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為「無史無名」的「眾小人群」立傳：《逃亡者手記》
在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之間，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
——村上春樹，2009年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致辭
2025年秋，我先後站在中國南北兩座學府——浙江大學與北京大學，以「高原智慧」為題，分享自己對傳統生態知識的反思。那並非什麼新創的學說，而是對腳下土地一次古老而執拗的重新認識。我談及雪域世居者與山川草木之間那份綿延已久的「契約」，也直言批判當下盛行的「交易性」原則——那種試圖為萬物標價、待價而沽的世界觀——如何侵蝕著傳統與生態。
提問環節，總有年輕而明亮的眼睛望過來，追問我這立場的由來。於是，我說起了自己的故事。
1970年代，我出生在青藏高原東南緣的嘉絨藏人腹地。為了接受現代學校教育，大約六歲那年，我離開了海拔三千米、以地方社會為中心的出生地，進入位於河谷地帶、以他者為主體的縣城空間。在那裡，我和家人被一個籠統而輕蔑的稱呼所覆蓋——「蠻子」。童稚的耳朵尚未學會分辨惡意，這個詞一度被我誤聽為「饅頭」：一種可食、柔軟、無聲之物。
而正是這一次誤聽，本身便是一部被壓縮的邊疆史。那輕飄卻冷硬的尾音，如一枚生鏽的釘子，楔入我早年的聽覺，自此再也無法拔除。
我對他們說：時代正在裂變，昔日被稱作「蠻子」的人們，終將向「你們」——那些占據言說中心位置之人——傳遞一些曾被長期噤聲的識見。那些被斥為「落後」的、與山共存的古老實踐，並非歷史的殘渣，而是在深處蟄伏著關乎生存的嚴峻智慧。「高原智慧」這四個字背後，正壓著這樣一塊沉甸甸的壓艙石。
➤尋訪另一個「蠻子」的國度
也正是這份理解，引領我從自身的「邊緣」經驗出發，走向另一片更為幽深的邊緣——青藏高原東北角，祁連山深處那片被稱作夏日塔拉（意為「黃金牧場」）的草原。我要去尋訪一個人——一個同樣背負「蠻子」標籤的人：堯熬爾（今官方認定為裕固族）作家Y. C. 鐵穆爾。他曾稱自己的族群和書寫所在，是「邊緣的邊緣」——一個既被主流遺忘，又與自身傳統若即若離的位置。
2024年6月，我終於走向那裡。草原鋪展在祁連山北麓的巨掌之中，成為甘肅、青海之間一道沉默的邊界。山脈是終極的史官，冷眼俯視著漢、藏、蒙古，乃至如潮汐般先後主宰草原、其聲威與血脈深深鍥入走廊記憶的匈奴與突厥，以及回鶻的魂靈，如何沿河西走廊的血管流淌、交融。我此行，既為探訪這位亦師亦友的書寫者，也為我那本計畫中的英文書稿《小人物，大歷史》（Small People, Big Histories）尋找血肉與呼吸。鐵穆爾是書中三位主角之一。我想通過他叩問一個根本問題：一個僅有一萬四千餘人的、有語無文的「微小」族群，其歷史記憶靠什麼抵抗湮滅？文化的根脈，如何在一次次的斷裂處，生出倔強的新芽？而當一個人既身處主流視野的邊緣，又立足於自身族群的邊界時，他的書寫，又承載著怎樣的重量？
在煌煌國史的宏大合唱裡，堯熬爾常是那個沒有聲部的空白。鐵穆爾的筆墨，便是填補這空白的、沙沙作響的倔強。
他生於1963年，降生之地是一座如今已渺無蹤跡的蒙古包。2010年，他離開了原屬的單位——那個曾經安放他前半生的體制容器，如同一匹識途的老馬，逆著時代的洪流，他與妻子阿努達喇重返夏日塔拉的深處，棲身於群山環抱的一隅小屋。那屋子像極了最後的哨所，日夜守望著那片正與過往迅速脫節的故土。他的退隱，是一場沉默的宣戰。即便頭頂著省作協副主席的頭銜，他依然選擇轉身，離開那張日趨精巧、也日益空洞的網。他的歸來，更像是一次朝向歷史暗部的泅渡——泅向一段未被檔案收編、未被語言馴服的荒野經驗。
我妻子亦是堯熬爾人，這些年來，通往肅南縣城的道路我已走熟。但這深入夏日塔拉腹地、長達三百公里的跋涉，仍是我渴盼已久的「介入」。與鐵穆爾相識已逾十載，但真正引我進入他精神疆域的，仍是那些浸透了泥土、記憶與挽歌氣味的文字。那些文字引我去見的，不單是一個友伴，更是一片被他用筆尖從沉默中打撈出來的、疼痛的風景。
真人當前，他卻話語稀薄。一種可觸的沉鬱籠罩著他，如同暮色籠罩山巒。他的回應簡短，甚至有些破碎，卻透著一股將沉默本身鍛造成聆聽工具的定力——那是對一個正在廣泛消逝的世界的、存在性的應答。他的作品宣告：靜默不是潰退，而是精神的調頻，是為漸次熄滅的萬物所作的具身化的悼詞。
➤乾涸的池塘，遺棄的營盤
翌日，我們驅車駛向他童年的夏牧場。途中，他忽叫停車，只為看一口池塘。
那池塘由雪水和雨水涵養，不過籃球場大小，卻是世代野物的飲水處——野雉、鶴、雪豹、黃羊在此生息；也是他家族遊牧的座標，牧場之間鮮活的界碑。童年時，他常騎在馬上，遠遠望著這些生靈。父親恪守著古老的距離，從不驚擾。
然而池塘不在了。只剩一片乾涸龜裂的窪地，像大地突然睜開的、空洞的盲眼。多年採礦抽乾了地下水，一場大旱，扼殺了最後的水脈。鐵穆爾默立岸畔，凝視良久。「這是第一次，」他聲音輕得像自語，「我第一次看見它……成了這樣。」
隨之而來的沉默，短暫而具有萬噸的重量。這重量，不僅因水的消逝。在堯熬爾人的宇宙裡，這樣一口池塘從來不是「資源」，它是一個生命的紐結——一個關係的漩渦。它見證野鶴斂翅、雪豹夜飲、黃羊止渴的瞬間，也標定牧人轉場的弧線。池水乾涸，意味著一張由凝視、距離、共用與敬畏所維繫的、跨物種的關係之網被驟然撕裂。鐵穆爾的哀慟，是對一種「存在方式」徹底湮滅的體認。
車子繼續盤旋而上。不久，經過一處被遺棄的營盤——散落的被褥，破碎的器皿，塑料袋纏在草叢間。
鐵穆爾的神情沉了下去。那不是審美上的厭惡。
「牧人紮過冬的營盤，是能辨認出來的。這樣的營盤，大多是漢民的。我一眼就能看出來。」他頓了頓，又說，「傳統上的老一輩堯熬爾牧人，是不會這樣離開的。」
他說，直到父輩那一代，每次轉場都是一場儀式：撤帳之前，要跪謝天地，將鮮奶灑向四方，點燃柏枝與糌粑，升起桑煙。離開時，要盡力把草場恢復成來時的模樣。當然，現在的堯熬爾牧民，很多人變化很大，未必都像老一輩那樣了。可我還是能從細節上，辨認出他們的營盤。這就像獵人辨別野獸的蹤跡，是同樣的道理……
而這裡，只有遺棄。
「他們來了，用了，走了。」他頓了一下，「什麼也沒留下，除了垃圾。」
他沒有再說下去。車駛離前，他又回頭看了一下那片狼藉。
池塘，是消逝；營盤，是褻瀆。
他仍沉默著。我也沉默著。
車子載著這沉默，繼續向更高處駛去。
➤地理的傷痕
停在一片高闊的牧場。鐵穆爾抬手，指向西北方山坳之間陽光灑落的一片墨綠草原——那便是今日的山丹軍馬場。
這個名字，其重量遠超一片豐美草場。它是跨越兩千年光陰的政治—地理符碼。自漢武大帝經略河西、設「牧師苑」始，這片草原便被納入國家軍事與牧業交織的精密齒輪。二十世紀，行政的邊界如鐵鉗般擴張，與周邊遊牧社會的草場空間，發生了近乎宿命般的、尖銳的摩擦。《逃亡者手記》中，鐵穆爾以沉鬱如岩層的筆調，記錄了父輩一代堯熬爾牧民與軍馬場之間長達數年的悲愴衝突——從血腥的圍獵、騎手的械鬥，到草場被吞食、牧民不得不像祖先一樣「祕密逃亡」，溯回黑河上游的原鄉。這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兩種生存邏輯、兩種空間秩序漫長而無可調和的正面對撞。
隨後，他的手指移向焉支山。一個幾乎難以察覺的停頓，洩露了那山的千鈞重量。兩千多年前，匈奴潰走河西，留下一闊穿透時空的哀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山，從此不再是中性自然，它成了生計、繁衍、尊嚴，乃至整個遊牧世界秩序賴以成立的、精神的脊梁。整個祁連—焉支山區域，曾是匈奴及其衣冠後代們生息、征戰與歌哭的故土。今日堯熬爾人的血脈與集體記憶深處，仍搏動著那個古老遊牧世界的悠遠心律。
此刻，我們正立於一處坍塌的土牆遺骸前，與遠處的焉支山默然相對。鐵穆爾說，那是不知何朝何代留下的烽燧。自西漢始，為控扼中原與西域之間的戰略通道，歷代王朝沿山脊烙下無數疤痕，至今仍散落山野，如歷史的骨骸。
➤三重身分，三重拒絕
眼前的地理疤痕，是鐵穆爾精神世界的年輪。要讀懂《逃亡者手記》中那些沉痛的證詞，必須進入他生命深處交織的三重身分——以及每一重身分所承載的、不同層次的拒絕。
蒼天之子——他的血脈連著祁連聖山，魂靈繫於古老的薩滿。這重身分的拒絕，是宇宙論層面的：拒絕將神聖的土地降格為「資源」，拒絕剝離自然的靈性，拒絕一個被去魅的世界。
逃亡者——他成長於播撒「階級仇恨」的歲月，學校教育卻意外塑造了他疏離的智識視角。「逃亡」，既是堯熬爾人千年的歷史主題，也成為他主動擇取的思想姿態：拒絕與權力合謀，拒絕遺忘，拒絕被異化的世界招安。
理想主義者——骨子裡守著遊牧世界古老的同情、正義與人性質地。這重身分的拒絕，是倫理的、清潔精神的：拒絕犬儒，拒絕放棄對一個完整世界的最後想像。
這三重身分並非彼此割裂，它們在同一副血肉之軀內相互纏繞、彼此支撐，共同熔鑄了他寫作中那種滾燙的根基——一種與草原、祖先及萬物苦難血肉相連的倫理情感。
然而，情感是火種，卻非丈量大地的尺規。一個關鍵的困境由此浮現：為無聲者立傳時，如何避開濫情的泥沼與簡化的陷阱？如何在深入的同時，不遮蔽被書寫者自身複雜的肌理？正是這份自覺的困惑，將他推向對寫作倫理與方法論的艱難追索。
➤「外星人視角」：回應兩種典範
這一追索，使他淬鍊出所謂的「外星人視角」——一種在當代中文寫作中頗為獨特的立場。要理解它的獨特，需先看清它在回應並區別於哪兩種典範路徑。而這兩條路徑，恰好由兩位與他惺惺相惜的作家朋友所開創。
一位是張承志，在當代中文寫作中，罕見地將信仰、寫作與革命倫理融為一體的「異類」作家。他選擇的是全然的融入與精神的燃燒。在深入西北腹地後，他將自身全然歸屬於哲合忍耶——那個在歷史暗夜中以苦難鑄就信仰的蘇菲門宦。對他而言，「為人民」寫作是內在信仰的必然行動。因此，他的筆是為沉默者代言的筆，其《心靈史》的寫作本身，便是一場將個體生命投入集體命運的信仰實踐。歷史在此被信仰之焰點燃、照亮並重鑄為一部滾燙的「心史」。然而，這種將信仰、人民與反抗置於崇高聖壇的寫作，也可能帶來一種「詩學化」的後果——在賦予受難者以不朽精神尊嚴的同時，是否也在無形中簡化了歷史行動的複雜肌理，甚至將暴力革命美學化？
另一位是楊顯惠，他採取的是深度的訪談與文學的再造。其《夾邊溝紀事》直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那段殘酷的現實——在知識分子「右」被整肅、勞改與社會排斥的政治背景下，個人與群體遭受了極端的苦難。他以田野調查者的執著尋訪倖存者，再以文學匠人的自覺，將碎片化的創傷記憶重構為極具情感穿透力的敘事。這種工作是賦予混沌苦難以可被理解和感知的文學形狀。然而，鐵穆爾所警惕的，正是這種強烈的「敘事塑形」力量——在追求感染力的同時，它也可能在不經意間打磨掉歷史經驗原始的、粗礪的稜角，成為一種「文學的仲介」。
鐵穆爾敬重前者的擔當與後者的勇氣，卻清醒地看到，無論是熾熱的「代言」還是精心的「塑形」，都可能在不經意間覆蓋或馴服被言說者原始的聲線與經驗。這恰恰是他以「外星人視角」試圖去克服的困境。
他的筆，因此成為一種嚴謹的「對話性」容器：讓牧人的口述、婦人的回憶、檔案的殘片、地理的疤痕，乃至山河本身的沉默，在其中彼此碰撞、相互詰問。他並非在編織一個光滑的悲劇故事，而是在進行一場「碎片復原」的艱辛考古——為那些被宏大歷史碾為齏粉的無名者，耐心拼湊出他們存在過的、有尊嚴的痕跡。這，正是他為無史無名的眾小人群書寫歷史的獨門心法。
這種將地理遺痕視為思想軌跡、把殘垣斷壁讀作歷史脈搏的方式，構成了鐵穆爾獨特的感知邏輯——一種深刻的「關係性本體論」。他的感知永遠以「關係」為核心，將存在視為由人與山川、野物、祖靈、族群生活相互編織而生成的網絡。它並非書齋裡的玄思，而體現在每一次具體的拒絕與守望中。
➤車凌敦多布：普遍之我的化身
在這證詞的深處，書中那個名為「車凌敦多布」的族人應運而生。這個名字，不僅指向一個族群的集體記憶，更安放著鐵穆爾自身精神譜系的第一人稱——一個被歷史褫奪了姓名，卻毅然扛起言說重負的自我化身。他所追尋的，是將一個特定族群與地域的苦難，淬鍊成能映照普遍人類境遇的稜鏡，「看到在逃亡者的歷史中隱約閃爍的那個宇宙最大能量。」
這個「普遍之自我」，並不居於人類世界的傲慢中心，而是在與一窪乾涸的池塘、一群消逝的馬匹、一頭被獵殺的野牛，乃至那承載所有苦難的、沉默的大地母親的關聯中，確認自身。它同時體現為一部三位一體的歷史：
- 危機史：土地被掠奪，語言被壓低，一整個賴以生存的世界被連根拔起、上下翻轉；
- 照護史：在破碎與流散中，人如何以微小如塵的方式，守護住最後的關係——人與山、人與獸、人與亡魂、人與尚未降生者；
- 希望史：這不是進步敘事許諾的光明未來，而是在幾近不可能的絕境中，依然倔強地持守對一個完整、有情世界的想像——如同那隻被黃牛「西啦」收養的小羊羔「哈拉圖」，在模糊的物種邊界上，維繫著一絲溫暖的、脆弱的可能。
跟隨鐵穆爾的筆鋒，我們踏入的不僅是一段族群的記憶，更是一個萬物有靈、眾生共鳴的「超人類」世界。在這裡，歷史由山巒的隆升與河流的改道書寫，記憶藉由風聲與獸語傳遞，而希望，則蘊藏於牧人對五畜睫毛上霜花的凝視，以及跨越物種的、如「西啦」與「哈拉圖」之間那般近乎神蹟的眷顧。
正是在此意義上，車凌敦多布所言的「宇宙最大能量」，從不來自征服的凱歌或勝利的狂歡，而源自那些被迫立於歷史陰影中的人們——他們以肩背承受碎裂世界的重量，卻依然試圖在自身的墜落中，為他者留出一片可以進入、可以理解的、有情的未來。
➤兩個邊緣人的共謀
我與鐵穆爾之間的相知，非關俗常友誼，而是在時代的斷裂帶上，兩個被不同「高牆」圍困卻心向脆弱與尊嚴的靈魂，彼此辨認的印記。源於我們共同背負的「邊緣性」：於我，是在中華大一統敘事、西方學術鐐銬與故土藏文化根系之間的迷茫穿行；於他，是血脈與土地生發的、因歷史斷裂而愈發孤絕的文化尋根與精神流亡。他深知，對一個民族最致命的誅殺，絕非肉身的消滅，而是文化記憶被連根剜除後的集體喑啞與被迫失憶。當「統一」與「進步」的狂沙企圖抹平一切溝壑，他便化身筆下那頭蒼狼，在日益收縮的草原上獨自逡巡，執拗地尋找「夢中的草原」。
而我，作為《小人物，大歷史》的書寫者，則試圖以學術為鈍刀，進行另一場靜默的跋涉。我的使命，是將堯熬爾這般「微小」族群所承載的深邃生存經驗與歷史感知，重新嵌回高地亞洲文明碰撞、遷徙與融合的巨幅壁畫之中。我的角色，更像一個謹慎的譯者，一座謙卑的橋梁——在鐵穆爾所守護的青草氣息與風蝕的往事之間，與外部世界試圖理解（或誤解）的學術話語和公眾想像之間，搭建一條可能對話的懸索。
這份共同的事業，成了兩個「邊緣人」對無形「高牆」所做的、無聲的抵抗。它不僅關乎情誼，更是基於深刻信任的共謀：他是記憶的守護者與內部敘述的鍛打者，我則試圖為這份珍貴的敘述，尋找能在更廣闊時空產生迴響與理解的語境。這是對「言說真實」這一古老誓言的共同持守。
➤高牆與雞蛋：記憶的傳遞
《逃亡者手記》絕非一曲懷舊的牧歌。它是一個沉重的路標，一面清晰的鏡子。它迫使我們直視：在單一化的洪流中，如何保存記憶的纖細纖維？在宏大的敘事裡，如何側耳傾聽被貶為「落後」的智慧？在這個高度互聯卻又彼此隔膜的星球，如何重建「具體的友愛」？它讓我們看見祁連山的歷史，亦有「寂靜恢弘、溫情善良、自由和尊嚴」的面向，而這，正是鐵穆爾以全部生命守護並奮力擦亮的光斑。
鐵穆爾在祁連山下書寫，是一個「邊緣守護者」在歷史斷裂處楔入的標記。本書問世，凝結了無數無聲的關切與艱辛的努力。作為有幸與他結下這師友緣分的個人，我深感榮幸，能將這份沉重卻閃耀著良知、勇氣與複雜詩性的記憶，傳遞到更多人的手中。
願你翻開此書時，暫離喧囂的中心，跟隨鐵穆爾的足跡——這位蒼天之子，在書中將自己化身為車凌敦多布。他的步履將引你走向黑河上游的群山草原，走入柏枝桑煙、生肖紀年與古老多語編織的世界。在那裡，風聲裹挾著故事，牧草盤結著文明的斷層與根莖。你將辨認出那口乾涸的池塘，那些被遺忘的古道，以及一份在不可能中堅持言說的、寂靜的勇氣。
因為最終，所有高牆都畏懼記憶，而所有雞蛋的力量，皆在於記憶的傳遞。
這部書，便是一次始於某個夏日、穿越時間與山巒的莊嚴傳遞。●
逃亡者手記
作者：Y. C. 鐵穆爾
出版：游擊文化
定價：7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Y. C. 鐵穆爾
1963年春，生於一座白色氈房中，那裡是高地亞洲最東邊的祁連山夏日塔拉牧場。從記事起，家就是隨著季節搬遷的一座帳篷——用黑色犛牛毛織成的帳篷。稍懂事便跟著父母和姐姐們放牧。九歲到小鎮學校學習漢語讀寫，寒暑假便飛也似地從小鎮逃亡到高山牧場，從斡爾朵河畔小鎮的破舊土屋到芳草鮮花叢中的黑帳篷。
1987年，大學畢業後回到祁連山中的縣城工作。千方百計找機會和時間去西北漫遊，夢想遍訪高地亞洲的山河湖海和牧人。體制內的工作和生活於他格格不入，內心不時有聲音呼喚，他時常坐臥不寧，憂心如焚。2010年，離開工作單位，此時已年屆四十七歲。在城市和牧場間遊弋，恍然數年，又回到那個高地亞洲的絕域之山。
探訪學習旅程從波羅的海沿岸到大興安嶺，從祁連山到雅魯藏布江畔。大半生踟躕徘徊在大陸的邊陲，無名部落或邊緣族群中。從事文學創作和內陸亞洲史地探究，著有非虛構類作品和散文集《星光下的烏拉金》、《北方女王》、《蒼天的耳語》和《堯熬兒河》，以及歷史專著《裕固民族：堯熬爾千年史》與口述歷史《在庫庫淖爾以北》等，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尚未集結的散文。
閱讀通信 vol.382》朝山裡走去的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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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金巴Tenzin Jinba（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副教授）
2026-05-27 18:30 逃亡者手記, 堯熬爾族, 草原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