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開「施壓司法」　卻修了個「棄保潛逃罪」空心條文

有些法案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是為了讓人看起來「有在解決問題」。至於問題本身是不是因此更大？不好說，反正看不見。

最新出土的「棄保潛逃罪」提案，就是這樣的存在。一個表面上正氣凜然，實際上處處破綻的立法示範，告訴我們什麼叫做：法律當標語喊的時候，法律精神就已經逃走了。

立法委員忙著搬道德高地，卻沒發現自己修的是一張空心條文，漏洞多得像個法律系期末考逆教材。條文不到三百字，失誤倒是一籮筐。若要以此立法懲治潛逃，恐怕第一個該被處罰的，是草案本身的邏輯逃亡。

一、罪名用立的，不是用修的

藍白聯手送進立法院的版本，把「棄保潛逃」單獨拉出來立罪。乍聽之下好像合理：既然交了保釋金、還答應法院準時到庭，最後卻拍拍屁股跑了，怎能不罰？

問題來了：逃跑的人，現在就不能處罰嗎？答案是可以。

依《刑法》第161條，羈押中逃脫，本來就是犯罪。若再合併「詐欺」「違背法定義務」，可以依法論處。這不是法律沒管，是早就有法。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無法可管」，而是「懶得依法」。你把法律當作交際花一樣打扮修飾，難道會比較有人聽話？還不是回到執法意志和司法判決標準。缺的是執行，不是法條。

於是藍白的草案看似補漏，其實另開新洞。

二、如果沒交保，就可以逃？

這部戲最荒謬的地方，是「逃跑」這件事，在他們的條文裡，不是重點。

依草案邏輯，只有「棄保」才是罪，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沒交保，就算他走了、躲了、不見了，也不算潛逃，因為你沒「保」就無「棄」。

換句話說，現行制度下逃跑是逃跑，修法之後變成－－「繳錢逃跑才算逃跑，不繳錢逃跑不算逃跑」。這不是漏洞，是邏輯本身放棄了追捕。

三、刑度邏輯，錯得令人想報警

再看刑度設計。依草案規定，棄保潛逃最重判三年。但現行的《刑法》第162條「看守所脫逃罪」，最重五年。

也就是說，如果你被羈押在看守所逃跑，比你交了保、住在自己家裡然後沒來開庭，要重罪得多。

照理說，應該是保釋是法院給你的信任，你背叛它，罪應加重。但藍白反其道而行，搞得像是你不進監牢逃跑比較沒事。這是什麼？法律版「自助餐」，誰先跑誰贏。

四、藏匿不算行為？「不出現」就算犯罪？

「逃跑」的基本構成行為是什麼？常識告訴我們是「離開」、「躲藏」、「隱匿」。但草案沒寫。它只寫了「未依傳喚到庭」，就自動構成犯罪。

意思是，如果你只是遲到、或地址沒更新、甚至真的不知道開庭，沒來－－也可能變成罪犯？

實行行為不定義清楚，最後就是人民動輒得咎。台灣法律講究「罪刑法定」，不能讓人連怎樣算犯罪都搞不清楚。不是每個人都有律師，尤其是在法院信函寄錯的那一天。

五、主體模糊，誰有義務？誰負責？

法條沒寫清楚的是：被告逃跑，責任落在哪些人身上？是被告本人？還是保人？是法院未通知成功？還是檢察官沒聲請拘提？

這些不寫清楚的後果，就是未來訴訟混亂不堪，每個人都說自己沒有責任，因為法條根本沒講。立法該是清晰的規則，不是誰都能推說「不是我」。

六、法院開庭進度決定加重刑期？這種笑話誰想出來的？

草案原本版本還設計過一種「加重條件」：若你是在法院開完言詞辯論後潛逃，就可以加重刑罰。

這種設計，好像是在鼓勵你「早點逃」，逃得夠早還比較輕。這不是法律，是道德倒轉的懲罰遊戲。

而且，法院程序的進度有太多變數，不是被告能控制的。你憑什麼拿這個做加重刑度的依據？這叫「法安不安、看法官排程」。

立法不能變成開心農場，一會兒種蘿蔔、一會兒種西瓜，結果長出來的是一片爛泥。

七、妨害司法，敢說不敢寫？

最令人玩味的，是草案避開了「施壓司法」的犯罪處罰。看似正義凜然地說要「維護司法公正」，但一提到「政治人物向檢察官施壓」，草案就集體噤聲。

為什麼？因為曾經在北檢前面集體發言、對司法案件指指點點的，正是這些人。

棄保潛逃固然該罰，但司法獨立遭干預更嚴重。你不能只處罰跑走的被告，卻不處理在法庭外圍喊價施壓的人。

這不是不知道怎麼寫，是不敢寫。

八、與其補法，不如修制度

棄保潛逃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台灣法律早就有工具可以應對，只是常常不用，或用得太慢。

關鍵不在於再立一條罪，而是問：「我們對潛逃的人，有沒有真正去追捕？」「對保釋制度的濫用，有沒有機制防範？」立法若只為了滿足當下輿情，卻沒考慮長遠適用性，最後就是「有法可依，卻無法可用」。

說穿了，這條草案是為了回應輿論、安撫情緒，不是為了真的讓法律更清楚。它讓我們看見的不是秩序，而是慌亂的立法過程，和立法者對法治的輕率。

九、法治社會，不靠新增罪名撐起來

我們要的是法治，不是罪名表上的密密麻麻。我們要的是制度執行力，而不是「新增罪」的成就數量。

真正的法治精神，是用最少的條文達成最多的秩序，而不是每出一個事件就開發一條罪。那種「情緒導向式立法」，只會讓法律變得像氣象預報一樣不準確、不可依賴。

立法不是作文比賽，更不是人設經營。草案出錯不可恥，硬拗才可笑。潛逃的，不只是被告，更是邏輯、制度與責任。

十、從國際比較看「潛逃罪」的荒謬與替代方案

法律不是儀式，而是制度的實踐。若要檢驗一項刑法增修是否合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其他法治國家怎麼做。所謂「棄保潛逃罪」，在多數先進民主國家裡，不僅少見明文獨立立罪，反而多依賴嚴謹的保釋制度設計與執行機制，來實現同樣的目的。

美國：用制度堵漏洞，不靠新增罪名

美國聯邦法規中雖有《Bail Jumping》一罪，用於處罰違反保釋條件的被告，但適用門檻相當高，必須證明當事人明知故犯、意圖逃避法律責任，且保釋金制度本身已內建「逃跑代價」，包括失去保金、保險人追討與永久通緝，形成強大威嚇力。

換言之，美國不是以「新增刑罰」解決棄保問題，而是設計一個自我強化的保釋信任體系，加上跨州逮捕與法官裁量，使「潛逃」成為一種風險極高、利益極低的選項。

德國：強調程序正義與比例原則

德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設置所謂「棄保潛逃罪」，而是從程序中直接防止逃逸，例如對有逃亡風險者直接限制自由、禁止出境、甚至預防性羈押。但一切限制都需通過法官審查，並接受辯護人質疑，避免行政權過度濫用。

這種制度不是對潛逃重罰，而是提前預防失控，而且保證每一階段皆符合法治國原則與比例原則。德國不是沒有潛逃者，而是法治社會從不假設「重罰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也從不在憤怒中立法。

台灣的危險：從補法變成表演

相較之下，台灣的「棄保潛逃罪」草案暴露兩個危險傾向：

1.以為「新增罪名」能取代制度完善：面對個案輿論壓力，就開發新罪，卻不碰保釋流程、追逃機制、電子監控、檢警協作等核心問題。

2.法律作為表態工具，而非制度工程：棄保潛逃讓人憤怒，立委就立罪安撫民心，但條文粗糙、內容空洞，反讓法治變得像情緒消費品。

這不是法治社會該有的運作邏輯。法律不應是一種「看起來有在做事」的舞台，而應是一個「真正防止問題發生」的系統。

十一、結語：別讓情緒立法變成立法院日常

台灣不是缺法，是缺有用的法；不是缺制度，是缺願意完善制度的人。

今天的「棄保潛逃罪」不是一個壞人逃走的故事，而是整個制度對法治信任的逃逸。真正該立罪的，也許不是逃跑的被告，而是那些把情緒當法律，把政治姿態當治理實踐的立法者。

最好的法律，是讓人民可以不記得它的存在，因為它運作良好。但當法律變成新聞標題的一部分，往往表示它正在失能。台灣值得更聰明的立法，而不是「合理自己的惡」的立法。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