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女伶高菊花》紀錄片揭白色恐怖血淚 彭明敏基金會校園特映展開世代對話
Newtalk新聞
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以原住民歌手「派娜娜」高菊花為主角，講述在白色恐怖中被槍決的鄒族菁英高一生長女高菊花，被迫放棄赴美就學夢想的血淚故事，紀錄片5月15日全台上映，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舉辦三場校園特映，並安排映後深入座談，傾聽並理解沉默半個世紀的聲音。
「傳奇女伶高菊花」紀錄片在全台上映，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舉辦三場校園特映，與10多所大專院校團體及高中合辦，計有台大學生會、台大研究生協會、台大學代會、台大社會系學生會、台大大陸社、成功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東吳島社、政大野火、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台南女中等系所學會和社團，攜手與200多名學子一同走入戲院，並且安排映後深入座談，展開世代對話。
彭明敏基金會指出，第一場特映於5月12日台北登場，映後座談的與談人之一、高菊花紀錄片製片熊儒賢說明受難者二代也深受創傷之苦：「我打電話給昭伶，問她好不好，她在電話那頭說我很不好，接著大哭。」她表示，高菊花女兒施昭伶在影片製作後，深受政治檔案揭露的震撼而心靈受創，如今尚須接受心理治療，令她相當不捨與心痛。
政治案件中的原住民族受難者，其實不只高菊花，《隱隱微光》作者 Liglav A-wu指出，「就已知檔案原住民族受難者，從我一開始研究的45人，到現在有67人，我相信數字還會增加」，這是A-wu集結 30 年來奔走各地的發現，甚至許多受難者及後代仍無法回到部落中立足，誤解持續至今。
談及受難者一代、二代、甚至三代的創傷，受難者二代吳雯玉指出，紀錄片中施昭伶曾呈現記憶破碎狀態，很可能就是PTSD症狀，「人在面對極大恐懼、痛苦或無法逃離的創傷時，大腦啟動『解離』的保護機制，不會去記得最痛苦的記憶片段」；而菊花阿姨告訴昭伶：「只希望這些事沒有發生過，她希望她爸爸活著」而非追求平反，這樣一個卑微心願。
吳雯玉認為，這其實反映出大環境及周遭親友對受難者的普遍要求：「沉默」。她引述研究學者的研究結果：「絕大部分旁觀者，尤其家內非受害者的其他成員，傾向要求受害者緘默，或懷疑受害者的人格。」「絕大部分旁觀者選擇相信外表看起來人格健全、品格無暇、擁有社會資源的加害者」，而這也正是為什麼受難者故事必須反覆訴說，因為受難者已無能力為自己平反。
第二場及第三場特映，則於5月15日南部校園登場。台南場的與談人之一的布農語推廣者Ispalakan Umav出生90年代，自認隔了一個世代去認識受難者長輩們的故事仍然很心疼：「有時候創傷很像是原住民族的認同，如果去聽國際上原住民族的故事，創傷、傷痕、悲劇、抹殺、清洗，好像是原住民族共同的命運。」
前無任所大使、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楊黃美幸關心原住民族文化與歷史記憶的保存，她認為，台灣數百年移民歷程中，早期渡海來台者多為男性，與在地族群通婚情形普遍，但在過去以父系為主的社會制度下，許多母系文化與血緣記憶逐漸淡化。
楊黃美幸表示，她的曾祖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早期的本土傳教士高長，1860年代來到台灣就是與平埔族結婚，自身亦曾透過基金檢測發現可能具有台灣原住民族相關祖源背景，她鼓勵大家追尋母系根源，不只到中國尋找父系的根，可以更加認同於這塊多山的美麗小島，締造多元族群融合和包容。她強調「但我們要有一個中心思想，要關心公共事務，才不讓有權力的人來蹂躪殘害我們」，才能避免白色恐怖等歷史傷痕再次發生。
高菊花紀錄片行政統籌陳永龍、同時也身為原住民歌手，坦承是在製作唱片時發現了高菊花故事後，製作團隊開始尋遍作家或學者來記錄這段人生故事，但始終無法達成，於是不得已跨入紀錄片領域，「阿姨頭腦很清醒，所以她知道她的痛，也因為她很清醒，所以她知道怎麼樣好好活下去，也因為她不想那麼清醒，所以要不要在清醒的過程中去記得那個痛」。
陳永龍期許這一部紀錄片，記錄了一個時代，記錄了一個故事，更重的是讓大家可以一起站在高菊花阿姨身邊，傾聽台灣人的故事。
彭明敏基金會呼籲，這段威權體制下政治受難的生命歷程，及長達半世紀的白色恐怖歷史不能再重現，期待台灣人一同追尋理性包容、族群共融共存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