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隆觀點》校園黑箱的代價：國賠黑洞，是全民買單的行政失靈
Newtalk新聞
我在協助受害學生處理校園暴力訴訟時，常面臨一個荒謬的法律難題：為了確保學生的救濟權利不因校方的調查黑箱而落空，我們被迫在訴狀中同時主張《國家賠償法》與《民法》，讓司法來決定適用的法條。
為什麼一個事實單純的校園暴力案件，竟需要透過訴訟策略的「排列組合」來爭取賠償？這其實是受害者在體制失靈下的無奈選擇。如果我們只提「國家賠償」，校方總能透過調查上的黑箱，將施暴者的行徑辯稱為「私人糾紛」，主張這不屬於「執行職務」，藉此讓國家賠償責任無法成立；反之，若只提對個人的「民事賠償」，對方又可能以公務員身分作為脫罪的擋箭牌。
校方正是利用這種法律認定的模糊地帶，藉由對真相的操弄來影響法律適用。這種被迫採取「雙重訴訟」策略的過程，不僅耗費受害者漫長的青春與司法資源，更揭示了一個真相：在校園調查黑箱之下，受害者連尋求公道的途徑，都被校方刻意設計成一場高難度的迷宮。
這種「調查黑箱」的代價，遠比大眾想像的沉重：
首先，這是「逃避究責的行政怠惰工程」。依據《國家賠償法》，國家雖需賠償人民，但若要向失職公務員求償，門檻需達「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在新北市立三民高中教練毆打學生案中，校方在案發當下竟選擇完全不做調查，這種「行政不作為」，直接導致了關鍵事實無法在第一時間被保全與認定。
當校方透過「不作為」拒絕啟動調查，受害者被迫只能尋求外部組織（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揭發，才迫使校方在壓力下不得不召開校事會議。這不僅延宕了正義的實現，更因為調查時機的延誤，導致證據效力減弱。更深層的問題是，這種「行政怠惰」往往演變成變相的護短：當調查拖到最後不得不做時，學校往往已預設立場，將調查過程導向輕描淡寫，試圖將責任降至最低。
換言之，不調查，是為了逃避求償責任；等到被迫調查時，則是為了透過黑箱操作，將失職人員從法律的究責圈中清洗出來。全民為他們的惡意決策買單（國賠），而當事人卻因為校方的怠惰與遮掩，不僅在漫長的調查期間免於職務懲處，甚至可能因為證據的流失，成功規避了國家後續的財政追討。這難道不是一種制度性的縱容嗎？
其次，校園黑箱導致了「預算排擠的連鎖效應」。除了國賠，若校事會議被用於剷除異己，導致違法停聘或解聘，當教師在行政訴訟中勝訴，學校還必須補發動輒數百萬元的薪資與賠償。這兩類支出——國家賠償與違法處分賠償——本質上都是拿納稅人的血汗錢，去為校園內部的行政霸凌與違法決策買單。這些錢，本該用在學生的教育現場，卻成了校園管理者掩蓋真相的「代價」。
更嚴峻的是，當前校園出現了一種「違法比較便宜」的扭曲文化。對學校首長而言，落實公正調查需要面對人情壓力，而維持黑箱卻能透過國賠制度由公庫承擔。只要校方始終握有「事實認定」的壟斷權，求償機制就永遠是一具空殼。
我們必須警惕，當校園現場淪為訴訟戰場，這筆賠償金不僅是財政的公共危機，更是教育誠信崩盤的代價。我們呼籲，真正的教育改革不能只是修修補補。當教育誠信已經淪為需要透過雙重訴訟才能爭取的權益時，教育部若再以「地方自治」作為袖手旁觀的藉口，無疑是讓行政怠惰成為校園治理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