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攀登在活著與死亡的邊界
除非刻意尋死，否則每個人出發之時，都希望活著且平安回來。既然有生之欲望，為什麼又有這麼多人渴望置身險境？
1999年在登山界，死亡與活著的繩索反覆交叉。或者不僅是這一年，而是每一年都如此，任何一種運動都可能在死亡邊界滑行，差別在於你會不會被機率命中。
這年5月，登山家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在聖母峰北坡發現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遺體，馬洛里1924年與安德魯．歐文（Andrew Comyn Irvine）嘗試攀登聖母峰，卻消失在風雪裡。直到75年後，安克終於找到他。
同年10月，安克與好友也是世界頂尖的高山攀登者亞歷克斯‧洛（Alex Lowe）、攝影師大衛‧布里吉斯（David Bridges），一起攀登喜馬拉雅山脈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遭遇雪崩，洛與布里吉斯被埋在冰雪下，安克則往另一方向逃離，等到大雪散去，他發現自己在已經改變的地貌中孤身一人。
後來，安克娶了洛的遺孀珍妮佛，撫養他留下的孩子。
2016年被稱為「瑞士機器」的登山家烏里·斯特克（Ueli Steck），與夥伴在希夏邦馬峰訓練時，在冰川中尋獲洛與布里吉斯的遺體。
第二年差不多同一時間，斯特克在喜馬拉雅山脈努子峰壁（Nuptse Face）獨攀時墜落離世。
曾在《紐約客》撰寫多篇登山與登山者文章的撰稿人尼克‧鮑姆加滕（Nick Paumgarten）在追悼斯特克的文章中說，如今斯特克和洛在登山者的死亡之環中，永遠連結在一起。「斯特克的死再次提醒我們（彷彿還需要提醒似的），登山是一項極度危險的活動，即便是其中最強壯、最有天賦的實踐者，即便是那些因職業所需而精通風險評估的人，也仍然需要極大的運氣，才能活到老年。」
登山者可以活到老年並不容易，即使可以存活下來，也可能被倖存的負疚擊潰。2021年洛的長子Max Lowe在父親遺體被尋獲後，拍了一部紀錄片《撕心之痛：世紀山難》（Torn）。尼克‧鮑姆加滕說，遺體發現對珍妮佛與孩子們來說，是某種程度的告別與了解，但是安克再度與長年潛伏的倖存者愧疚感與冒牌者症候群交戰，他曾出現自殺的念頭。
2020年《紐約客》，尼克‧鮑姆加滕以此為題發表一篇長文《山難倖存者的內疚》（Survivor’s Guilt in the Mountains）。
文章中提到一位年輕的登山者海登．甘迺迪（Hayden Kennedy），曾因首攀巴基斯坦「食人魔峰」（Ogre）南壁，而獲得年度登山大獎「金冰鎬獎」（Piolet d’Or）。2017年他與女友攀登「小惡魔峰」（Imp Peak）時，發生雪崩，女友不見蹤影。他知道被雪掩埋的人，不可能在20分鐘後還能存活，搜尋幾小時後他放棄了，當晚他在住處，寫了一封15頁長信後自殺。
而在這件事發生前一週，海登曾發表一篇文章，談到幾位攀登夥伴喪生事件。他提到一個長久困擾倖存者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活了下來，而有些人沒有？」
活著與死亡，這是一個問題。但就如尼克‧鮑姆加滕在哀悼斯特克的文章所言，不管你的專業技能如何使你精通風險評估，輕盈的生命依然可能被風險擊中。在他幾年前遇見斯特克時，斯特克還跟他說自己新的座右銘：「慢下來，活下去。」
最重要的是，對登山者來說，山就在那裡，你必須要去。安克的心理治療師提姆．泰特（Tim Tate）說，「運動員有一種必須被正視的召喚。那不是一種證明自我的神話，而是一種他們無法拒絕的呼喚。那聲音像擴音器一樣在他們腦中響起。他們無法不去做他們所做的事。」
尼克‧鮑姆加滕說，這些看起來或許瘋狂、愚蠢，甚至毫無意義，但對許多人來說，它象徵人類努力的必要的極端。「他們為自己製造危險。在遠離戰爭、飢荒、大規模暴力與壓迫之後，這些人長途跋涉，付出巨大代價，只為了測試身體與心智，與美相遇，體驗存在的脆弱與恐懼，以及由此可能浮現的啟示，無論那啟示多麼短暫。」
記者胡慕情近期出版的《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是以2023年5月，10名到屏東飛龍峽谷的溪降者，因為突然的急降雨與暴漲溪水，而導致其中5名溪降者罹難所寫的非虛構作品。
但這本書不只是敘述這場災難，而是以此事件，梳理了部分台灣登山史、氣象與環境問題導致天候變化的極端與更不可測，以及這些罹難者不同生命軌跡的流動，最後推動他們匯集走向飛龍峽谷。
這是逝者家屬期待捕捉的他們所未知的空白，而作者顯然不會視此為偶發或孤例，而會探討牽涉其中的結構性問題。以及，除去氣候、機率等，還有哪些個別因素使得災難發生？
作者提到寫作過程遇到的挫折之一是，存活者的噤聲。因為沈默，所以任何猜測推論都顯得過於粗率。但的確在事件發生後，網路上有些不友善的批評，質疑為什麼要在天氣變化如此劇烈的時間去？這些或許也阻礙活下來的人，在處理自己的心理創傷時，還能有發聲的勇氣。
這本書的〈後記〉，胡慕情曾請教台灣登山家張元植，關於飛龍巨瀑事故可能的視角，理解沈默的發生，也談及風險。張元植的回答是：「其實滿矛盾的。客觀上，風險的確無法掌控。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完全掌控一切外在的因素，但是我們會以為可以掌控。儘管如此，那不是玩命。那個當下，我們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對生命的不珍惜。而是我們永遠都會覺得，我們是知道，確定能夠做得到，我們才去做。」
在這段對話之後，作者希望可以創造社會大眾理解「活著」與「選擇」之間的關聯。
當然，有些「活著」的方式，必然比其他活著的方式更容易遭致危險。這些活著的方式，會矛盾的減少活著的機率。但選擇這樣活著，是一種追尋自我實現的途徑，如泰特所說的永恆召喚，逝者則是渴望自我完成的殉道者。
2024年6月張元植在阿爾卑斯山訓練時，在南針峰北壁「佛蘭多尖塔」意外失足去世。
2015年11月，55歲的英國退役軍人亨利·沃斯利（Henry Worsley）從南極洲海岸出發，希望做到歐內斯特·沙克爾頓（Ernest Shackleton）一百年前沒有做到的事情，橫越南極洲，而且這次他是獨自穿越，沒有支援，沿路沒有存糧，必須自己用雪橇拖帶所有物資。
他在中學時讀了沙克爾頓所寫的《南極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以及其他極地探險家所有書籍，發現沙克爾頓探險隊的成員法蘭克·沃斯利是自己的遠房親戚。
而後他就讀皇家軍事學院，與自己的父親一樣從軍。畢業後他重溫沙克爾頓的故事，「被這些人甘願承受的非凡苦難深深震懾」，他曾寫道，沙克爾頓對他而言不僅是英雄，也是導師。之後每當他面臨危險時，都會自問：「沙克爾頓會怎麼做？」
在進行2015年獨自橫越南極洲計畫之前，2008年沃斯利就有一次向沙克爾頓致敬的冒險。三位沙克爾頓探險隊成員後代，Will Gow、Henry Adams和沃斯利，決定重走沙克爾頓1908年帶領遠征隊到南極點的路線，當時沙克爾頓在距離南極點只有97英里時，因為糧食耗盡決定撤退，對於放棄的決定，他對太太說了一句名言：「活著的驢子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
2008年這三位抵達沙克爾頓撤退的地點拍了和當年一樣的照片，而後成功到達南極點。
2015年沃斯利獨自橫越南極洲，幸運之神卻沒有再度降臨。他在走了71天約1469公里後，在只剩下最後48公里的地方，因為體力耗盡而按了求救按鈕。他在廣播中說：「我的英雄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在1909年1月9日的早晨，距離南極點97英里時，曾說他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那麼今天，我也必須帶著些許遺憾告訴各位，我同樣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我的旅程已經結束。我耗盡了時間與體力，簡單說，就是再也無法把一隻滑雪板滑到另一隻前面…我的頂峰就在觸手可及之外。」
跟他的英雄一樣，目標幾乎觸手可及，卻必須放棄。但是，雖然他也像沙克爾頓那樣曾對自己的妻子說：「活著的驢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但是沃斯利在兩天後因為細菌性腹膜炎於醫院去世。
在拚盡全力與死亡與目標之間，有個永遠無法探測的三角未知地，不知何時會越過界線。以沃斯利的例子，既然最終無法達到目標，及早放棄似乎才是明智之舉，但是如果沒有竭盡全力，又如何彰顯「活著」的意義，與觸手可及的目標對峙的尊嚴？即使知道只要按下按鈕，活著的機率就會大增，但是在追尋活著的意義時，這個按鈕卻可能在太遲的時候，才會或者永遠不會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