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漫遊錄》口譯爭議 第一線工作者談職場挑戰與掙扎

《臺灣漫遊錄》德文版《Das Taiwan-Tagebuch》在本月正式出版，作者楊双子日前赴德國宣傳，首場座談會卻發生口譯疑似刻意迴避「中國」、「認知作戰」等詞彙，未能精準翻譯的情況，許多在場的台灣人怨聲載道。當兩岸關係緊張、區域情勢漸趨敏感時，口譯工作面臨了哪些新挑戰？央廣記者訪問了4位資深口譯專業人士一同探討這份工作的困難與掙扎，以及口譯員應具備哪些專業素養及能力。

楊双子德文版新書座談 口譯頻出包

德國慕尼黑文學之家(Literaturhaus München)官網顯示，本月1日安排了一場《臺灣漫遊錄》朗讀與座談會，與會嘉賓包含原著作者楊双子、德文版譯者白嘉琳(Karin Betz)、《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記者暨中國通(China expert)馬凱(Kai Strittmatter)等，活動訊息最後也引述了楊双子獲頒國際布克獎時的得獎感言「文學本質上從來沒有脫離政治。」(圖擷自德國慕尼黑文學之家官網)

《臺灣漫遊錄》作者楊双子本月1日在德國慕尼黑文學之家(Literaturhaus München) 出席作品朗讀與座談會，她與德文版譯者白嘉琳(Karin Betz)對談，主持人為《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

會後有許多台灣聽眾在社群平台上轉述現場情況，並抱怨口譯曹昌振未能精準轉譯楊双子的語意，出現漏譯、誤譯、說話結巴等狀況，甚至迴避「中國」一詞，僅用「台灣有一個巨大的鄰居」代稱，其立場遭到質疑。

中央社也將活動片段剪輯上網，畫面中，楊双子談及中國「認知作戰」，曹昌振卻把「認知作戰」譯為「fake news(假新聞)」，而且翻譯的內容與楊双子的發言長度顯不相當，現場瀰漫尷尬氣氛。

台灣駐慕尼黑代表處處長趙彥清接受中央社採訪時也指出活動當天場面「非常難堪」，口譯在專業上的表現也有待檢討。首先，曹昌振完全沒帶紙筆上台，其次是根據楊双子轉述，曹昌振在活動前討論流程時就已表示有些政治議題他無法翻譯，但「沒有說為什麼」。

曹昌振則在事後透過書面聲明，表示當天因部分發言較長，注意力及記憶負荷受到影響，口譯確實存在疏漏與不足，但否認因政治立場刻意刪除、淡化或迴避楊双子談到中國、中華民國或台灣政治處境的內容。

口譯不是照翻就好！用人單位應尋合適人選

央廣記者訪問了臺灣法律口筆譯員協會理事長傅玫玲、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陳子瑋、年資達20年的口譯員葉妍伶以及倪樺(化名)，4人不約而同都認為聘用口譯的主辦單位對這起爭議事件難辭其咎，如果用人單位足夠了解活動及講者需求，招聘流程更嚴謹且重視專業，應能大幅降低出事的風險，口譯品質也會更有保障。

從業約20年的口筆譯工作者倪樺(化名)表示，自從10年前成為自由工作者之後，她專門承接文化、藝術、設計領域的口譯案，她認為，這場在德國舉辦的新書座談會顯然有推廣台灣、讓國際認識台灣的目的，因此，用人單位應把「口譯員是否具備台灣意識」納入招聘標準。

根據檯面上的資料已知曹昌振是語言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曾擔任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的口譯。陳子瑋指出，既然曹昌振當過中國流亡作家的口譯，用人單位或許就假定他的想法不會太親中，加上他很可能確實有能力流利使用中文跟德文，所以才不疑有他、直接聘用。

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陳子瑋說：『(原音)原來主辦單位設想的是，喔，我們就是來談這本書嘛！而且我找的人是我認識的人，而且他有幫別的作家翻譯過，應該可以了吧？在那個演講裡面，除了他不講中國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翻譯翻得怎麼樣？如果真的報導都是對的，他這點沒有翻到，的確是他刪去了或更改了講者原文裡面講的內容，這樣就不是一件好事，這一點是絕對可以確定的。但是如果你問我說以後如何避免，我覺得一切還是要看主辦單位對於翻譯這件事情有多重視。』

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陳子瑋。(圖：陳子瑋提供)

不是雙語能力夠好就行！3關鍵影響口譯品質

身為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成員的陳子瑋指出，影響口譯品質的好壞有3大關鍵，首先是語言能力，比方說一位中英口譯是否有能力流利使用中文跟英文？再來是翻譯技巧好不好？以及對翻譯內容相關領域專業知識夠不夠熟悉？

關於翻譯技巧，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學翻譯研究所、口譯工作經驗超過20年的葉妍伶指出，受過訓練的專業口譯厲害之處在於能流暢地翻出話語真正的意思，她以翻譯「政黨傾向」一詞為例說明口譯工作的思考邏輯。

葉妍伶說：『(原音)假設今天有一個人問我說「政黨傾向」的英文是什麼，我就會問說那一句話是什麼？政黨傾向你現在單獨播出來它是4個(中文)字，它是一個名詞，可是，如果根據上下文，搞不好不需要用2個(英文)詞去對那個句子，假設原本講者的意思是說「年輕人比較沒有政黨傾向，所以他們不見得每次投票都會投同一個政黨。」這時候我就不一定要用party affinity、party loyalty、party preference或是party inclination這些字，我們就可以講說They do not always prefer the same political party. 英文很好，我們就會一直去想這個東西的英文是什麼、那個東西的英文是什麼，可是當你這些全部都有答案的時候，不代表你的英文是很流暢的，那我們在追求的是流暢跟好懂，因為我們沒有本錢讓聽眾誤會講者。』

可譯語言服務會議顧問公司創辦人葉妍伶。(圖：葉妍伶提供)

口譯工作挑戰多 接案需量力而為

葉妍伶指出，只要是專業的口譯員，都會清楚認知到自己每一次的表現攸關未來的生計，從判斷自己要不要接案，到接案後如何進行事前準備，這些都是口譯員必備的專業素養與能力，而口譯員必須面對的挑戰，就是儘管聽眾不具備雙語能力，也很容易察覺口譯員專業與否，所以很難糊弄過去。

葉妍伶說：『(原音)講者不是讀稿機，講者的演講也不像是在報新聞那樣，所以聽眾不會只是聽到字句進來，他的口氣、他在哪裡停頓、在哪裡放重音、他有沒有點頭、他有沒有用到手勢，這些都非常重要，情緒一定是跟著那些句子帶出來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口譯員翻不好的時候，在台上、台下就算是聽不懂他翻譯的人一定也會感覺出來，因為台下的人會困惑，或者是開始交頭接耳嘛，就是說「欸，我剛剛聽到這個，你聽到的是對的嗎？」』

曾經為台灣元首、外交部、國防部等機關提供口譯服務的葉妍伶表示，說到底，本次爭議的問題根源是需要專業口譯的工作卻沒有招聘專業口譯員。她認為，比起她過去曾處理有關海底電纜、資安防護、軍購案或疫苗採購談判等具高度機敏性的內容，這場新書座談的活動性質根本稱不上敏感，如果是她來當口譯，她會如實翻譯，就事論事。

不過，臺灣法律口筆譯員協會理事長傅玫玲坦言，如果口譯員主觀認定活動性質偏敏感，其實可以選擇不接案。而曹昌振的本業是老師，並非專業口譯員，因此可能未做足事前準備工作，不夠了解活動性質、作家本人以及作品內涵，錯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必須承擔的風險。

傅玫玲說：『(原音)我如果有做過功課的話，我會認為說這個探討殖民啊、歷史、權力這些，還有女性的這些，我可能在事先的過濾我就會過濾掉了，就不會承接了。它是單純的文學嗎？有時候文學或多或少也會探討到一些權力啊、政治的東西，如果說在座的台灣人對這個東西是蠻敏感的時候，他當然立刻就會有反應，所以，坦白說，我覺得這一類的場合其實還蠻……我覺得對我來說壓力是比較大的，所以我目前沒有特別去碰這一塊，但我的同事我覺得能夠去翻這塊的，其實我個人覺得還蠻佩服的啦！』

傅玫玲坦言術業有專攻，她自從2009年被台南高等檢察署正式列冊為司法通譯後，便長期為司法機關跟律師事務所提供服務，目前承接司法通譯與會議口譯的工作比重約為7:3。當她承接會議口譯案時，不只量力而為、審慎接案，也格外重視「會前會」。

傅玫玲說：『(原音)我們台灣的翻譯研究所對於會議準備這一件事是蠻重視的，但是我有發現，蠻多的(委託)單位都會認為好像口譯員來現場就可以翻譯。會議準備不是只有準備知識，包含你覺得、你希望你的角色跟立場是什麼？其實有時候一個東西它可能有好幾種翻法，應該說翻譯有時候會有精確度的問題，但有時候他也有自己去發揮的空間，如果說沒有事先說好的話，有時候就會變得比較尷尬一點點。』

專業口譯員傅玫玲(右)坐在「口譯室」中，透過耳機接收講者的訊息，並對著麥克風進行翻譯，這是所謂的「會議口譯」，通常較為單向，相較來說，通譯必須擔任兩人以上的溝通橋梁，所需的工作能力、技巧稍有不同。(圖:傅玫玲提供)

國際場合被迫矮化國格 口譯坦言痛苦、有陰影

曾接受政府機關委託擔任國際會議隨團口譯的陳子瑋表示，受限於我國的國際地位與現實處境，通常主辦單位一開始就會提醒他在翻譯時不能提及國家真正的名字。

他說：『(原音)當你不能堂堂正正說出你的國家的名字的時候，你心裡面其實是有一塊陰影在的。在我的經驗裡面，我跟政府去參加的國際會議裡面，大部分都會事前把遊戲規則包括名稱在裡面要怎麼樣處理，大家事前就會講好，有達成一個共識。好比說在APEC裡面，我們正式的名稱就叫做Chinese Taipei，所以你也只能按照大家講好的規則來做，但是你心裡面不一定每一次都會認同這樣的規則，所以你就要把個人的情感擺在一邊，在當下的情境就要按照當下大家講好的規則來進行，所以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夠你想講什麼就講什麼，這個是從事口譯工作的另外一個限制。』

倪樺曾多次擔任國際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出國隨隊中英口譯，她也坦言，在國外正式場合翻譯時，最政治敏感的詞彙就是我國國名，目前通常都要遵循奧會模式，以「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自稱。倪樺指出，即使在中文語境裡，她跟中方溝通時也沒人會用「中華台北」，大多採用「台灣」這個稱呼，但是一到賽場上，就必須自動切換成「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不過，她也會視情況彈性調整，盡量兼顧國手參賽權益且不矮化國格。

倪樺說：『(原音)基本上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打轉在Taiwan跟Chinese Taipei，但是如果我有先講Chinese Taipei，然後再講Taiwan，就比較不會被抓。(記者：這麼微妙？)對，我覺得說不然我把兩個都拿回來講，這樣很公平吧？但是我如果只講台灣，有些人臉色就會很難看，然後這裡面有很多很政治、很灰色的地方，我每次看這個的時候，我都會覺得…覺得很痛苦，就是我很想要用台灣這個名稱，但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人也會說，我們畢竟還是要以選手的比賽為主，不要在政治的議題上作文章，所以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這種拉扯。』

口譯專業有價 一分錢一分貨

倪樺表示，口譯工作說穿了就是語言服務業，除了要懂得讀空氣，也要頂得住現場溝通的即時壓力，臨場反應必須夠快，而且經常必須對業主唯命是從。陳子瑋也認為，主觀意識很強的人可能無法勝任口譯，因為如果常常不知不覺就把別人的原話翻成另一個意思，會辜負委託方的期待。

回到《臺灣漫遊錄》口譯風波，陳子瑋認為，從用人單位的招聘流程、口譯員接案時的自我評估、活動前是否召開會議且有效溝通、講者參與國際場合與接受口譯服務的經驗豐富與否，到口譯員的臨場反應，整場活動前前後後剛好沒有人在任何一個階段察覺異狀或有能力及時補救，才會如同瑞士乳酪理論，恰好出事。

為了確保座談活動的品質、降低被誤譯的風險，倪樺跟陳子瑋都推薦被翻譯的一方在平時就建立一份口譯名單，把那些跟自己合作愉快的口譯推薦給主辦單位，這也是被業界普遍接納的做法。

陳子瑋並指出，這件事也凸顯口譯專業的重要性，因此希望未來有越來越多人以及委託單位理解到，越是重要的場合就越應該編列足夠預算聘請專業口譯，畢竟專業有價，一分錢，一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