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的病中歲月──三進國泰醫院

2021年11月2日先生因咳嗽覺得身體不適，到就近的國泰醫院胸腔科就診。醫生開的藥單裡有一項吸入性噴霧劑。先生覺得納悶，因為他從未感受到氣喘，也從未用過這種藥。護理師給了一個網路連結，教他如何正確使用噴霧劑，領藥櫃臺的藥劑師也特別詢問是否知道使用方式。

約莫半個月後的十九號，先生再度覺得身體不舒服，卻無法很準確的說出是什麼問題。這次去了最有名的台大醫院急診，先在室外做PCR等待結果。折騰了兩個多小時才進入急診室。在一些基本的問診和檢查後，醫生安排了在一張急診病床上休息。病床就在急診室一角，看得到整間辦公室醫護人員忙進忙出的景況。

等待許久，病床被推到離急診室有段距離的走廊牆邊，牆上貼著大大的號碼牌，和病床尾的號碼相呼應。那是之後先生在醫院停留超過三十個小時的安身之處。他本來睡性就不好，走廊上徹夜的人行走動、談話，加上拖動醫療器材的聲響，幾乎令他一夜無眠，當然更無法好好休息，以致第二個晚上醫院建議再觀察到第二天上午，不讓他出院，他仍堅持返家。最後只得簽一份同意書才得以在晚上九點多離開。

在急診室期間，先生心跳一直高達130。雖然隔段時間有不同的急診室輪班醫師來看他，但始終不清楚是什麼問題。原本第一天要做的較高階檢查，後來也沒做。

回家休息一晚，第二天是週日。一如既往，每週日早上我陪先生去吃早午餐。但這天他食慾不佳，沒用完餐點。傍晚突接電話表示喘不過氣來，我立刻叫救護車送往國泰醫院。診斷結果是心肌梗塞、心臟衰竭。我原本考慮轉院，但心臟血管科張醫師，後來也是先生的主治醫師認為不宜再拖，應立即轉加護病房，於是凌晨一點，先生進了ICU。

這是他在台灣第一次住院。

當時的李先生只記掛一件事：他是否能如期出席將於四天後登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或至少能請假外出幾小時？因為他非常支持的中生代導演周冠威所執導的《時代革命》入圍當年最佳紀錄片，如果獲獎，在紀錄中受訪多次的他將代表不願離港的周冠威上台領獎，並發表得獎感言。這對一向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和這部電影的他來說，是非常重要和極具意義的事。而這些安排都已經和金馬執委會、周導各方磋商好了。如今代表人若臨時又無法出席，情況將很棘手。

當然最終他沒能出席。也因為時間緊迫，金馬方面打破歷來必須本人或代理人親自上台領獎的規定，由周冠威本人用連線方式發表感言，也算歪打正著。不過先生事後還是將已擬好的講詞對外發表，強調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評價這部影片，但紀錄片呈現的就是事實，是不能否認的鐵證。無論事實的揭露對社會好或不好，正如羅素說的，真相就是真理，就是智慧，而他肯定導演記錄真相的勇氣。

先生住院一週後才安排做心導管檢查。這期間都先盡力將身體的各項指數調整到適合做手術的狀態，包括肺部積水的排除、甲狀腺亢進導致的心跳加快，以及加強心臟的收縮力等。檢查結果發現三條心臟動脈中有兩條出現阻塞。在不宜同時處理兩條血管情況下，先在阻塞較嚴重的右冠狀動脈放置支架。

主治張嘉修醫師的心導管手術很順利，且整個過程解說詳盡。在ICU觀察三天後轉普通病房，十二月五日出院，前後剛好兩星期。因長期臥床導致肌肉流失，出院前幾天雖開始下床復健，仍在返家後依建議租用了一個月的輪椅，以防不慎跌倒。這也是他靠輪椅代步的初體驗。

人生第一次經歷如此大病和手術，讓他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於休養近月後的佳節前夕，在臉書上寫了段感言。先生表示生病是最無趣和無奈的，而「這些年每年的生日願望，就是要走得爽爽快快，乾脆利落，千萬不要全身掛著維生儀器受罪」。但病中想起這生日願望時，他的想法卻改變了。「只要有希望，不管多麼折磨，也不能夠向死亡屈服。這是意志力的考驗。」所幸他通過了考驗。

《時代革命》在台首映，李怡應陸委會之邀發表演說。（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停筆一個多月後，先生於新一年的一月三日續寫回憶錄，而且題目是甚具意義的《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都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緊接著二月下旬就應陸委會之邀，出席《時代革命》的首映會並發表講話，圓了不僅錯過金馬典禮，也錯過典禮前入圍影片放映會的遺憾。

先生以如此高齡來台，生活起居自然需人照料，更不用說大病初癒了，聘僱外籍看護工因此成了一件大事。但不同於香港只要有需要、有經濟能力，人人都可請外勞，在台灣卻是件艱辛的事。是否有聘請資格，全看巴氏量表的評分。按其規定，八十五歲以上長者只要有其中一項失能，就能申請。至於未滿八十五歲的，就幾乎是要到殘廢程度才有申請資格。

外界都知先生生於1936年，來台不月即滿85，但卻極少人知道他的身份證件一直都是1937年，僅得84。何以一直未改？先生說幾十年來都如此，也不見有什麼問題，便一直都沒去更正。但在台灣的大醫院看診是很耗時間的事，一次就診往往花上數小時甚至半天，唯獨85歲以上長者有優先看診的禮遇。於是這一個數字之差，不僅讓身體虛弱的他經常枯坐候診室等待，巴氏量表更像座難以攀越的大山，折騰了許久才終於拿到資格。

先生進加護病房的新聞，台港甚至海外均有報導，引起各方朋友和讀者們的關注。那段時間，香港來的朋友煲湯，大陸來的朋友煮粥，台灣朋友送水果，還有各種中藥藥材包，讓先生深切感受到各方的關心和溫暖。其中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和港澳處處長杜嘉芬，在先生來台期間提供有關聘僱外籍看護工方面的協助，尤其令他感念於心。

病後的李先生，若天氣情況許可，每天晚餐後都會在住家附近散步。大約半年多後的七月，他在散步時又偶覺呼吸不順。因為之前醫師曾提過，手術半年後再評估是否要對另一條也阻塞的血管做處理，於是安排了七月底進行第二次心導管手術。但令人意外的是，檢查後發現是已安放支架的那條血管再度變窄，在清除堆積物不順利的情況下只能在同一條血管內再放一個支架。這次手術據先生說比上次辛苦，有一度幾乎以為過不了關，還好最終順利完成，且四天後即出院。

但這次手術後偶爾仍會有胸部不適的情況發生。先生認為任何手術之後本來就需要時間恢復，並不以為意，直到一個半月後的九月十五日晚因呼吸不順嚴重影響睡眠，於第二天再次往國泰醫院急診。先生萬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踏出家門。他原本是想處理心血管問題，之後即返家，沒想到因PCR呈陽性被送往新冠專責病房。這是他第三次在國泰住院，也是最後一次。

入院第一個星期先生情況穩定，感染科主任陳立群醫師除治療新冠，同時以限水和利尿劑控制肺部積水。一個星期後的週五晚上原已安排好週日上午出院，但第二天上午陳醫師通知，先生前晚開始發燒無法出院。抽血檢查的結果是因嚴重脫水導致紅白血球異常。那之後先生病況反覆且快速惡化，雖馬上補充水分並進行必要處置，但這些處置又引發一些新的情況，於是在週四晚上轉往新冠ICU。先生於五天多之後的週三清晨病逝。

先生在病塌時交代了好些事，其中最關注的仍是回憶錄的出版，以及尚未完成的三篇。其實在入院第一週他就想好要如何寫這三篇，還說週日出院後只要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將第一篇放上網。也因此在他狀況變差時有約略交代這三篇的內容，並囑我代為完成。我多希望先生能親自下筆，並得見回憶錄的出版。我為他病情最後的發展感到深切且無盡的遺憾。

不過最遺憾的，還是事後才令人驚訝的發現，感染科主治陳醫師雖然一開始就告知家屬，從病歷表上看到先生過去半年多來做了兩次心臟手術，而這也是先生這次來急診的原因，他卻沒有知會一直以來為先生多次看診互動密切且瞭解他身體狀況的心臟科張醫師，當然更不用說會診了。直到先生情況開始轉壞，才打了第一通電話。並不是說一開始有會診先生就一定會有不同結果（雖然如果不是因為缺水導致發燒，他早已出院），但至少會有多一些機會。醫師的輕忽和過於自信，對家屬來說是心中永遠的痛。不說先生這一生的經歷、書寫和對幾代人的思想啟發如何深遠獨特和受敬重，畢竟是一條珍貴的人命，真的令人喟嘆再三。

先生生前偶有些小病痛，他曾自我陶侃：「痛才證明活著。」生病是一種磨難，從這角度或許也該為他的解脫而勉為接受並放下。畢竟他活了一個精彩又豐富的人生。先生歿後追念文章與留言如雪片，千言萬語歸於一句：李先生，謝謝您。（失敗者回憶錄199）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亞洲周刊台灣特派員、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台灣版發行人、香港衛視資深媒體主管等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