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為脫離天地另組公司出版《七十年代》發起眾籌，與近幾年的眾籌方式不同。當時我們的方式分兩種，一是不公開、只向因雜誌而同我門結識的朋友徵求入股，投資一千美元（當時合五千港元）即成為股東，但最多只接受投資二萬港元，以免公司被大股東控制；另一方式是在雜誌公開徵求「贊助讀者」，即預付一千港元，作訂閱及購書費用，扣滿一千港元為止。

兩個方案都得到非常理想的回應。股東有個人投資亦有數人湊一股投資。加上「贊助讀者」，很快就籌得足夠另起爐灶的資金了。

繼續有中共駐港大員直接間接地向我勸說，要我留在天地，另找人去經營新公司的《七十年代》。但那時我關心的兩岸三地都處於關鍵時刻：香港開始出現九七問題；台灣在美麗島大審後民主運動更趨積極；中國是鄧小平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提出大範圍的政治改革，到1994年出版《鄧小平文選》這講話已大幅改動，我稍後會介紹根據講話而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其後雖無疾而終，但當時是給人帶來希望的。我極度關注這些大轉折的後續發展，覺得很難不直接參與報導、思考、分析。所以還是選擇離開天地，繼續《七十年代》編輯生涯。

我本意是挽救天地圖書、也保存《七十年代》，誰料竟被視為「背叛」、「不知好歹」，隨後與中共僑辦有關係的《鏡報》發表了兩篇先栽後誣的文章對《七十年代》大加撻伐，而中共內部的《參考消息》則予轉載。接下來麗儀在商務出版部呆不下去而離職，所提供的廉價住處也以拆卸為由要我們搬走。在北京任高幹的叔叔後來對我說，這叫「掃地出門」。

不過，我仍然保留天地的股份，而且也繼續留任董事直至2017年。但董事只是掛名，並沒有參與實務。因此，天地雖是我開創，但掌管理權只有五年，1981年後就交棒給陳松齡，其後天地的所有經營、發展、壯大，都是在陳松齡、劉文良等領導下取得的，與我無關。出版方面，除了亦舒是老相識由我引進之外，其他也都與我無關。但宗旨是開創時定下的，即以非左派、至少不是正統左派的面目出現，出版品也基本上不受左派政策規條限制。在陳松齡背後，有中共左派出版界退休的領導人藍真支持。一些對中共來說屬政治敏感的書之所以能夠出版，固然有陳松齡的膽色和擔當，也有藍真的背書。私底下。陳贊同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但公開，就是另一回事了。

2010年我在天地出版了《細味人生100篇》等談論人生話題的好幾本書，都很暢銷，陳在我面前展示銷售數字並付版稅。這是許多出版商做不到的，常有出版商向作者隱瞞銷售數字，以減少版稅支出，香港叫「走數」。陳是一個誠實、正派的出版人。《細味人生100篇》自出版以來，每年都至少加印2000本。2017年陳離職至今，卻沒有通知我被加印過，我的其他各本暢銷書也沒有再收到版稅。

2013年我要出版政論集《香港思潮》，陳表示天地不宜出版，但我可以自費出版，天地代做所有版面、封面設計工作，並介紹願意印刷和發行的出版商。這以後我繼續出版了好幾本政治敏感的書籍，他都讓天地幫忙。

2017年由於經營環境困難，天地連年虧損，我提出趁現在資產豐厚，不妨考慮賣盤，也許有資金雄厚又願意投資文化事業的人士願意買下來。當時包括最大股東三中商擁有的僑商也同意了。我找到了這樣的商人。在帶他去天地大致定出價錢後，僑商突然反口反對出售，而且增持股份至接近50%。於是買賣泡湯。這一年陳松齡退休，由中聯辦持有的三中商派來新董事長。天地的性質也就改變了。

我被「掃地出門」後，一直沒有把被迫離開天地的經過說出來，只在遷離天地的1981年8月號的「卷頭語」輕輕提到「曾經被迫考慮要停刊」。不公開披露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是我的選擇，怪不得人。香港的中共工委沒有執行廖承志「徹底搞垮」的指令，但中共派駐香港有多條不同的線，霍英東應可直通廖承志辦公室，作為左派商人他作出的選擇理所當然。香港左派領導人直接間接勸我放棄《七十年代》可能出於好意。轉讓出版《七十年代》的權利也順暢。我不將經過公開的更實際原因是保護天地，我相信陳松齡、劉文良會秉持始創時的宗旨。後來天地的發展我也必須承認他們比我更會經營。

《七十年代》作為一本政論雜誌，應該獨立而公正地就事論事，論的是兩岸三地及世局，個人的際遇若摻雜其中，格局就小了。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失敗者回憶錄101）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