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的憤怒是台灣社會的危險信號
李厚辰／世界苦茶主理人
希望若干年後，蔣萬安能夠悔恨地回憶起，那段過猶不及的日子。
台灣是一個格外需要韌性的社會。地緣政治最前線的位置，決定了內外波動不可避免；韌性就是如實應對波動的能力——對危機從容、如實，不誇大也不迴避。國際社會誇讚台灣人面對文攻武嚇的淡然，也讚許台灣在不易受重視的細處磨練社會能力的耐心，說的都是這件事。這艘船能在東亞的驚濤裡把穩船舵，靠的就是它。反過來，一個社會如果小題大做，把激憤噴灑在錯誤的領域，空耗能量、愛憎失當，卻對真正重要的事情冷漠——台灣就危險了。
一、問題油？致癌油？毒油？劑量說了什麼
事件之後，台灣醫學專業社群在劑量問題上的判斷高度一致。有批評政府的——毒物科權威顏宗海就公開質疑專家會議倉促、資料不足——但請注意他氣的是什麼：是程序，不是毒性。這個區分是全文的起點。
科普界有句老話：脫離劑量談毒性沒有意義。先給一個推算：以60公斤成人每天吃100克、成品含20%問題油計，連續吃90天，增加的患癌風險在一億分之一量級——幾乎可以忽略。這不是孤例：台灣營養師團隊公開推算過，每日30克問題油、按終身暴露計，終身致癌風險約一億分之三。量級是一致的。
「一級致癌物」和「非常危險」是兩個概念。檳榔、酒精都是遠比苯駢芘超標食用油危險的一級致癌物；培根、香腸、火腿這些加工肉製品也是；陽光，也是。董氏基金會的換算更直觀：吸一支菸的致癌物暴露量，相當於吃進2.5克問題油——一天一包菸，等於每天吃50克。而國人苯駢芘的日常暴露裡，麵包穀類等主食就佔了約29%——它從來不是只藏在油裡的東西。具體數字擺出來更清楚：這次的問題油驗出8.1微克/公斤，正常精製油約1.5，含20%問題油的成品約1.6；而焦化烤肉是32.2，炭烤牛肉62.6，柴魚片110——燒烤類食品高出問題油成品數十倍。後來在北市聯醫掛牌看「油品門診」的家醫科醫師侯君穎，自己就給過最傳神的換算：「你吃兩串燒烤所暴露到的苯駢芘份量，就等同於你三餐都用超標油。」WHO在2023年把阿斯巴甜列入二級致癌物，代糖飲料照樣風靡全球——因為危險劑量要到70公斤成人每天喝9到14罐的水平。台灣社會從未對上述任何一項有過如此劇烈的反應，也沒有人把燒烤命名為「致癌肉」；若把白酒命名為「致癌酒」、無糖可樂命名為「致癌水」，恐怕還會引來反彈。
食安問題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治理問題：監管流程出了漏洞，恐在未來釀成大患，對策是程序反省、修法，以及柯文哲最愛的SOP。另一種是危機：正在對民眾生命健康造成重大風險，對策是即時全面下架、應急門診——此時製造一點社會恫嚇甚至恐慌都是正當的，因為這樣的恐慌可以拯救健康。此次油品超標無疑是前者：廠商延遲通報二十天到兩個多月不等（視起算點），主管機關認定為故意延遲通報，開出1億6520萬元、台灣食安史上最高的罰單——但對吃過少量成品的消費者，它不構成任何可觀察的個人癌症風險，離毒理學的風險管理邊界都遠。誠實公正的描述應該是：食品安全監察流程上有很大問題的、食品安全風險很小的事件。從「問題油」到「毒油」「致癌油」再到「逼我吃毒油」，就和把「6月30日下午4時06分接獲檢驗異常、7月1日稽查」（食藥署澄清稿白紙黑字，精確到分鐘）指責為「6月接獲通報，7月才開記者會」一樣荒唐，一樣廉價。
當然，不能要求台灣現在就是一個極端理性的社會。把食品問題政治化，藍綠都有前科——美豬美牛、頂新地溝油、福島食品，嚴格按科學標準，多數都是小題大做，而且都在選舉前。所以譴責蔣萬安「把食安政治化」是不合理的，這不能怪他，這是台灣民粹政治環境的頑疾。
他突破底線的地方在別處。
二、自上而下製造「緊急狀態」，才是突破底線
先把這次和歷次食安操作的差別說清楚。
台灣政府為食安開健康諮詢門診，歷史上只有兩次。第一次是2011年塑化劑：民間先有真實的恐慌——家長帶著孩子和吃了半年的益生菌去醫院求證——中央衛生署通令全台25家署立醫院統一開設諮詢門診。第二次就是這次。兩次的結構完全相反：2011年是中央在真實恐慌中開的，結果尚且冷清、被家長批「虛設」；2026年是台北市在中央已經判定無需恐慌之後自己開的——衛福部長石崇良的原話是「食安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它是依據科學的證據，依法行政……過度政治化並不是一個好的方向」，對門診本身則說「我相信他的背後應該也有他的考量，我們當然是予以尊重」。沒有任何專家主張這裡存在臨床需求；醫師吳欣岱說得更直白——這個門診既沒有能檢驗人體苯駢芘攝取的項目，也沒有解毒劑可開，「開一診就是鎖住一位醫師、一間診間、護理與行政人力」。蔣萬安的理由是「中央不做，我們來做」，依據是一場家長座談會上的焦慮。結果：開診首日掛零（唯一掛號的那位臨時退掛），五天累計一人。
同一個市府轄內，寶林茶室死了6個人，沒有開過門診；餿水油、蘇丹紅，都沒有。危害越大，開門診的動力越小；唯一為之蓋出臨床設施的，是一件零受害者的事。門診空著，這件事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數據：民間根本沒有這場危機，危機是被生產出來的。
那生產出來的是什麼？是「緊急狀態」。要害不在這個詞有多嚴重，而在它的功能：宣告事態緊急，就是宣告正常程序必須讓路。而正常程序不僅走得通，這次還真的在走：史上最高罰單、第三方獨立調查7月21日進廠、7月27日公布、流向追到下游360家、修法補製程漏洞——稽查、問責、修法、檢討「蓋牌」，治理問題該走的路一步沒少。但另一邊同時上演的是另一套動員：黨籍青年參選人7月19日起的「接力絕食」（153小時，當時就被譏為「輪流吃飯」）、市長號召的凱道集會、市長「別被當爛命一條」的喊話，加上市府的首創門診。絕食宣告事態已到拿命相搏的地步——哪怕執行得像輪班；門診宣告健康損害已需要臨床接應——哪怕診間裡沒有一項能做的檢驗；「爛命一條」宣告你的性命正被傲慢官僚踐踏。三個動作合起來只傳遞一個信息：來不及走程序了。在程序明明正在走的時候。
對一般國家，這只是又一場民粹表演。對台灣，這是在花一種花不起的社會資本。台灣是真實要面對「緊急狀態」的國家：艦機繞台、滲透、戰爭風險，都是真的。這樣的社會最需要的公共財之一，就是對「什麼是真緊急」的共識——真緊急來了，全社會立刻讓路；假緊急喊破喉嚨，也沒人動。這份共識是台灣的戰備物資，只能靠一次次「喊緊急的人是可信的」來積累，每一次假警報都在消耗它。這個道理，國民黨自己講過，而且講得很好：2024年國防部把衛星誤譯成飛彈，桃園市長張善政說，那「讓國家警報喪失公信力」；就在毒油門診開張的同一週，立委洪孟楷提醒，國家警報「不應輕易濫用，否則不僅可能引發恐慌，更可能造成『警報疲乏』」。他們說得對。問題只在於，警報疲乏不是只有國防部才會製造。而且方向有別：民眾自發恐慌再被政客利用，民眾至少還能從事後的落空中自我校準；政府親自下場製造恐慌——用官署、用醫院、用市長的動員喊話——民眾學到的就是另一件事：「緊急狀態」原來是一種黨派表演。學會了這個的社會，真警報拉響那天，會有多少人先想一想「這次是不是又在演」？
而這場運動的路線圖走得更遠。它從「假食安危機」出發，經「官民衝突」的放大，通向「假威權危機」——民進黨獨裁。也就是說，它在教台灣民眾：你們最該恐懼的緊急事態，是你們自己政府的傲慢。在一個對真實國安危機已經倦怠的社會，這套情感訓練的最終受益者是誰？中共若是前來，隨手炮製幾個社會事件，再以雷霆手段展示「毒品零容忍、貪污零容忍、詐騙零容忍」，順手承諾一個毫無科學性的「食安零檢出」——被訓練成「官僚傲慢是最大危機」的民眾裡，會不會有很多人覺得，若為安全故，民主也可拋？
還有一點必須說在前面，免得被誤解為要求全民理性。浸泡在信息汪洋中的普通人，本來就很難靠清醒的思辨做決定，多數時候跟隨的是情感結構——這不一定是壞事，烏克蘭人若在開戰之初都精明計算，抵抗意志恐怕瓦解更快。正因如此，對一個社會來說，維護好情感結構、讓市民的正義直覺在重要問題上起作用，遠比人人具備批判思維更現實。也正因如此，向這套情感結構裡灌注假警報，才格外不可原諒——被污染的不是某個論點，是社會做直覺判斷的那口井。
為這樣一件事就可以進入「緊急狀態動員」的台灣社會，談何韌性呢？
三、分配脫節後的社會脫節
台灣是我見過公民社會最活躍發達的社會，也可能是基層民眾最民粹的社會。很難想像亞洲最早合法化同婚的國家，也在探討鞭刑公投。城市公民社會的發達成熟，與基層民間社會積累的薄弱，是必須正視的落差。
這背後是分配。《經濟學人》最近兩年給台灣算過一組帳：家庭消費只佔經濟產出約40%，富裕國家平均約60%；以購買力平價調整後，台灣的平均薪資與西班牙相當——而西班牙的人均GDP比台灣低了整整三分之一；退休金支出僅佔GDP的5%，只有OECD平均的一半；老年相對貧困率高達30%，OECD平均是14%。主計總處自己的數字是：受僱人員報酬佔GDP比重降至43%，1980年代以來最低。大麥克指數乾脆是全球最便宜——2.38美元，比印尼、印度、埃及、菲律賓都低。一個人均GDP四萬美金的經濟體，配著這樣一張分配成績單，這不該是亞洲民主燈塔的水平。居民經濟的窘迫，是心靈無餘裕的根源，也是民粹政客得以廉價操弄的民眾基礎——城市公民社會與蒙昧基層社會分化的經濟學根子就在這裡。可以說，這是台灣社會韌性不足的病灶。
真正的難處是：分配是漫長的調整，危機卻可能明天就到。分配是昂貴議題——要動稅制，要碰資本，見效以十年計，而且沒有一個可以推上鏡頭的具體敵人；藍綠都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排過相關法案，就是推不動。食安、毒駕、霸凌、電詐則是廉價議題：敵人現成，成本為零，當天見效，藍綠都能喊。政客挑選議題，用的是成本函數，不是價值判斷。於是二十年積累的分配怨氣找不到真正的出口，就從最便宜的那個孔溢出來——一桶苯駢芘超標的沙拉油，承接了本該落在社會分配上的全部憤怒。這是代償性的憤怒：聲量極大，代價極小，指向完全錯誤。
台灣發達的公民社會，要把基層社會挽起來。做不到這一點，這類操弄會漸成風氣。
四、突破底線的憤怒，要儘快結束
台灣的韌性理應無關藍綠。任何顏色的政治勢力要惡鬥下去，前提是還有一個有韌性的社會承載這種惡鬥；鬥到傷及社會根本，再沒有一個台灣，誰上去坐兩年總統，又有什麼意義？對自己的家人、孩子、鄰舍施以「爛命一條」式的情感綁架，又有什麼意義？
把話挑明。中共壓力越大，民進黨「抗中保台」的生態位就越有利；國民黨被逼向其反面，對執政黨為反而反，荒腔走板實則是生態位使然。這正是蔣萬安們對應當憤怒之事無動於衷、卻對芝麻小事大動干戈的政治結構。從政黨利益看，這無可厚非；從政黨賴以依附的社會與國家基礎看，這在掏空台灣的韌性——除非國民黨和蔣萬安認為，若我不能執政，寧可拉2300萬人陪葬。
他沒為艦機繞台生氣過，沒為徐春鶯案生氣過——那位被起訴的里長候選人受中共指示助選、蒐集政黨內部資料，距這次事件才四個月——沒為軍購屢屢被擋生氣過，沒為國際空間被打壓生氣過。一貫溫文爾雅的人，為一桶油改變性格，咆哮大喊，活脫脫像黃國昌。這場憤怒於是成了台灣社會韌性的試金石：社會若在民調和選票上判定它過度，韌性尚存——第一份答卷已經出現，事後的民調裡，51.8%的市民認為那場凱道集會並不成功。更健康的結局，是國民黨在黨內自己完成調整——雖然這對他們也許是過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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