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故事】在死刑的罪與罰天秤下，一名30年法警槍手陳志明的告白

「我有時在想，我上輩子是不是很悲慘的被害人，否則為何這輩子會做了這麼多這樣的工作（擔任死刑槍手）來『回應』上輩子的命運。」
59歲的陳志明，5年前從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的法警工作退休，在他30年又9個月的職涯中，最特殊的經歷就是參與了100多次死刑執法、親自擔任槍手工作有30幾起。無論他本人、或者比他資深的「學長」，幾乎都不到55歲就退休，有人因此長年茹素、有人心裡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退休後的陳志明積極投入合唱團，從音樂中找到平靜，他說：「我沒有想到，自己人生會是要為國家去做這件事情（槍決死囚）。一個殺人犯經一層一層調查審判後被處死刑，是非對錯，真的很難說得清楚。」

每次接到「死刑」任務，就像大石頭壓上胸口

死刑釋憲在台灣社會爭議多時，但除了人權價值與憲法精神外，還有另一個兩難的關鍵──誰要去為國家執行死刑、扣下板機，成為奪去他人生命的人？

在台灣，死刑執法任務交付給台灣高等檢察署（高檢署）和其檢察分署的「司法警察」──法警。一般的法警，主要工作在保護法院或檢察機關的安全，並負責看守被告和犯罪嫌疑人；但在有刑場的檢察署，還被附加了「執行死刑」的特別任務。目前台灣主要是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負責新竹以北）、高雄檢察分署（負責南部地區），沒有刑場的縣巿，多由軍方憲兵協助執刑。

陳志明過去服務的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是執行死刑最主要的刑場，他也是法警室執行死刑最多的「槍手」之一。陳志明形容，每回接到這任務時，「就像顆看不見的大石頭，重重壓在胸口上。」在他退休後，年輕法警無人接下這項工作，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目前只能由法警長跟副法警長承擔自己去做。

「啪！」手槍加裝滅音管後，沒了貫滿耳邊的轟鳴聲，陳志明形容這就像泥巴落在地板上的聲音，但通常不會只有一聲。

20分鐘後，法醫會從罪犯的瞳孔有無放大判斷「生死」，如果沒有「順利死亡」，就得再開下一槍。連續幾發槍響結束後，刑場的所有人紛紛擠進一旁角落的盥洗室，一邊洗手、一邊帶有「儀式感」地喊著「洗手不幹！洗手不幹！」每回陳志明心裡都想著：「下次不是還要來嗎？為什麼喊這個？」但他還是跟著大家一起開口。

陳志明在54歲那年退休，他稱為「師兄」的前輩也多是不到50歲就提前退休。除了法警屬於危害生命健康或是安全的「危勞職務」，更是因為擔任槍手的工作，心中累積的矛盾很難向人傾訴，當壓力到頂點時，只能選擇離開。

什麼是危勞職務？
根據「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危勞職務指的是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或者須要輪班、夜間工作、工時長或有高變動性的工作。因此自願退休的年齡降低，不需等到60歲就能申請退休。

「我們既然接了這份工作，都會認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我們也不知道這樣（執行死刑）是不是完全正確？」陳志明表示。

回想起少年時期愛畫畫、夢想當藝術家，22歲那天因為父母希望他去「吃公家飯」、當公務人員比較有保障去考法警，陳志明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人生竟然會跟「槍手」工作扯上關係。

當兵時打靶「百發百中」，命中註定「入地獄」

陳志明從小就是個「很聽話」的孩子，在父母的期待下，他看到報紙上刊登法警招考資訊，就去報考，分發到高檢署上班。

「我也不知道說我考上，我們單位竟然是在做這個事情（執行槍決）⋯⋯，」陳志明當下還沒有反應過來，但回顧自己經歷的一切都像「命中註定」。像是，他當兵時抽到憲兵單位，過程遭到嚴重的霸凌，幾乎痛不欲生，但憲兵比一般部隊更強化射擊訓練，他有一個月天天揹著槍去靶場練習射擊，「我基本上都是滿靶，」事後想起，彷彿都在為未來的工作練習。

不知道是因為射擊能力突出的「天賦」被看見，還是自己在第一次戒護死刑犯的那個夜晚沒有表現出害怕，高檢署當時有30多位法警，長官會從中挑選3位長期負責執行槍決，23歲的菜鳥陳志明就被選中了。

第一次就有震撼教育。「第一次在現場戒護，槍手執行之後發現現場兩、三人用腳踩上他（死刑犯）的背。大家在那邊踩，我就想說『是不是需要踩』，我也跟著在那邊踩。後來問學長才知道，這麼踩是為了讓他不會憋著最後一口氣，延遲死亡時間。」看起來很殘忍，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希望讓死者不要多受折磨。

沒過多久，長官找上陳志明，要他考慮接下執行槍決的任務。陳志明內心很猶豫，他知道有些資深長官可以只當戒護、不用當槍手，但到職一年後就在現場的他沒辦法輕易拒絕，「我就告訴自己『我現在23歲，能夠逃避多久』，如果都已經問了我，我說『你讓我再考慮一下』，他會不會半年以後又再問？」

當兵時曾遭受嚴重的霸凌、求學過程也有被老師取笑的回憶，就算長官說「你不用勉強，你想看看」，成長時心理創傷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他的決定。陳志明提到，當初也有同事對為什麼由法警來執行槍決有疑慮，後來才在*《刑法》第21條中找到答案。

*《刑法》第21條：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

這條法律規定，如果是依照上級機關或公務員的命令執行職務，就算行為符合法律上定義為犯罪的條件（槍擊死刑犯也是一種形式的殺人），也不會被追究責任。

面臨行刑前，死刑犯很少將「認錯」說出口

過去槍決任務多在*凌晨3點執行，半個小時前巴士就在司法院的廣場等待。大半夜的時間執行死刑，遮蔽掉所有見不得光的黑暗。

*凌晨3點：在陳志明擔任法警期間，執行槍決的時間從凌晨3點改成晚上9點，後來再改為晚上7點。

陳志明到職時，台灣剛解嚴，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遠遠超過今日，最頻繁的時候，一週要去3次刑場。犯下死罪的不只是殺了人的，也包括結夥搶劫的，在被送往刑場前，這些死刑犯不會知道自己哪天會被槍決。

他擔任的最後一次任務，就是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犯下綁架撕票案轟動一時的反共義士卓長仁等人被槍決的那一天，他也參與。

「最後，檢察官會問他（死囚）有沒有什麼話要講，通常都會說『我有非常上訴』，但檢察官會說『你的非常上訴被駁回了』；有的其實還在為自己辯駁，最後會認錯的人很少，大概100個看會不會有2、3個，也有人就回『沒有話要講』。」

陳志明印象中，死刑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很少有人明顯表露悔改，「印象最深刻的是*卓長仁，最後還與同伴乾一杯，說20年後大家還是一條好漢？」

*卓長仁：卓長仁出身中國，於1982年、兩岸對峙時期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投奔中華民國，在當時被稱作「反共義士」，意思是反共的英雄。來台9年後，他因為犯下綁架殺人罪被判處死刑，於2001年遭槍決。

死刑怎麼執行？
在台灣，法律規定要用槍決、注射藥劑或其他人道的方式完成。但實際上都是以槍決的方式進行。有30多年資歷的前法警陳志明說明整理如下：
【現場人員】檢察官、台北看守所所長、台北監獄典獄長、書記官、法醫、法警。另外，法律也規定要依照受刑人的意願安排宗教師。
【法警工作】過去是1人負責槍決1位死囚，其餘法警在旁戒護。但近年也有1人先開第1槍，若需要補槍再由另1人接手的執行方式。
【開槍位置】一般打心臟處，但過去曾有段時間法律允許死刑犯器捐，就要從死囚耳朵處槍擊腦部。
【執行流程】
帶死囚到中央台交接，驗明正身以確認身分。
帶到臨時的偵查庭，問死囚有沒有話要說、交代遺言。
死囚服用最後一餐。
死囚接受麻醉，然後被抬至鋪好的棉被上，呈趴姿。
法醫標出死囚背後的心臟處，由法警執行槍決。
過20分鐘，法醫確認死囚是否已經死亡，若無，再開一槍。

刑場禁忌：不叫喚現場同仁的名字

基本上槍手除了開槍的當下，與死囚相隔不到2公尺，就是陳志明心中劃下與死囚最靠近的界線。其他時間陳志明大多不去想、也不了解死囚，甚至有時候連名字也都刻意不記。

「盡量不要去想，因為你會烙印太多東西在身上，」陳志明解釋。

每當晚上「有任務」，長官會在上午就告知，但也不會透露是誰、有多少人。因為從接到任務的那刻起，雖然不怕槍聲、不怕生死場面，但整個人從肩膀開始變得緊繃，心裡有個「我晚上要去殺一個人」的念頭愈滾愈大，「了解愈多，原本放在肩上的小石頭，會慢慢一直變大，直到把事情完成，才會覺得這個擔子放下來了。」

由於執行死刑不是法警的日常工作，每次面臨槍決，就像重新在把這顆石頭扛回肩上，就算做好心理準備，也難以排解如反射動作般湧上心頭的壓力。

陳志明高中念的是佛教人士創辦的智光高職，當上法警後，刑場對面有間地藏王菩薩，陳志明每次要「執行任務」前都會向菩薩祈求「任務順利」，希望死刑犯最後一程也能「順利」走完，「希望他們來世好好做人。」

做噩夢、求神拜拜，行刑槍手多有心理創傷

20年前，台灣一份*學術論文研究法警執行槍決的心境還有後續對身心靈的影響，從一位匿名法警的交談內容中呈現執行死刑的心境變化，歷經包括*毅力、恐懼、焦慮、無助等感受，就算執行後得到心靈上的解脫，卻已經在生命烙下獨特而且深刻的痕跡，難以回到從前。

*學術論文：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研究生謝婷娟的研究論文〈法警執行槍決經驗之告白－以敘說分析為取向〉

*毅力：指的是開槍當下，如果第一槍後還得再補開後續幾槍，所要克服的心境。

「死亡是猝不及防的，只要心房一卸下來，那些死亡帶來的心理影響、很多內在的陰影，常常會在沒有意識的瞬間跑出來。這不是你今天有防禦，就有辦法跨過去的，」這篇論文的指導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蔡昌雄分析。

陳志明也提到，有回值班，正在辦公室睡著的同事突然大吼大叫、喊著「你不要來！」他趕緊把同事喚醒，拉到一旁聊了才知道對方夢到有鬼在追他，「同事的太太很生氣，氣他隱瞞了（執行槍決）這麼多年，大概花了半年時間去各大廟宇幫他弄（收驚），後來慢慢才好一點。」

蔡昌雄提到，面對死亡經驗，人們通常會啟動一些「防衛機制」減緩焦慮，包括不讓親友得知、建立*禁忌或進行跟信仰有關的儀式行為，正好與陳志明的真實經歷相呼應。

*禁忌：根據陳志明口述的親身經歷，在刑場的禁忌、「儀式感」行為包括：

不要喊人的名字，避免死刑犯聽到了名字，在死後報復。

槍決結束後，到盥洗室一邊洗手，一邊開口說「洗手不幹」。

「沒辦法一槍（結束）是很常見的事，有的人甚至還打過6槍，」陳志明曾目睹最慘烈的狀況，有一個資深前輩執行槍決時，因為屬於*器官捐贈的個案，不能打心臟而改打大腦，而且腦死需由法醫判定，「打完之後就要趕快纏紗布然後搬上擔架，法醫判定覺得不行就趕快再把紗布弄開來再打，結果一直到第6槍才送走。」後來也因為人道爭議，台灣目前已不再接受死刑犯的器官捐贈。

*器官捐贈：台灣曾在1990年修改「執行死刑規則」，允許死刑犯進行器官捐贈，但不只人權團體認為過程不人道、可能違反死囚意願，對於受捐人而言也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尤其腦死判定也有爭議，國內也幾乎沒有醫院願意接收，後來又經過修法禁止。

「才做了一年多，我也想過不然就不幹（法警），可是我爸爸很在乎，他認為說，我們家好不容易有人當公務人員，我就好好把它做好就好了。」陳志明在法警生涯的後10年，沒有人繼續承接槍決的「長期人選」，他用「腦袋清醒」來形容同僚，「當槍手的費用可能比一般人多個幾百塊而已，當大家比較腦筋比較清醒的時候，就會選擇寧可不要做，不要因為做這件事情來困擾自己。」

陳志明也提到，早年內部會議曾有提議幫他們做心理諮商，可是後來卻沒有真的實行，讓他有點遺憾。

「雖然我們都會認為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是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這樣是不是完全對，畢竟我們是為國家去做這件事情，但是真正的是非對錯，我們也很難講啊。我們看很多（死刑犯）的，真的會覺得他已經沒有辦法跟我們一般的人在一起生活，」陳志明在訪談最後袒露他的真實心聲，還有內心的掙扎。

39歲那年，陳志明被診斷出心臟衰竭，讓他對於人生的看法產生很大轉變，「大部分打（槍決）的部位都是心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也會有因果。」

退休後的陳志明積極參加合唱團，透過另個「天賦」找到新的生活重心。他從台語歌唱到古典聲樂，從一首比一首更具挑戰的樂譜，來排解當年執行死刑累積的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