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超過四十年　為什麼深圳發展特別成功？

深圳的奇跡其實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它部分的模仿了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它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列寧主義國家當中，虛擬出了一塊相當於歐洲中世紀「漢薩同盟」的租界。

為什麼上海租界變成遠東經濟繁榮的中心呢，為什麼它比日本、朝鮮要繁榮得多，比起大清內地都要繁榮得多呢？你如果說是大清的政治體制不好，那你得說是，日本的橫濱都趕不上上海租界的發展，為什麼呢？因為上海租界實際上是一個微型的城市國家，它像中世紀的漢薩同盟一樣，它的主要政權掌握在當地有產階級和商人手裡面，他們通過選舉自己的議會，成立了自己的正式政府，實行了馬克思最經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專政。而領土國家受的牽累太多，它們的自治程度是較低的，地理位置又沒有那麼好。

由於深圳的地理位置接近香港和海岸線，因此也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權。這就像是江蘇和浙江的資源不可避免向上海集中一樣。為什麼？因為上海在大英帝國軍艦和工部局法律的保護之下，實行了普通法的統治，在這裡，你的財產權和交易自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證，而你如果在南京的話，張勳或者馮國璋的部隊如果搶了你，你是沒辦法投訴的。在工部局的統治下，你的財產權是有保護的。同時，當然上海的地理位置比南京和其他地方也要好得多。深圳所享有的就是這兩方面的優勢。

但是這兩方面它都是不如過去上海租界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共產黨的統治比起大清的統治來說要武斷得多。它如果要干涉上海自治權，那比大清或者國民黨要干涉上海租界是要容易得多的，所以它的處境相對而言要更加脆弱而危險。

對深圳這樣的地方來說，最理想的就是一個漢薩同盟式的城市結構，這個城市結構應該是從上海、寧波一直延伸到北海，遍佈整個東南沿海。這些地方如果都能像漢薩同盟一樣建立一系列具有自治權的城邦組織的話，那麼它很容易把世界，至少是整個東亞的經濟中心都集中到這裡來。

其實，深圳得到的，就是上海所失去的地方。從這一點來說的話，它的成功其實是沒有多少可喜的地方。你也可以想像，如果將來對香港的壓力逐步增加，以至於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傳統和自治傳統受到嚴重侵蝕的話，那麼香港連同它附屬的深圳，未必不會變成五十年代的上海。

這個問題都是主要要看周圍的環境演化。在中世紀末期的時候，安特衛普（Antwerp） 曾經像一九二零年代的上海和現在的香港、深圳一樣，是地區經濟中心，而阿姆斯特丹則是微不足道的農村。但是宗教改革以及西班牙人洗劫安特衛普後，當地的資本和人才就統統逃到阿姆斯特丹去了。

香港的成功，是五十年代以後上海失敗的產物，它得到的就是上海所失去的。深圳所得到的其實就是內地失去的，至少就是從寧波到北海這一片沿海地區失去的。如果這一片地區也有良好的自治政體制度的話，那麼資本和人力會自然而然的就近聚集到那些地方，而不會來到深圳。如果你的鄰居家都著了火，他們自然會帶著他們的財產跑到你家裡來，使你的家裡顯得財產很多。

深圳的成功主要是這一方面的成功。或者更正確地說，它的成功是巨大的中華帝國體制過於僵化的一個消極的結果。

*本文摘自《窪地與韭菜：阿姨論中國（人）的心理、現實與結局》，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逆轉的文明史」系列，分別為：《美索不達米亞：古老的人類文明曙光如何熄滅，墮落成今天伊拉克窪地？》及《羅斯大地：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化史》。

另著有「逆轉的東亞史」系列作五本，分別為：《吳越與江淮》、《巴蜀、滇與夜郎》、《晉、燕、齊》、《上海自由市》、《滿洲國》；「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三本：《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三本：《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

其他還有《經與史》、《遠東的線索》、《民國紀事本末》、《文明更迭的源代碼》、《阿姨，我不想努力了！？》等。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