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大象一味人蔘 勾勒18世紀東亞海域流動版圖

故宮南院近期推出「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14至19世紀的東亞世界」特展。呼應展覽主題，故宮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吳政緯，舉行「大象的遠行：德川吉宗的海外訂單與人蔘國產計畫」專題講座，趣談一個想看大象的念頭，如何牽動東南亞到日本的超長距離運輸；但同一時間，德川幕府也在盤算另一件事，能不能把人蔘「變日本的」。看似兩條故事線，實則交織成一張橫跨18世紀東亞海域的流動網絡。

為了「看一眼」：大象跨海、步行進江戶的超級工程

生活在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可能一輩子都未曾親眼見過活生生的大象。事實上，日本本土的大象早在約2萬4千年前就已滅絕。

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吳政緯指出，即便史料記載過去曾有大象進入日本，但多半是外國進貢給最高統治者的稀有禮物。直到18世紀，幕府將軍德川吉宗的一個念頭，讓大象在相隔超過百年後，再次踏上日本土地。

故事從一本到手的書開始。德川吉宗熱愛自然與知識，經常調閱書籍。有天他翻到一本來自歐洲的動物圖書《四足動物自然史：附銅版插圖》，看到書中細緻描繪的大象，大為驚奇，直接下令長崎奉行官員：「想辦法弄一隻來看看。」

德川吉宗從波蘭學者John Jonston（1603-1675）所著的《 Historiae naturalis de quadrupedibus libri : cum aeneis figuris》（中文翻譯《四足動物自然史：附銅版插圖》）中，看到大象模樣，興起把大象引進日本的念頭，並命人展開行動。(圖擷自Internet Archive網站)

當時日本並非完全封閉，而是透過「四口」與外界有限交流，其中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就是長崎。這裡有荷蘭商館「出島」，也有清朝商人聚集的「唐人屋敷」，是日本接觸世界資訊的前線之一。

幕府命令下達後，長崎奉行找上唐船的清朝商人協助。但問題來了，中國也沒有大象。於是商人們轉向原產地東南亞「找貨源」。吳政緯提到，日本人做事相當嚴謹，在大象還沒到之前，就先做足功課。根據日本檔案《和漢寄文》記載，雙方詳細討論如何飼養大象：吃什麼、如何控制、船隻需要多大才能承載重量，甚至連「是否需要帶馴象師」都反覆研究。

1729年，來自越南大象真的來了。一頭母象從長崎上岸，「用走的」一路北上。吳政緯說，為了讓牠順利通行，日本沿路加固橋梁、整修道路，甚至規劃群眾圍觀動線，沿途百姓爭相目睹。吳政緯：『(原音)大象就來了，從長崎上岸，那個工程非常的浩大，因為大象非常重，牠沿路要用步行的到江戶去。所以他們就沿路重新修路，連要走什麼橋梁都要重新加固，然後保證大象來不會塌，還要因為大家都沿路，你想想看，從長期用走的到江戶欸，那是個非常長的距離。所以沿途的人呢，都想要出來都想要出來看大象，他們還要先把這個動線規劃好，說大家就只能在這邊，然後不可以靠近什麼的，花了很大的功夫。』

日本浮世繪中也可見到大象描繪。此圖為歌川芳豐繪江戶晚期《“新進口的大象（Hakurai daizô no zu）》。(圖：歌川芳豊 繪)

因為消息太轟動，當時日本天皇也想一睹風采。但問題又來了，沒有官位是不能見天皇的，於是這頭遠道而來的動物被賜名廣南「從四位白象」，正式「晉見」天皇，成為史上最離奇的「官員」之一。這段場面，百年後也被繪師畫成《象之繪卷物》。

之後大象繼續東行，最終抵達江戶。德川吉宗終於親眼見到這頭夢寐以求的動物，十分開心，還命畫師留下寫實畫作。但很快現實問題浮現，大象難養又耗費龐大，最終，大象被轉賣民間，不久又遇上江戶大饑荒，很可能因糧食不足而死亡。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和漢寄文》中收錄了一份報告書，報告書的名稱是〈象引渡之儀ニ付申上候書付〉（中文翻譯：關於大象交接事宜之呈報書），內容就有關於如何飼養大象的一些說明。(吳政緯提供)

為了「活下去」：人蔘國產背後的醫療與資源焦慮

如果說大象的到來是一場看得見的奇觀，那麼人蔘，則是一場看不見的戰略。

18世紀的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吉宗一方面透過長崎等「四口」網絡，將遠在東南亞的大象運往江戶；另一方面，也試圖解決更迫切的藥材來源。

吳政緯指出，這兩件事其實是「同一條線上的故事」。吳政緯：『(原音)我其實不是單純只想要講這些大象的故事，我背後是一個東亞海域網絡交流的故事，那我想要用朝鮮人蔘來說明，其實在同一個管道，還有很多的故事發生，而且是可以跟大象做呼應。大象故事，它是跟日本跟中國朝鮮的這個故事，朝鮮人蔘的故事，就是日本跟朝鮮半島，那他們是甚至連中國在內，這是這幾個國家，是串聯在一起的，我想要呈現這樣的面相給大家看。』

他指出，在長崎忙著討論如何運送大象的同時，官員們也在替將軍打聽：人蔘，能不能自己種？根據《和漢寄文》文獻，幕府將軍曾詢問一位中國醫生「人蔘怎麼種？」對方卻直接回覆——人蔘「不可種植」，即使有人嘗試播種，也難以成功，因為人蔘其實需要特定氣候與土壤，離開東北亞原生環境就難以生長。

但對德川吉宗來說，這反而更顯得問題嚴重。當時東亞醫療普遍使用中醫體系，許多藥方依賴「唐藥」，也就是來自中國的藥材。問題是，日本與朝鮮並不一定擁有這些資源，一旦依賴進口，不只成本高，也牽動外交與貿易。換句話說，人蔘不只是藥材，而是「命與國家治理」的問題。朝鮮早一步意識到這點，開始研究以本土藥材替代外來藥方，並整理成各類藥書。而日本，則想辦法「把人蔘變成國產」。

於是，幕府透過對馬口與朝鮮往來，派人前往釜山的倭館（日本人在朝鮮的活動據點），試圖取得人蔘的種植技術。由於行動受限，他們無法自由移動，只能透過交涉、賄賂打聽，甚至私下建立關係，試圖取得關鍵資訊。這些努力最終被整理為詳細報告與圖冊，包括藥材樣貌、特性與取得方式，並彙編出版相關書籍，在江戶時代廣泛流傳，成為當時的人蔘栽培工具書。

吳政緯表示，他之所以到故宮南院分享大象遠行與人蔘國產的故事，是為了呼應故宮南院正在展出「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14至19世紀的東亞世界」特展主題。這不只是關於大象或人蔘的歷史，而是一段關於18世紀東亞海域網絡的知識如何流動、資源如何競逐、國家如何在限制中與世界連結的過程，而這樣的連結，至今仍在持續。(編輯：沈鎮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