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紀事：WHEN WE TALK ABOUT RULES

走入由灰牆構成的對稱院子，待燈全都點亮，才發現這裏每一塊磚都無法被火光暖融，從夏到冬都只會把囚牢照得更分明而已。說的是《大紅燈籠高高掛》，這套教我看完壓抑了半天的電影，台詞中反覆提到最多的便是「規矩」。

在陳老爺宅中的飯廳，牆上掛著了列祖列宗的畫像，陰魂不散地俯視陳家的妻妾與婢僕。而管家就在這些巨大的畫幅下，一次次規勸主角頌蓮：「陳家的規矩都是祖宗傳下來的，老規矩以後都馬虎不得⋯⋯」每一道規矩伴著祖宗的注視壓下來，頌蓮便離曾經的自己更遙遠。民國初年，那個留著雙辮、一身白衫黑裙的學生，寧願提著行李用雙腳步行也不願坐花轎的自己，很快就被深院重門裏的一條條規訓煙沒了。

陳府的家規，乍看也並非過於嚴苛。管家也只是捧著小書冊，讀出每日安排好的菜式，讓昨夜侍候過老爺的太太點菜而已，說不上多大奸大惡。數十年來，妻妾成群的陳家能維持和諧的表象，也是拜這規矩所賜老爺選定今晚在誰那裏過夜，她的寢室門前便可點上燈籠，可以享受到被曹二嬸捶腳的服務，中午就有權利可以點喜歡的菜。僕人每日搬著紅燈籠來來往往，點亮、掛上又熄滅，受寵的妾室腳上罩著縫繡精細的紅布，捶腳按摩的小鎚噹噹作響，晝夜都如此麻木循環。太太們皆成了圈養院中的鳥，天天盼著門前掛滿燈籠，飛來飛去也只是在飯桌前互相較量攀比，很少記得抬頭仰望院外的天空。

電影以 1920 年代的中華民國為背景，其服裝造型曾被批評不夠考究，出現了橫跨三十年的時空錯亂，大雜燴之感。例如是頌蓮第一次向大太太請安，身穿的灰白色上衣以縫合褶勾勒腰線，這在 20 年代恐怕還沒出現，改為平直的線條才更貼合時代。不過撇除嚴謹的考證，這卻是我頗印象深刻的造型：喇叭中袖上衣能露出手臂，擺動起來很是活潑，灰中帶白的絲質漾出淡淡月光的銀調，繡了些粉紅淺藍的菊花，配襯著黑長裙，彷彿帶著女學生的影子。比起最初的純白，嫁入陳宅後染上了一層灰，卻還沒有完全褪去那份純真，她告訴大太太自己唸了半年大學，這時仍是個受過現代西方教育，見識過平等與自由的女子。

而坐著撫弄佛珠的大太太，身上的朝氣就早 被蠶食殆盡，穿著一件高領的暗紫色旗裝，貴氣威嚴與暮氣沉沉，僅有一線之差。衣著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甚至應該是清末的樣式，呼應了頌蓮的嘲諷：「她有一百歲了吧?這麼老啊！」她只是軀殼活著罷了，其實早就被供奉起來，望著丈夫迎娶一個個年輕的妾侍，然後用點燈捶腳的特權來誘使她們爭鬥，幾十年從未止息，她的心大概已經死去。

至於戲中的時尚代表，自然是三太太梅珊。戲子出身的她，房中擺滿了奪目的臉譜，打扮也特別招搖，髮髻上帶粉紅簪花，旗袍不是鮮紅便是碧綠，首飾行頭也一件不少，一出場就戴上了珍珠項鏈與翡翠銀鐲。其中一幕，當其他太太都穿著長袖衫，就只有她穿無袖露臂綠色旗袍，搖著流蘇扇子，活脫脫是上海月份牌中走出來的海派女郎,這也是她最毫無拘束、前衛的著裝，在這幽暗的院中，自有一枝紅杏獨出牆的豔色風流。當然她穿得最多還是紅色，彷若預知自己的命運，幸運時是燈籠紅光映照，不幸來臨時便是一抹血色。

服飾一直暗示著人物的心理變化，不知何時開始頌蓮就收起了白色的衣服。去到剪破二太太卓雲的耳朵時，她選了一件黑底紅鑲邊的旗裝，是充滿恨意的顏色，兩襟是對稱的玫瑰花紋，此時的她已被陳家的規矩馴服、同化，與門外貼著「囍」的紅字一樣，粉飾得喜慶華麗，仍是個囚禁著她的籠牢。

漆黑中的一盞燈籠，通常寓意著希望，但想不到原來六盞、八盞大紅燈籠充斥一室，卻這麼有壓迫感，好像是為了軀散鬼魂才掛起，紅光晃動得這麼吊詭。其實說起燈籠，我總是想起 JOHN SINGER SARGENT 的畫作 《CARNATION, LILY, LILY, ROSE》，他在黃昏泛舟泰晤士河上，看到樹上掛著中式燈籠,便將它加入畫作之中。暖橘色的燈火映在女孩的臉頰上，在朵朵百合與茂密綠枝之間，她們只專注於手中的光，雖是傍晚時分，卻這麼靜謐美好，沒有半點可怖。

這樣對比之下，更加感覺到頌蓮的可憐，如果她沒有踏進陳宅，如果她生遲幾十年，可能已走進博物館看畫,看印象派筆觸描摹漸亮的燈光。但她別無選擇，她聽從了老祖宗留下的規矩，清醒時已被這些規條扼死，最後又換上學生衣裳，在燈籠圍著的四面牆中徘徊兜轉，下個夏天五太太入門，燈明燈滅，與她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