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下的悲歌：「沒錢，真的很難在香港生存。」

劉太太緊張地看了一下日曆，她發現距離下一個發薪日，居然要兩個星期後才會到來，她已經沒有足夠的錢來養活一家四口，在窄小且擁擠的公共出租公寓內，丈夫因為受傷而被公司解雇，孩子甚至不明白為什麼媽媽都不買新鮮的食物。

現年42歲的劉太太居住在香港（Hong Kong），她是一名連鎖超市的收銀員，「我們三餐都只吃稀飯，自從丈夫受傷後，我是這個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15歲兒子和7歲女兒正處在最重要的成長時機，」她感嘆，她時薪僅有一小時5.4美元（約台幣160元）。《bloomberg》透露，這樣的薪資，遠比西雅圖規定最低工資每小時15美元（約台幣440元）還要低得多。

像是香港這樣小人物的故事，其實每天都在這座看似華麗輝煌的水泥叢林間上演，也許摩天大樓一棟比一棟高、精品等奢侈用品店一家一家開，全國GDP更高達3209億美元，但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加上物價連年攀升，許多香港人只能在如此壓抑的生活下，勉強餬口維生。

《新都市危機》（The New Urban Crisis）一書作者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曾經在其著述中提到，「香港是一個不可抵擋的不平等極端案例，如果持續這樣下去，將來反彈的不只是經濟，而是政治上的反彈，人民最終會發出怒吼。」

從1997年起至今，香港回歸中國已屆滿20餘年，由於房地產價格如天價般飆升政府對於零售業、公營事業的壟斷控制，像是李嘉誠這樣富有的人愈來愈有錢，窮人卻根本沒有翻身機會。

之所以這樣悲慘的原因，專家指出，係經濟學家將香港作為自由經濟實驗體、沒有資本增值稅，香港的勞工有一半薪水低於平均水準，而他們的標準稅率高達15％。

慘烈的是，勞工所得的新資，卻根本與物價不成正比，這讓數以萬計的香港人只能勉強度過難關。

若以衡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來觀察，香港最新的數據是創紀錄的0.539，這是自1970年以來最高的數據，是亞洲差距最大的地區，高於日本（Japan）、英國（UK）。

調查指出，當初推行自由經濟實驗體的關鍵，在於當於為了刺激企業家的活力、帶動經濟成長率，但是這種「放任」型的政策最終會產生不利之影響，因為大企業會愈來愈鞏固自身之地位、扼殺小產業的競爭機會。

舉例來說，香港曾是個全球知名的玩具製造區，製造業十分蓬勃發達，但如今，這些提供眾多工作機會的產業消失了，一方面由高薪的銀行家取代，另一方面則是低薪的清潔工與服務生取代。

研究專家說，「前人有效地鞏固了自己的商業地盤，但對於新世代的年輕人來說，一切都變得更加困難。」

香港貧富差距的論調，最終往往會回到一個根本問題：土地。根據市調公司Demographia的估計，自14年前房地產蕭條結束以後，房價漲了將近400％，有錢人利用炒房的轉手獲益迅速致富，而窮人，卻根本成天被租金追著跑。

如果你曾經去過香港，甚至住在九龍半島上的廉價旅社，你會發現那樣不到2坪的居住空間，其實就是香港的城市縮影──超集中模式的住宅、近乎沒有喘息空間的桎梏感，睡覺、用餐、吃飯都只能在小空間內完成，令人無奈。

報導強調，香港政府與房地產開發建設商，彼此互利在一個荒謬的制度底下，技術上擁有土地的香港政府，把長期租賃權交給開發商，而香港的政治領袖，則是由李嘉誠或李兆基這樣等1200名權貴選出，如此惡性循環下，種下貧富不均的萬惡根源。

不過，香港政府推行的解決之道，是開始興建廉價集合式公屋，在香港人口734萬人當中，有200多萬人居住在公屋，平均每個月支付220美元租金（約台幣6400元），它的特點是一層往往超過30戶、通常在郊區、相對來說空間較大，但往往要等5年以上才排的到。

回到文章故事開頭的案例，劉太太說，收銀員的工作幾乎很難有翻身的一天，因此她現在必須接上3個工作，才能勉強每個月賺到640美金月薪（約台幣18600元）。

劉太太忍住了眼淚，「沒錢真的很難生存，我還沒有儲蓄。」她說，「從2010年來至今我幾乎都沒有休假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擁有更高的學歷，不要重複我走過的路，因為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看似華麗輝煌的水泥叢林間，其實隱含著許許多多小人物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