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庚申改革」的流產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脫離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時期。那時在中共內部提出一個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據鄧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內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後收進《鄧小平文選》，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但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幅度刪節，改革的目標和一些具體措施也不見了。

在鄧小平8.18講話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提出一個六萬字的報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長達一萬八千字。講明根據鄧小平講話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權威性。《七十年代》從某渠道取得這個講話的油印本，並於1981年三月號全文刊登。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文革後，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已經突顯，鄧小平、胡耀邦等開明改革派經過文革的教訓，深知制度問題的嚴重性，除了經濟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外，也亟欲作政治改革。他們已經掌握實權。而當時的社會氣氛，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尤其是年輕人。因此，這是中共作政治改革的最好時機。

「庚申改革」開宗明義講改革的目的就是民主化，而且肯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且是最終目的。推翻了中共過去認為民主只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手段的說法。

「庚申改革」的內容很廣泛，除了批判主政以來的種種弊端之外，更提出一些重要的具體措施，這些措施絕大部分在《鄧小平文選》中沒有出現。

首先提出要大幅度修改憲法，使憲法能夠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具體做法第一條，就是把三千多人的全國人大的人數削減到一千人，分兩個院，一個叫區域院，由全國各個地區的人民代表組成；一個叫社會院，代表各階層、各企業的利益。兩個院共同行使立法權，互相制約。並指出三千多人每年開一次會，根本無法議事，被人指為「橡皮圖章」也是事實。改為兩個院後，開會要多些，時間長些，要真正議事。人大常委現在三百多人也不便議事，將來兩個院的常設機構應該只有六、七十人，都是年富力強的，而且是專職，不做其他工作。

司法就定下三條原則，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凌駕法律的特權；二是每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受法律保護，隨便抓人、抄家、刑訊要受法律追究；三是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

行政方面過去一直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委說了算，而且是第一書記說了算。改革要厲行黨政分工，黨只通過黨員在行政部門發揮政治影響，不能代替行政部門執行政策。

「庚申改革」特別提到要有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工會的領導者要通過選舉產生，不能由黨去委派。遇到工人與企業管理層發生衝突，工會要代表工人權益去談判。此外，要在全國和各地建立獨立的農會，領導者也由選舉產生，獨立運作去代表農民利益。

「庚申改革」更提出黨和政府決定，除了國防外交的機密之外，原則上把一切告訴人民。新聞記者獨立報導新聞，評論工作者獨立發表評論，要求和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建議。

此外，還有企業、事業管理民主化，基層實行直接選舉，等等措施。

上述提到的這些，其後都未見執行。只實行了收進《鄧小平文選》中建議黨中央設立三個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

還有不少沒有執行的，包括方案指保留毛澤東遺體的決定錯誤。但至今毛遺體仍保留。

「庚申改革」大概1980年11月在各級傳達。有不同政見者在民間刊物作回應。

當時中共開明派大概對改革的實行很有信心。我那時覺得雖然方案中多處強調黨在各領域的政治領導，但領導層至少看到制度上的問題所在，會大致實行方案所提出的改革。但想不到的是幾乎完全沒有執行，全部無疾而終。最關鍵的原因，我認為是一個由列寧式政黨建立的國家，很難做到「黨政分開」，即無法避免黨插手以至代替行政、司法、立法。

這樣好的時機，又有真正想改革的領導人，政治改革都無法走出哪怕一小步，就知道建國政黨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和人民的奴性，中共國的政治改革是不會有希望的。從那時起，儘管胡耀邦、趙紫陽輪流站在最高權力地位，儘管其後每一個新領袖上台就有些人看好，儘管經濟發展就有論者說會帶來政治改革，儘管每一次中共大會都提到「黨政分開」，實際上就是永遠擺脫不掉以黨代政，而中國的政治氣候、人民的權利、自由和法治，已經遠遠倒退至1980年之前了。

「庚申改革」這四個字，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它的流產，使我從此對中國的政改絕望。（失敗者回憶錄102）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