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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在地下的人 

鏡週刊

更新於 4小時前 • 發布於 4小時前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理解鄭昭峴這部小說集的角度。但是同樣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圖/陳克宇)

在地下的人,不一定是死去的人。也可能是被歷史遺忘的人,或是被社會遺棄的人;或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不想走出來的人。

韓國小說家鄭昭峴出生於1975年,2008年透過《文化日報》新春文藝出道。她曾獲得多項韓國文學獎,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曾被改編成影集《你的倒影》;《餘燼裡的尊嚴》(原書名《體面人生—110歲保險》)2019年由韓國創批出版社出版,並於該年獲得韓國日報文學獎。

這本書收錄的六個短篇,都牽涉重要的社會議題,如失智、霸凌、住民遷徙、大樓倒塌與入室搶劫。有些我們可以從首爾近幾十年發生的事件如三豐百貨倒塌、清溪川復原工程等,找到小說的背景。但是,小說並不停留在這裡,而是走向一個個的問題:人在這樣意外頻仍的世界如何活下去?死者的靈魂為什麼無法離開地下室?人為什麼始終停留在記憶的地獄裡?死亡可以讓一切一筆勾消嗎?

2019年,也就是這部小說集在韓國出版的這一年,鄭昭峴接受訪問,談到自己對時間流逝,死亡必定降臨的恐懼。

她說,自己不是一個特別敏感的人,唯獨對時間,她一直非常敏感。曾經有一個瞬間,她真切地用身體感受時間正在流逝。那時她想:「我們終究都是會死去的存在,終究都會分離,而所有事情都再也無法挽回。」

這份恐懼始終在她生命最深處。她開始寫小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設法掌控這樣的時間。

如是,在閱讀鄭昭峴的小說時,我們或可這樣設想。既然無法逃脫時間流逝與死亡的必然,那麼是否可以用故事創造不同的世界?在那裡,生死可以自由穿梭,時間可以逆流或停止,人的回憶也可以虛構與真實並陳,命運終將如此但也可以不必然如此。

而這些非線性的情節展開,自我意識的惶惑挪移,故事反轉又反轉,也構成了鄭昭峴的小說藝術。

評論家申新星在小說集附錄的〈解說:在孤獨中思索〉中指出,鄭昭峴的小說有一個獨特的「敘事時鐘」,打破了線性時間的限制,在她的故事裡,記憶被逆溯,或被截取片段,書中角色常常面臨時間的錯亂…。

「人陷入孤獨泥沼中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嚴重的時間錯亂。」申新星認為,這時有的人會執著於過去,有的人則陷入自我懲罰式的無休止回想,試圖揣測人生究竟是從哪裡開始陷入不幸的境地。而當人開始思考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時,心裡的時間,也就很難再往前走了。

雖然,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提及的理解這部作品的角度,但是同樣,甚至更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反覆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

在〈那下面,那旁邊〉小說裡,主角堅兒和收養她的奶奶,在清溪川仍是高架道路時,住在道路下方如同螞蟻村的破落小屋裡,出入必須經由一個洞口通往商場的地下樓層,如果沒有人鑿出這個洞口,他們就必須從人孔蓋出入,從地下走到地上。

〈睡魔入侵〉的主角智秀和志勳,是一棟大樓倒塌唯二的倖存者,她們在黑暗的廢墟中互相鼓勵,智秀的朋友後來沒了聲息,而她們存活了下來。〈咕咕嚕舅舅〉的場景,則始終是在地下室裡,主角無法離開這個地下室,因為他的夢想還沒有完成,最後他明白一切而終於走上樓梯,也走向明亮但不屬於他的世界。

小說未必是現實的縮影,但當現實壓迫人心,有時就只能用小說來表達。在〈睡魔入侵〉裡,大樓本來就要拆了,但是地下室影音廳的老闆,因為捨不得頂讓金,執意繼續營業,而後大樓倒塌釀成災禍。現實中的三豐百貨也是一樣,發現裂縫越來越嚴重時,因為捨不得當天的營業額而未能及早疏散人群,導致500多人死亡。死亡如此讓人驚懼,或許並非因為死亡本身,而是理由可以如此荒謬,人命懸浮在貪念的一線之間。

〈那下面,那旁邊〉則是描繪2003年清溪川復原工程開始前,原本生活在當地的人。過去影視作品如《Moving異能》,也曾呈現清溪川攤販商家因為復原工程被迫拆遷搬離的抗爭,而在這篇小說裡,則是讓這些已被埋在歷史地下的人重現生活的痕跡。

從朝鮮時代,清溪川就作為排放生活污水所用,所以它並沒有一個風景如畫的往昔。2016年《衛報》有篇文章〈城市故事 #50:重現的溪流,如何為首爾市中心重新注入生命〉(Story of cities #50: the reclaimed stream bringing life to the heart of Seoul)。作者Colin Marshall引述1890年代英國旅行家所見的清溪川:「那是一條寬闊,兩旁築有護牆的露天水道。一股深色腐敗發臭的污水緩緩流過,沿途散發惡臭;糞肥與垃圾堆幾乎覆蓋了原本鋪滿礫石的河床。」

到了1950年代末期,隨著經濟成長和都市發展,清溪川被覆蓋成暗渠,1967年又在其上興建高架道路。2003年則由當時首爾市長李明博啟動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是我們今日所見清溪川的樣貌。

現在,清溪川一方面是市民與觀光客的休閒勝地,也是進步首爾的標誌,但爭議也始終不斷。其中與這篇小說息息相關的,就是《韓國時報》記者Jon Dunbar在《衛報》採訪中所言:「毫無疑問,清溪川是一項工程與都市規劃上的奇蹟。但是,我始終無法百分之百接受它,原因在於,當地居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如果人們享受東大門設計廣場或清溪川,卻忘記建造這些虛榮工程所付出的人的代價,在我看來,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那下面,那旁邊〉裡的奶奶,從平壤一路來到首爾,韓戰時又逃往釜山,在路上跟丈夫失散。戰爭結束後她回到首爾,跟許多因為韓戰逃難的人一樣,居住在清溪川兩旁的棚屋中,她辛勤工作,逐漸可以買幾個棚屋租人。但後來政府決定將清溪川覆蓋為暗渠,棚屋也被拆除,之前的辛苦化為烏有。奶奶曾經搬到其他地方,因為住不慣,又回到清溪川,跟其他城市拆遷戶和流浪者一樣,在清溪高架道路底下砌了像盒子一樣的水泥磚房居住。她平日在清溪川旁的小攤上賣二手衣,也撿拾廢紙,與堅兒相依為命。

這些在小說中生活於地下的人,也許就像首爾在都市更新中亟欲抹除的過去。如同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曾被批評只看到朝鮮時代的王朝歷史,而忽略當代曾經生活在這裡的人,以及他們對韓國工商發展所帶來的貢獻。

但小說描述這裡的生活時,沒有因此而賦予懷舊式的溫暖和美好,底層生活或許競爭更為激烈,奶奶經常因為被欺負而傷痕累累。所以小說呈現的,不是如同被政府博物館化的棚戶生活體驗,而是勿忘曾經有人那樣的活著。當堅兒有機會居住在新式住宅時,她選擇回到地下,在大多數人因為拆遷而搬走的地方,她躺在去世的奶奶旁邊,就像一個最後還記得的人。

鄭昭峴在受訪時說,〈那下面,那旁邊〉與其說是她特別偏愛,不如說是她特別放不下的小說。她認為:「一個人可以寫自己沒有經歷過的故事,卻無法寫出自己從未感受過的情感。」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這篇是「自傳小說」。寫時,撫養她的外祖母還在,現在已經過世了。

韓國曾被形容為「地獄朝鮮」,活著卻如在地獄中,這或許也可以說是鄭昭峴小說中出現的圖像。但她卻像刻意盯著讓自己恐懼的事物,直到終於不再感到害怕那樣,創造出時間與空間,生與死,不斷翻轉交錯甚至可以繼續對話的世界,死亡並不因此而停止了什麼。

雖然,也許看似矛盾的是,鄭昭峴在當時的訪談中說,直到現在,她才終於明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終將死去,脆弱而令人憐惜的存在。也明白了:「人不是為了過去,也不是為了未來,而是要活在現在。」駐足在恐懼的指尖,而變幻出紙上的魔術,這或許也正是她活在現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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