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絕非從天而降！ 學運世代盼青年從校園實踐開始續守護台灣
太陽花學運至今已經十年，這場運動被視為是改變台灣的重要一役，早在多年前也有野百合學運促成國會全面改選。而現在台灣的民主就像是空氣、陽光、水一樣，是很自然的存在，但事實上民主從來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此包括野百合世代與太陽花世代過來人在座談會上建議青年朋友，可以從校園中落實開始，並學習尊重他人不同意見，茁壯自己的能量，才能守護並推進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由台灣公共策益、台灣學生聯合會、台灣智庫、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台灣青年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中央廣播電台、新頭殼、台灣勵志協會、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以及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舉辦的Y’ss Day「週三青年日」23日以「傳承與接棒－青年在台灣民主發展中的角色」為題，與青年朋友探討青年如何推動甚至成就台灣民主。
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暨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表示，這次特別配合台灣學生聯合會暑期營隊，籌劃這場「傳承與接棒」的分享會。董思齊表示，不論是消極的不想被別人管(self-governing)或是積極的追求自律(autonomous)，都是民主的實踐。而目前台灣與世界先進國家最重要的連結，就是台灣的民主成就。
關鍵時刻台灣青年都扮演推動改革先鋒
董思齊強調，事實上，台灣是世界上少數能跳脫中等所得陷阱的國家，同時完成經濟轉型與民主轉型兩大艱難工作。對現在的青年來說，現在台灣的民主就像是空氣、陽光、水一樣，是很自然的存在。但民主從來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都是透過不斷地爭取才得到的。雖然每個時代所面臨課題有所不同，但若觀察台灣近代政治史的發展，在每一個關鍵的政治時刻，學生不服從或青年不服從，都扮演著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先鋒。因此這場活動也希望透過些學長姊經驗的分享，讓他們寶貴的民主經驗能不斷地能傳承下去。
屬於野百合世代的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首先分享表示，相對傳承與接棒，更重要的應該是要創新。民主是人民作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也不只是程序而是實質。當前台灣已從程序民主進到實質民主，不管是誰執政，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能不能提升尊嚴或福祉才是最重要。林佳龍表示，民主並不限於校園，如同當初野百合時代，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萬年國會，社會最根本的本質問題，需要親自面對，不需要別人定義，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校園的圍牆。
而現在是社群時代，從年齡結構上也發現，四十歲以上及以下接觸的資訊來源不同，許多公共事務現今在校園內討論比外面還多。資訊取得不是問題，而是同溫層與分眾化、多元及極端化，導致溝通對話越來越困難，反而是年輕人比較能達成不同的對話。誠如野百合與太陽花世代關心的議題不同，方式也不同，其實不需要完全的學習。此外，關心公共事務最重要的是要有熱情、讓社會更好、聚焦在有意義的議題上。校園是一部份，但邁向正常國家、二次政治改革，包含責任政治，讓取得權力的人更負責任，都還有很多需要做。從身邊形成多數意見，再放到社群或媒體，不只是被影響或校園內討論，怎樣會更好？期許更有熱情、積極，糾結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發聲。
同樣也是野百合世代的立法委員范雲，當年是野百合運動的總指揮，也是太陽花運動中街頭民主教室的發起者。她指出當年自己上大學時，台灣尚未解嚴，當時無法想像有一天可以走到體制內。學生運動裡最重要的精神是平等，談傳承其實是違反學運精神的，學生運動的傳承具有公共性，透過議題的累積成為公共資產。學生會長不只是做學生自治，沒有民主國會就沒有民主大學。
分眾化與多元世代 邁向正常國家需靠青年更努力
范雲表示，台灣想要有進步的政治，不管是社會民主還是政治民主都需要過半。進入體制內的政治工作者要擔任良好的橋樑，取得公民社會跟內部人士的信任，如果連結斷掉，政治就無法前進。台灣歷史非常幸運，在25年內有兩個大型社會運動，在關鍵時刻幫台灣往前衝，而且都是喜劇收場。雖然理想上每個學生都要關心學生自治，但現實上非常困難，能夠推動社會槓桿的都是少數人，運動的承擔與反抗的承擔需要訓練肌肉，鼓勵大家從學生時代就開始訓練，未來還需要靠在座的學生。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理事長、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則提到，年長的人都會回想過去台灣不同的時刻，而自己不管是學生時代或是學生時代後，其實都沒有太多政治的參與。在政治的社會發展中，相對於中高齡世代，青年未必代表進步，但一個社會要走向真正的民主開放，不能沒有青年人的支持與支撐。年輕人需要先從關係、意念中尋求解放，台灣還有很多需要努力，從社會如何看待年輕人，及年輕人如何看待自己及社會的關係。不同世代對於自己生活的期許、生活方式，看法截然不同，根據美國的研究指出，那種非常強調教育重要性，但認為尊敬長輩最重要的人，時常是威權的支持者。不管作為哪個領域的支持者，都應該先從真正的平等做起，不應該只是容忍，而要真正尋求解放。家庭、性別、勞資、政治都是文化的反映，不可能一方特別高壓卻另一方特別民主，不論有沒有參與學生組織，都要從真正尊重別人、尋求共識開始。
台南新芽協會理事嚴婉玲指出，出了台北的學生運動現場常常不容易被看到，包含太陽花、野草莓都是在台北，因為記者也都在台北；非台北的學生組織，資源相對於台北的學生少，資源相對貧乏，很難接觸到議題；越偏鄉的地方，在階級上越容易是弱勢，很難有空間關心到公共議題；對地方政治的不瞭解，一般人時常覺得自己與地方很遙遠，以上都是非台北學生沒有辦法去關注的原因。而解決的方法，則是應該找出議題跟自己的關聯性，自己願意做些甚麼；找到參與的方法，出了台北後，學校與社區的關聯性是甚麼、連結有多強；重點不是想做的事情，而是社區需要的事情；運用網路的串聯，讓大家更有感知。2023年總統大選前，似乎現在的年輕人不太願意支持執政黨，其實是正常的，同樣的氛圍也在2008年出現，關於社會上的氣氛，這個時代有很多不同的借鏡。
從校園落實民主自治與推動進步開始推動進步台灣
身為青年世代政治人物代表的黃捷提到，關於體制外走到體制內是大人的滋味，自己身有同感。過去之所以參與運動，是認為就算不能改變甚麼，但上街頭還是能傳達自己聲音，要讓社會聽到年輕人的聲音，有衝撞的勇氣非常重要。鼓勵現場在座的學生，當時代派任務在你面前，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渺小，覺得自己有使命就不要害怕。從體制外到體制內最大的改變，是抗爭的人變成被抗爭、罵人的人變成被罵。政治責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政治人物要負責任，之所以從政之後講話變得保守，是因為要可行、評估。自己成為民代後，光是地方會勘就需要六次，要回到地方，就要展現決心、負責任。人會來來去去，但會留下的是台灣，期許為土地著想，用行動為台灣付出。
台灣學生會聯合會秘書長黃亭偉認為，學生代表的一舉一動，都在影響著同學與校園生活。在校園內要更創新、更進步價值，但也要想到自己手中的權力，要警慎使用。1940、5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希望反思納粹對社會的影響，卻被要求學生不要涉入政治，而台灣經過六、七十年，卻還是跟當時的德國差不多。五、六十年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前人對抗威權、甚至要流亡海外；抵抗中國，保護本土產業，這些運動的努力不應該被消失，應該轉為其他能量存在學生運動心中。
黃亭偉表示，大學是社會的前哨站，未來的社會就是現在大學的樣貌，如何持續進步就是學生會議的責任，也應該先實踐在校園內，在承平時期把能量轉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性別或是動保議題，在每天的日常中去實踐，並告訴台灣社會自由、平等的意涵，落實在每天日常，才是引領國家的青年該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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