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生不老」的代價：揭開非法器官移植的黑幕
文／董尼德；譯／謝珮琪
中國的醫院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然後移植給來自西方國家的有錢客戶。這樁利慾薰心的生意利潤豐厚，每年可為其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益。如今，愈來愈多的具體證據浮出水面，以致人們對這種涉及腎臟、肝臟、心臟和人體其他重要器官的買賣不再有什麼懷疑的餘地。美國研究人員伊森．葛特曼著有兩本相關書籍，他在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次網路研討會上指出，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這種做法在中國就已相當普遍：「在二○二二年，這種手段已經司空見慣，來自德國等富裕國家的病人飛抵上海後，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能獲得一個完全符合其血型的新鮮器官並接受肝臟移植手術。從這一點可以很簡單地看出，受害者在被拘留期間，其血液資料已被收集並存入資料庫，一旦找到匹配的客戶，就會被帶出拘留中心並直接前往客戶所在的醫院進行移植。」葛特曼進一步指出，他們的研究發現，在許多案例中，「維吾爾族『器官捐贈者』會從中國西部被空運前往波斯灣國家，為有錢的教長們提供『新鮮』和符合『清真』教規的器官。」伊森．葛特曼還提到新疆集中營的衛星圖像，以及在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聚居區所收集到的證詞，在在顯示「中國當局於二○一八年在這些集中營內建了九座附屬火葬場，每座火葬場由五十名中國警衛看守，並支付每人每月約一千二百美元的薪資。我很納悶，穆斯林死後必須『按照穆斯林儀式』土葬，為什麼他們要為穆斯林建火葬場？這只能說明，中國當局在摘除這些人的器官後，會焚燒屍體以銷毀所有犯罪證據。」
根據位於新德里的喜馬拉雅亞洲研究與參與中心主任維傑．克蘭蒂的說法，器官摘取的受害者主要是維吾爾族人、藏族人、被取締的法輪功教派成員以及被判死刑的基督徒，以及其他政治犯或良心犯。這種一本萬利的做法甚至在中國醫療機構之間引發惡性競爭，唾手可得的豐厚利潤令其利慾薰心，有報導指稱中國貧困家庭的青少年也成為這些駭人行徑的受害者。安華托帝醫生曾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一家醫院當醫生，他證實了這段黑暗歷史，指出在烏魯木齊，被判處死刑的「罪犯」會由員警進行處決：「當時在摘取被處決者的肝臟或腎臟時，我認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畢竟用這些器官來挽救他人生命也是『好事』一樁。直到我移民英國之後，我才意識到這其實是危害人類罪。當我開始分析某些中國醫院的官方網站時，看到他們向外國患者宣傳醫院服務的廣告方式，我感到很震驚。」安華托帝醫生繼續說：「他們不用一星期就可以為患者找到符合血型的任何移植器官。」「就肝臟移植來說，有些醫院聲稱患者到達醫院後，不用四個小時，就能找到符合的器官。很多時候，他們的報價還明確標示『買一送一』，就像只是日常商品一樣。我本身是醫生，我知道任何器官一旦被摘除，都無法保存很長時間。由此可證明他們背後必定掌握了一個龐大的人體資源庫，可以符合各種不同血型的人。有點像你在餐廳水族箱裡選擇一條活魚一樣。」
這位醫生回憶道：「我在烏魯木齊時，維吾爾族人得知有一位會講他們語言的維吾爾族醫生，許多人帶著他們的青少年子女來找我，請我幫忙檢查他們的某個器官是否在集中營關押期間被摘除。在大約一百多個病例中，我驚愕地發現，其中三名少年的腹部有疤痕，而其中一人的一顆腎臟的確不見了。」安華托帝醫生近年來一直在調查中國的醫療系統。他發現新疆維吾爾族囚犯集中營附近修建了小型機場。「這些機場能更方便快速地運送摘取下來的器官，因應各偏遠城鎮醫院的需求。而活生生的『器官捐贈者』也經常被空運到其他國家，以摘取新鮮器官。」
《費加洛報》記者安妮．如安和藥理學家克利斯蒂安．里榭醫師在一本名為《結夥組織的健康產業》21的書中提到，早在一九八○年代，他們在一次前往中國的旅程中便已得知中國境內存在大規模的器官買賣行為。克利斯蒂安．里榭回憶道，當時他與幾位知名的心臟科醫師同行，先抵達香港，再轉往中國南方的大城廣州：「我們處於兩個世界的交界處。廣州極其現代化，但酒店腳下就是尚未被夷為平地的老城區。」他們隨後參觀了一家醫院及其腎臟移植科。「剛做完移植手術的人被集中在一個房間裡，空間狹小，所有床位都被占滿了。但我們立即注意到兩件惹眼的事情。首先，大多數病患不是亞洲人，而是高加索人種。而且每張病床旁都有最先進的醫療監測儀器。」他們接著聽取了中國醫生的彙報，其中一位主任醫生以英語發言。「這時，一位法國腎臟病學教授大膽地提出了第一個敏感問題。他問為什麼絕大多數病人似乎都來自亞洲以外的地區。我們的東道主回答說：『這是一個高端醫療單位，對全球病患開放，因此吸引了許多來自美國和澳洲的患者。』」
克利斯蒂安．里榭繼續寫道：「這位中國同行依然氣定神閒地解釋說，只要『名單』上有符合條件的物件，他就會通知患者前來。我們有點錯愕，便問他：這是不是器官買賣？就是某些窮人將自己的一顆腎臟捐給陌生人並換取報酬？東道主立刻安撫我們，說中國有自己的倫理規範，只有熟人或有親屬關係的人才可以進行活體器官捐贈。然後，他一貫處之泰然地向我們解釋『名單』的性質：也就是死刑犯名單。『當有移植需求者提出要求時，就會有一個可憐的人被執行死刑。』他接著詳細介紹了病人的準備工作、為確保移植器官品質而在不遠處執行的處決、隨後就地摘取器官、再緊接著進行移植手術。整個流程緊密配合，以創紀錄的速度完成，確保手術取得圓滿成功。據他說，客戶都非常滿意。我們嚇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等我們回過神來，我的鄰座俯身向我低聲地問道：『他確實說是死刑犯？』我不記得我回答了什麼，因為我當時正想著那些躺在那裡的有錢病人。為了優先獲得器官移植，他們付錢參與了這個令人髮指的過程，而他們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
中國目前的器官移植計畫為全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在二○○○年代初期迅速增加。關於強制摘取器官的疑慮，最早於二○○六至二○○七年間開始浮現，這主要歸功於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這兩名國際人權律師的努力，他們還因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十年後，「中國法庭」於二○一九年成立，這是一個由律師、人權專家和移植外科醫生組成的獨立委員會，主席為傑弗里．尼斯爵士。該機構成立宗旨為：對強制摘取器官的指控進行獨立調查。中國法庭審查的證據各型各樣，包括器官移植數量、對囚犯進行的醫學檢測、與器官移植醫院的電話錄音，以及外科醫生和囚犯的證詞。「終審判決」於二○二○年三月公布，「證據確鑿」，中國多年來一直使用被處決的良心犯作為移植器官的來源。「基於所有直接和間接證據，法庭確定無疑地得出結論，強迫摘取器官的行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多個地點發生，在至少二十年的時間裡發生多次，並持續至今。」法庭還得出結論，可以「肯定」中國共產黨對維吾爾人實施酷刑。
二○二二年四月，全球器官移植領域的權威期刊《美國器官移植學會期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發中國的許多器官摘除案例並未在宣布腦死後進行，實際導致器官捐贈者死亡的原因是被摘除了重要器官。換句話說，這些囚犯是以摘取器官的方式被處決，器官隨即用於移植。去年六月，國際心肺移植學會發布了一份政策聲明，「排除任何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體捐贈者器官或組織的移植申請」。二○二○年，法國參議員娜塔莉．顧萊向法國的歐洲暨外交部長提出警示，指出近期有多起來自中國的器官販運報告。她提醒政府，二○二○年六月十二日，比利時參議員呼籲聯合國調查中國的器官販運和移植。對此，法國外交部官員回應：「打擊人口販運和走私是法國在國際舞台上優先執行的首要任務之一。中國於二○○七年立法禁止器官販賣，並於二○一五年正式終止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依據相關政策，中國器官移植系統現在應完全依靠器官捐贈。」這種天人共憤的交易否依然存在於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或曾短暫中斷。但中國政府是否已正視這些非人道行徑所造成的惡劣國際形象？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