊昂和其他囚犯被塞進一列火車，原計劃要連人帶車沉入博登湖。但這並沒發生：火車頭遭到了法國戰鬥轟炸機的襲擊，火車停了下來，萊昂成功逃脫。當他終於面對一名法國士兵時，他知道：他的苦難結束了。那時 19 歲的他體重僅剩 35 公斤，並患有傷寒。他活了下來，卻在為失去的家人哀悼——直到偶然得知，他的三個姐姐在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幸存了下來。“那一刻，我重新變回了人。那是重回生活之路的開始，” 他說。

繼續生活與銘記

萊昂·維因特勞普（Leon Weintraub）決定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主要是因為我曾如此近距離地接觸疾病和死亡。我想助力新生命的誕生。”1946 年，英國軍政府為他在德國哥廷根提供了一個大學名額——偏偏是在德國，這個加害者的國度。作為一名醫生，他深知：“納粹種族意識形態缺乏任何科學依據。不論皮膚顏色如何，所有人的組織結構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1950 年他回到了祖國波蘭。1969 年他移居瑞典，因為波蘭的反猶主義情緒日益蔓延。他開始致力於反對對歷史的遺忘。對他來說，這是對被謀殺的家人和數百萬無辜受害者的義務。萊昂·維因特勞普（Leon Weintraub）告誡說，讓他們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去，無異於第二次奪走這些受害者的生命。

因此，他還將自己以全息投影（Hologramm）的形式永恆化。“才過了幾十年，就已經有很多年輕人不再知道集中營是什麼了，”他說，“而且可怕的是，今天竟然又有人在呼籲種族屠殺，還有猶太人因為害怕被攻擊而不敢戴著猶太小帽走上街頭。”

但萊昂·維因特勞普（Leon Weintraub）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深信，理智終將獲勝，人類終將意識到，是時候結束互相指責和爭鬥，共同建設一個和平的未來了。”

Matthias Hummelsiep采訪並整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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