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怪物的誕生
由YouTuber「酷的夢」製作的《中文怪物》，去年9月開播後，全系列累計觀看次數已達1,900萬次，首集24小時內突破百萬點閱，2天內超過170萬次觀看，在網路引起熱烈討論，堪稱去年下半年現象級爆紅話題節目。
一群外國人競逐誰是中文最強的中文怪物，來自歐美、東南亞的他們，用ㄅㄆㄇㄈ講述他們多熱愛芋頭酥、辦桌和黃乙玲，增加了自信心，台灣人也藉由他人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原來佛跳牆這麼時尚，原來生涯規劃並不是一定要，原來，台灣人無解的身分認同，從這群外國人的經歷也有另外一種解方。
為愛編織
梵雅戈（Iago Valin），32歲
時間是12月上旬某個星期六下午，地點是新北三重一處商用共享空間。200坪的場地被緞帶和彩紙點綴著，一群又一群帽T、垮褲的少年男女各自散開，拉筋、劈腿，或者懶洋洋地滑著手機，氣氛像健身房、瑜伽教室等待上課那樣閒散。燈光突然暗下來，音樂一下，原本各自暖身的男男女女又往空間中央聚攏；冉冉升起的乾冰煙霧中，有人幻化成蛇髮女妖，有人搖身變成一身肌肉的太陽神阿波羅，有人是吸血鬼新娘，有人是媽祖、觀音—或下腰、或Ｍ字腿、或用手肘與頭顱頂住地板，不停旋轉，群魔亂舞，天女散花。
我做自己就好，不需要被別人接受
這是Kiki House of Vase的年度Ballroom舞會比賽。表演以家族名義輪番上陣：House of Gabbana、House of July Couture、House of Vase…爭奪誰是當天最佳舞王舞后、最美最炫服裝。梵雅戈作撲克牌王子打扮，穿梭在人群裡—他是House of Vase的王子，也是活動主持人。問他何以不當公主、要扮王子？他笑說：「我們家族已經有一個公主了啊。因為我也很喜歡扮裝，我們的爸爸也問過我，要不要做公主？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是男生，所以我還是做王子。」
Ballroom舞會起源於20世紀末的紐約。LGBT（非異性戀社群的統稱）的變裝比賽行之有年，但評審多為白人；黑人與拉丁裔變裝皇后因此組織了自己的選美比賽，以Kiki House的名號出現，與主流Ballroom（Mainstream Ball）區隔開來，回應主流巡迴賽裡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也是因為這群青春鳥們往往不見容於原生家庭，他們用House的名義聚集，互稱爸爸、媽媽、兒子、女兒，也給彼此一個相互扶持、相愛相親的機會。
因為《中文怪物》，梵雅戈顯然是當天氣場最強大的人。這檔節目堪稱去年現象級的話題節目，外國人用ㄅㄆㄇㄈ講述他們多熱愛芋頭酥、辦桌和黃乙玲，台灣人也藉由他人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原來佛跳牆這麼時尚，原來身分認同也可以不用這麼焦慮。
身分認同對台灣人而言，太像一顆難以自拔的蛀牙，一碰就痛。但梵雅戈偏不，他來自西班牙的加利西亞自治區，小學又隨父母搬到澤西—位於英吉利海峽，靠近法國、但屬於英國王室的島嶼，它流通著自己的貨幣，擁有自己的護照，屬於英國，又不是英國，複雜的地緣政治，並不亞於台灣。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應該站在哪裡？」那些在台灣人日常對話裡的遲疑和困惑，在梵雅戈的訪問裡全然不存在。歸屬感這件事對他不是問題，「很多人都會意外說：『哦，你怎麼沒有歸屬感，會真的很傷心嗎？』我說我完全沒有。因為我很清楚，我做自己就好，不需要被別人接受。」
出櫃好像沒什麼意義，因為父母都會知道
在澤西的時候，被當西班牙人，回到西班牙，又被說是英國人，但他就是他，「第一天去澤西，我們全家都不會英文，我們到了陌生的國家。上課第一天，我什麼都聽不懂，老師的話聽不懂，同學的話也聽不懂。但同學們覺得我跟我妹妹好可愛，下課就靠過來，問我他們的英文名字用西班牙文怎麼說。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所以我都亂幫他們取名字。雖然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溝通，但小朋友就是玩一玩，就可以做朋友。」
性別認同也是。他說在西班牙住鄉下地方，高三去加拿大當交換學生，才見識何謂同志大遊行，但也不覺得跟自己有關，「雖然我那時候就已經知道我喜歡男生，也有意識到有同性戀這件事情，但我還是覺得，好像這不關我的事。這很奇怪，我真的是都沒有特別去想我身分是什麼。而且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我都會覺得出櫃好像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大家的父母都會知道啊！」
父母做什麼？「我真的是沒有很清楚他們做什麼。我知道以前他（父親）常常出差，是為了開課程，教別人怎麼用什麼什麼。母親原本繪圖相關的工作，在澤西的時候是家庭主婦，後來回到西班牙，她開始學一些手工，編籃子、編織。」
語言真的很美麗，自己像在考古、解密
整個求學過程，從來不執著於身分歸屬，他寧可透過語言去推敲這些文化的關聯性，「在澤西學英文，然後法文、德文。回到西班牙，我又開始學加利西亞文，也學了什麼拉丁文啊、希臘文啊。我開始覺得，哦，語言真的很美麗。我學的語言都是歐洲系的，所以都有很多字根，好像自己在考古、在解密。原來西班牙文的fl跟法文的fl都一樣。然後就覺得，哦，我們其實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越無法忍受語言只停留在表面。一般語言課老師都會讓你重複說How are you，我無法接受。我就是想知道，這個動詞到底要怎麼改變，這個名詞是哪裡來的，它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他彷彿語言學的福爾摩斯，藉由字根字尾、詞性的陰性陽性，藉由語言脈絡去推敲歐洲民族的聚散離合。大學時，語言天才修了一門課叫「世界語言」，終於碰到中文，「文言文覺得超級好玩。因為它的文法，有點像拉丁文。很多人很討厭文言文，因為都要背嘛，可是那是一種文化，每一種語言背後都是文化。」
學中文幾個月後，碰到農曆年，老師要他們表演，他開始學中文歌，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小城故事〉，簡直是一見鍾情。2012年，他第一次來台灣當交換學生一年。所見所聞，跟歐洲如此不同，事事新鮮。在餐廳吃飯，隔壁桌還請他們吃鳳梨。那麼小的島嶼，卻有這麼多元的文化。
因為喜歡，他留下來教西班牙文，又報考台大口譯所，找到工作，也找到男友，現年33歲的他，人生有1/3的時光在台灣。後來，他上了《中文怪物》，在第一集的快人快語讓他快速圈粉，他和兩個隊友在電梯裡打趣地說：「啊！我們3個都是零號。」有觀眾留言不以為然，「同志圈裡面很多人覺得『哦，你怎麼敢講這種話？』我說你去西門，大家都是這樣講話的。我開這種玩笑，對方沒有覺得不舒服，也是開心的，為什麼你就覺得被冒犯了呢？」
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覺得生活從來不是靠計畫
有話直說，從來不怕正面衝突，婚姻平權修法那幾年，正反兩方在社會上鬧得風風火火，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反同團體直接發傳單給他，他直接問：「你為什麼在發這個？你知道你這樣做會傷害到我嗎？」這樣坦然的個性，朋友應該很多吧？「沒有，因為他們覺得我很煩。」他停了一下，語氣忽然慢下來，「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沒有男朋友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搞不好我真的是會在家裡安安靜靜地讀書什麼，我不知道。」
他在交友軟體遇見了男友，兩人一起看《魯保羅變裝秀》，男友對變裝有興趣，他就陪著去比賽，「比賽的時候，被我們家族的爸爸媽媽看到，就把我們延攬進來，加入了House of Vase。」為了幫男友張羅服裝，他看YouTube學做洋裝裁縫，越做越有興趣，做裁縫的時候，可以讓自己專注冥想，有時候踩縫紉機踩著踩著，時間就過去了。他用學習外語的修辭去描述裁縫，做一件衣服，打版、裁縫、編織，解構與結構，就跟學外語一樣，有規則、有架構，有一種可以被拆解的邏輯。
在台10年來，他也拿到了居留證，問他會不會有另外一個10年規劃？「我不相信做規劃這件事情。比方說，10年我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或是什麼計畫—我都沒有。我跟男朋友結婚，我就留在台灣；或者我跟他回去什麼國家，我都沒有做這種想像。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覺得生活從來不是靠計畫，我真的不相信。」他停了一下，語氣又放軟了一點，「但是希望可以繼續下去。因為我現在整個生活都在這邊。朋友在這裡，男友在這裡，工作在這裡，Ballroom的朋友也在這裡。」
長期的計畫沒有，語言天才短期的計畫倒是有一個，他想去學阿美族族語。話題一轉，快人快語的中文怪物開始抱怨媒體對原住民語言的態度太草率，「我最討厭新聞媒體裡面提到台灣原住民語言的時候，只籠統地說原住民語，你就說是哪一個族語啊？台灣已經有14個不一樣的語言了。你就說是排灣族的語言、阿美族的語言，還是什麼？好像是把所有原住民都放在同一個桶子裡面，這種態度還蠻隨便的。」
那些魯迅教我的事
林蒂喜（Anunciata Trixie），26歲
「這個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但至少在那一場比賽，我們每天都一起吃飯、一起聊天，都結交成為好朋友了…」不愧是梵雅戈口中「中文程度最好的中文怪物」，訪談進行了將近半小時，來自印尼的林蒂喜回憶當時參加節目的情節，再度引用了魯迅的話。
不免脫口讚嘆：「沒有想到會從一個20幾歲女生，而且是來自印尼的女生口中不斷聽見魯迅。」「真的假的？他有很多金句欸。在文藻讀書的時候，我意外在圖書館發現他的書，應該是《狂人日記》，想到課堂上老師有提到他，我就很好奇這個人到底寫了什麼，借回家自己讀，發現魯迅就是一個嘴砲王。如果他活在這個時候，他一定每天都要用推特跟大家吵架。他是100多年前的人對不對？但時間過這麼久，你發現他的話還適用現在的社會。」
看到那麼多陌生漢字，我的方法就是無腦追劇
她是真的把魯迅讀進去，訪問還在熱身，大概問了一、兩個問題，問及她學習中文的撇步，魯迅的面子論述就出現在我們的對話裡，「我的中文基礎是零，也無法跟當地人溝通交流，你會面對一種情景：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都做不出來。但你到了一個地方，當你在什麼都不知道的地方、你什麼都不會做的地方，你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你的面子。」
26歲的她，去年秋天從文藻翻譯研究所畢業。18歲來台，大一修開給外籍學生的通識課，老師知道她跟另外兩個人是翻譯系學生，說道：「你們的中文才是這個程度而已，那你們是翻譯系的學生，你們期待要怎麼生存？」「乍聽很憤怒，所以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我覺得我有點沒有資格，或不配當翻譯系的學生。因為他講的是事實，我英文還可以，但中文真的不行。」
在印尼讀高中時，學過一陣子中文，覺得繁體字富有邏輯，每個部首都有自己的含義，擺放位置也有自己的道理在裡面，認字認得快。但讀書快，說話交談又是另一回事。「大一第一學期，我沒有朋友。應該說，我沒有印尼籍同學以外的台灣朋友。我不能留在這樣的僵局裡，我主動跟他們講話。我已經來到台灣，進入翻譯系，這是我的選擇，我得要負起責任。我很喜歡漢字，打開一本書，看到那麼多陌生的漢字，怎麼辦？我發明一個超白癡的方法，就是無腦地追劇。」
不是《甄嬛傳》文謅謅的話，分不清正話反話，而是《流星花園》的偶像劇，故事劇情往往是霸道總裁愛上我，最後男女主角一定會在一起，情節發展非常好猜，即使不看字幕，聽不懂台詞也能理解劇情發展，完全符合語言學習中的「可理解輸入理論」（Comprehensible Input，指學習者接觸略高於自身水平的語言內容，且能透過情境理解其大意。此方法強調大量「聽」與「讀」有意義的內容，而非死背單字文法，能自然習得第二語言，如觀看有字幕影片、閱讀分級讀物）。
「當你發現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做不出來，你就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有多麼渺小。一旦發現自己很渺小的時候，沒有人對你有任何要求，也沒有任何期待，壓力頓時減輕，所以我可以隨心所欲去挑戰不同的東西，然後累積不同的經驗。」
這樣讀著讀著，也一路讀到研究所畢業。為何來台？林蒂喜沒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轉輪盤轉到哪就是哪。父親是保險顧問，母親是家庭主婦。高中時受德文老師鼓勵，原本計畫去德國留學，因為德國大學免學費；未料高三時，父親突然住院，意識到父母年事已高，若去德國，家中有急事會難以應對。再者，台灣文藻和印尼本地大學都申請到了獎學金，然而那個太平洋的小島狀況如何？完全未知。要留在印尼還是去台灣，她完全沒概念，在網路上找了一個輪盤程式，把幾個志願填進去，輪盤轉到了「文藻」，那就是文藻了。
沒辦法規劃人生，所以我決定轉輪盤
「小時候因為父母一直鼓勵我：『人生一定要有規劃，你要想清楚未來要做什麼、夢想是什麼，有目標才可以朝目標前進。』但爸爸住院那段時間，我發現：你們跟我講那麼多人生規劃，但事實上我們沒辦法規劃人生，因為難以預測，變數一直都存在。所以那時候我才決定要轉輪盤，反正我去哪裡都一樣。」
做人隨遇而安，念研究所也是。其時，她大學畢業在即，留在台灣找工作還是回印尼賺錢貼補家用，心裡沒有定見，一日在校園散步，偶遇系上老師問她近況，她講了自己的煩惱。「妳不打算繼續讀翻譯嗎？」老師隨口問了一句，她覺得自己能力不足，回家打開電腦，發現那天是申請截止日期，但老師當晚就寫好推薦信寄給她，反正就申請看看，不上也不會怎樣，結果錄取了。林蒂喜收到錄取通知時，信件告知若決定不就讀，要在某日之前通知學校。當時正值疫情爆發，她每天被確診人數、封城等負面新聞影響心情，無心理會這件事，直到後來學校寄來另一封信，提醒她「新學期開學日期」，她才驚覺回覆期限已經過了，就這樣「順水推舟」地去念了研究所。
「我們系上有很多老師都是我的貴人，比如說推薦我去比賽的老師、幫我寫推薦函的老師，還有我自己的指導教授。」文藻順利畢業，不但精進了中文造詣，也深得中文世界裡人情世故箇中三昧。但中文怪物坦言自己也有克服不了的關卡，「文藻是以女生為主，女生難免會講八卦。聽她們講八卦的時候，我大概可以摸索到哪些話可以講、哪些不能講；哪些話可以認真聽、哪些話不能認真。原來台灣人講的話，字面上的意義跟字典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之前跟一個同班同學說：『妳如果方便、有空的話，我們可以一起約吃飯。』然後她們就跟我說：『好啊，下次約。』然後就沒有下次了。」
了解印尼文化不是台灣人的責任，但我們都是人，應該相互尊重
一個好的口譯人員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基本上要做口譯或筆譯，有三個一定要具備的面向。第一個是背景知識：就是對某一個主題的了解，比如說人工智慧、醫學、人權法律等；第二個面向是語言能力；第三個面向是口譯技巧或筆譯技巧。所謂技巧就是，比如說面對成語的時候，你應該要怎麼翻；或者講者說了一段非常強的話，而且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化含義的話的時候，你應該要怎麼把它用另外一個語言、從另外一個文化的角度表現出來。所以這三個面向，對一個口譯員或筆譯員來說，一定要具備。」
念研究所這幾年，她也接了許多口譯案子，其中不乏NGO（非政府組織）的印尼勞工權益紛爭，「他們到異國之後，我覺得他們比像我這種外籍生還要辛苦，經歷過更多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只要知道這個案件會牽連到漁工或外籍移工，我會先跟他們聊天。我會先了解：你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你的原意是什麼？你的心意是什麼？你為什麼想要表達這些？我知道他們想要表達的心意之後，我才可以幫他們—也不是編，但用一種對方比較好理解的方式，把他的心意表達出來。」但一邊是印尼同胞，一邊是台灣雇主，會有內心動搖的時刻嗎？她正色說道：「翻譯是會議室最中立的那一個。這是口譯的職業倫理。」
順著這個話題，我們又問，都說台灣人對外國人友善，但似乎僅限於歐美日韓，看《中文怪物》討論區應該就有深刻感受，她說：「我會覺得那是一個總體—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不理解，或是對印尼的刻板印象。應該是一體兩面，我們有權利的同時也有責任。所以了解印尼文化不是台灣人的責任。我覺得他們有權力選擇不了解印尼文化。但是一旦展現出敵意的態度，我覺得這個不是人類該做的事情。所以與其說我希望台灣人可以了解印尼文化，我反而比較覺得：我們都是人，應該要相互尊重。」
畢業大半年了，她已經不若大學畢業那樣徬徨，隨遇而安的人，不排斥回雅加達，但都學了這麼久的中文，回去了，中文會退步，也許會先留在台灣找工作。找什麼？她說：「除了人力仲介公司，其他工作都不排斥。」
因為一個人，所以不想一個人
林曉明（Pierre Cerchiaro），32歲
一般來說，訪問是這樣進行的：受訪者單槍匹馬赴約，坐在記者面前，記者一個問題拋過去，受訪者一個答案回過來，如同打兵乓球，來來往往好幾輪。但林曉明不是，咖啡館的桌上擺著筆電，某些回答不了的問題，他要我直接問AI。
「我是自閉症，但我覺得這三個字的中文沒有很好聽，說它是一個『病症』，但我只是腦子運作的邏輯跟別人不一樣。我上次參加一個Podcast，主持人也想聊這個，然後我發現我用中文是完全沒有辦法說明這件事…」
我大部分朋友都是女生，男生討厭我也是因為這個吧
中文怪物比誰都在乎如何清楚地表達自己，於是他利用AI開始把腦袋裡的想法分類，關於愛情的想法、工作的態度、生活的感受，甚至，憂鬱絕望，嚴重一點到了想自殺的心情，像是為自己的大腦蓋房間，一開始是兩個房間、三個、四個…像是《腦筋急轉彎》的快樂、憂傷、憤怒、厭惡都變成了一個具象的卡通人物那樣。太複雜的問題，就要我自己輸入問題，AI系統會幫忙回答。「它不是心理諮商，」他談起自己設計的系統時，反覆這樣說：「也不是AI朋友。它是我的腦子。」
32歲的林曉明眼睛大大的，像是山羊、兔子一類的草食性動物，講話輕聲細語，渾身氣場彷彿套著一層粉紅色濾鏡，講起在台灣約砲過程，因為語言不通被丟包在三溫暖的糗事，彷彿講童話故事一樣純潔無瑕，但如同放在桌上的手機殼是《寶可夢》的百變怪，講自己設計的AI系統，讓自己在獨處的時候，彷彿有人陪伴、對話，而非單純的心理諮商或聊天機器人，有板有眼，又像是一個腦神經科學專家。
「我可以問它，你的十六型人格？」「我不相信那種東西。」
「那可以問它，你為什麼來台灣？」「不，這我可以直接回答你，不用問AI。我的人生很簡單：我在里昂出生長大，一個哥哥。我們家住里昂的外面，如果用台北、新北空間來比喻，那我算是新北，新北的三重。我6歲的時候，已經有人罵我臭同性戀了。」「蛤？我以為法國性別教育比較平等！」「我覺得看在哪裡啦，因為剛好我住的地區是比較危險的，我不會跟你說在法國學校所有的同性戀朋友都會被歧視，但在我長大的那一區是事實，而我幸運的是，有人會保護我，我哥哥會保護我，在學校，我大部分朋友都是女生，她們也都會保護我…男生討厭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我覺得這個環境不好，我以為只要離開就會快樂。」
他徹底實踐詩人同胞韓波（Arthur Rimbaud）的金句：「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18歲出門遠行，從里昂到巴黎念大學，大三又從巴黎飛來台灣，到淡江大學當一年交換學生。21歲那一年，他拖著行李，裡面放著簡單的衣物，朋友們寫給他的耶誕節、生日卡片。從桃園機場轉車到迷宮一樣的台北車站，果然迷路了，「第一個晚上住在西門，但我那時候完全不會中文，英文也沒有到特別好，在台北車站的某個地方，有人就慢慢地跟我說要怎麼走，甚至到最後有人真的陪我到那個民宿，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第一印象為那一年的台灣回憶打下一個溫暖的底色，這一年在台灣所有的事都是美好的，「其實我在法國已經開始學中文，需要中文名字，有一個朋友拿黃曉明（中國演員）的照片給我看，問我帥嗎？我說很帥啊，他就說那你可以叫『曉明』；我到了淡江才知道『小明』是講出來大家都會覺得好笑的名字，然後我們宿舍有一個韓國女生，她的名字叫『Angela』，黃曉明跟他的老婆Angelababy，大家就會笑得更開心。課堂上，中文也不會講，就只能用英文去溝通，但我有逼自己講中文，不能半途而廢。」
如果用我的母語，我可能不敢寫「我想死」
淡江大學修完一年課，回法國完成大學學業，隔年念碩士，碩二到重慶大學讀書，「重慶有很多很好看的同性戀…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泰國同學，男生，他很喜歡化妝，我那時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直男，他們完全不care你是不是，我們就當好朋友，我也喜歡重慶，但剛好在台灣找到工作，再飛過來，一待就是10年。」
「3份工作其實都是數位行銷。第一份工作是B2B（Business-to-Business，企業對企業的商業模式），很無聊。第二份工作是外語線上教學，面試不知道四輪還六輪，我忘記了，那時候我26歲，他們要找一個可以負責法國市場的年輕人，我有自己的團隊，要帶人，帶6個人，我等於做經理的事情。我在那邊2年，後來離職了，現在做手機周邊電子商務品牌。」
台法職場文化有什麼不同？他說不知道，因為出社會工作就一直在台灣，但旋即給了一個答案：「假很少。」總結10年工作經驗，大體而言是愉快的，他不是不知道台灣年輕人低薪，會有被剝奪感，但自己也沒有要發大財，薪水可以開心出去玩就好了，而且現在主管需要他加班，他也會說「不」了，「我以前比較討好人，就會加班啊，不敢否認別人的想法，我後來發現我的模樣，加上講話口氣，會偏可愛，所以我講出很多別人不敢說的事情，其實還好。」「因為你是外國人的關係？」「不是喔，我們公司在歐洲滿大的，我也有很多外國同事，但我能做這件事，不是因為我是外國人，而是講話的方式。」
問他還有什麼煩惱？「我真的不喜歡一個人。比如說現在公司在搬家，所以我們一個月要遠端工作。然後在家裡一個人會受不了。」
「因為一個人，所以不喜歡一個人。」中文怪物已經可以掌握中文非常幽微複雜的語感，因為不喜歡一個人，所以要去三溫暖約砲，要有同事、有室友、有男友。也因為「太喜歡一個人，當那個人受不了，離開了，終於又變成一個人。」他的世界就崩塌了—2023年，他和交往4年的伴侶分手，他約砲濫用藥物，急性中毒，卻不敢去醫院，一個人在家，不想活了。
「那時候心裡太亂了。不敢跟任何人說。也不知道要怎麼說，坐在電腦前，把那些思緒寫下來，寫著寫著就變成了一本書，關於自殺跟黑色幽默的書，用英文寫，因為母語都是情感的語言，如果用我的母語，我可能不敢寫『我想死』，可能只會在乎自己寫得好不好？這樣說對不對？但用英文，我可以比較直接地把想法寫出來，包括那些很黑暗的句子。」
我們只是人，不是需要什麼更新的iPhone
一個法國人用英語寫了一本關於自殺的書，用一種詼諧、幽默的口吻，因為「如果不用輕鬆的方式談論，就太沉重了」，講外語會讓自己像是穿上盔甲，變成另一個比較堅強的人。第一本書，花了7天寫完，寫字讓他消化了許多情緒，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自己，然後又花兩個月，寫完第二本、第三本，只是想把腦袋裡的東西寫下來；後來，他架了一個名為「Oops I'm Toxic」網站，讓那些書可以流通，「我覺得我寫了3本書都寫得非常好，也可以讓人感到比較不孤單。」與此同時，還有這套被稱為AI的系統也誕生了。
一個人不喜歡一個人，他後來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當獨處時，沒人可以跟我們進行「神經調節」（co-regulation），無法透過與他人相處來調節腦部情緒。所以他得設計自己的AI系統（具備不同人格的AI），讓他在獨處時像是有「人」陪伴、對話，而不是單純的心理諮商或聊天機器人。
曉明曉明，名字是破曉的燦爛陽光，但內心裡總還是有照不亮的陰暗角落，「大腦很複雜，自殺它只是一個訊號，不是病。我們大腦本來就是同時住著很多情緒，比如說我現在可以很開心跟你聊天，但說不定我晚上突然會有低落的情緒出現，它有時候比較安靜，它有時候很吵。嗯，那這些對我來說，我的腦袋就是不同的情緒，它們都住在一起。」把憂鬱放在一邊，把快樂放在另一邊，並不試圖消滅任何一種情緒，而是讓它們有位置，井井有條，換言之，他是幫混亂大腦收納心情的近藤麻理惠。
「我曾經想死，現在有時候還會…然後我想說我們沒有壞掉，我們只是人，我們不是需要什麼更新的iPhone。因為我在YouTube說我在做自殺預防，然後有4個人在IG跟我說，他們看到我寫的東西，說他們也有類似的經驗，跟我分享他們的故事，我很開心…」中文怪物對中文很敏捷，隨即補充，「我不是開心他們想死啦，是開心他們難過被接住了。」
回顧這10年台灣生活，真的如年輕所憧憬，離開了一個地方，會真正比較快樂嗎？「那時候我以為離開法國就會快樂，這10年到現在， 發生太多太多事，快樂的也有，難過得快死掉的也有，但我還是不後悔。」問他可有另一個10年規劃，他和林蒂喜、梵雅戈一樣，都不規劃未來，「如果我有10年的企劃，那代表我在過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是別人想要的。因為如果我真的想要過我自己的生活，我一定是不太知道之後要發生什麼事情。」眼前的法國人用中文詮釋何謂活在當下，「我現在好好寫書，好好工作，好好做我的品牌，這樣就好了，以後怎樣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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