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的門被迫關上，我們如何靠自己開一扇窗？
上圖截自 蕭美琴 Bi-khim Hsiao@臉書專頁
副總統蕭美琴於今年 9 月低調出訪義大利，出席第二屆「文托泰內歐洲自由與民主論壇」並發表演說，全程保密直到現身前一刻。不少媒體將此事與蕭美琴去年底受邀出席 IPAC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年度峰會，在歐洲議會大樓進行專題演說進行對照，並稱之為「又一次外交突破」。
而今年於文托泰內島舉辦的「文托泰內歐洲民主與自由會議」，其宗旨是「邀請全球異議人士、運動倡議者與歐洲各界領袖與會，討論如何對抗威權、守護民主」。該會由現任歐洲議會副議長皮齊耶諾（Pina Picierno）發起──其實，她也同時是 IPAC 的核心成員之一。
儘管這先後兩次訪歐之旅、究竟能為台灣帶來多少外交空間或實質效益，可能仍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台灣這幾年在參與國際事務的做法上，確實有了一個愈來愈清楚的方向。
策略一：被國際組織拒門外，當場就辦「平行活動」
有道是：正門進不去，就换個方式讓人認識你。
北京圍堵台灣的手法，相近大家都耳熟能詳：挖邦交國、拿聯大 2758 號決議做文章、卡進國際組織的每一道行政程序，就是為了把台灣排除在國際間的正式外交場合之外。
而在過去的很多時候，台灣的外交單位或（準）與會代表回應方式，也多半能夠預期：不是嚴厲譴責、就是退席抗議。
但近年來的幾個案例，卻明顯與過去的 SOP 有所不同：
先看衛生領域。今年 5 月，台灣連續第十年被擋在世界衛生大會（WHA）門外，中國代表在日內瓦會場公開表態，不同意「中國台灣地區」以任何形式與會。
這個結果本身沒有懸念，反倒是台灣的回應方式比較有意思：外交部長林佳龍與衛福部長石崇良這次一起率團前往日內瓦，是史上第一次由外交部長親自出席周邊活動，一連幾天辦智慧醫療展示與專家座談，把「場內講不了的話」，搬到場外用另一種方式講給同一批國際專家聽。這不只是表達抗議，更像是用心經營一場鎖定相同觀眾的平行活動。
策略二：提早「佈線」，讓輪值友邦帶進門
太平洋島國論壇的例子，亦能說是台灣的逆勢突圍。去（2025）年輪值主辦的索羅門群島，在北京政府壓力下，宣布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非正式會員」均不得參與論壇──這也是台灣自 1993 年成為該論壇的「發展夥伴」以來，第一次被完全擋在門外。
但今年輪到我們的邦交國帛琉主辦，情勢立刻不同：台灣不只光明正大重返會場，論壇秘書長瓦卡（Baron Waqa）還主動對外表示，台灣是論壇「非常重要的發展夥伴」。
誰主辦，誰就決定議程的邊界，這個邏輯在此體現得很直接。但其實台灣過去幾年對帛琉的投入也不少：包括捐助太平洋韌性基金 3 百萬美元、是中國同一筆捐款的 6 倍，同時還自願協助帛琉建置迎接論壇代表團的接駁車系統。
這類基礎建設投資，其實都在為「下一次有邦交國輪值主辦時派得上用場」預先鋪路。這不是臨時抱佛腳，而是願意提早幾年布局、等待輪值機會的耐性。
策略三：民間出面、政府操盤
於去年中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海洋大會（UNOC3），則顯示出另一種操作方式。
台灣無法以會員身分進入法國尼斯的正式會場，但透過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等民間智庫，選在大會前後舉辦周邊論壇，並邀請法國在台協會政治顧問和國內學者對談，仍能在這個國際場合，把台灣在海洋法公約與海洋治理上的實務經驗分享出去。
政府退到幕後負責資源協調、民間團體站到台前負責發聲，這也是台灣近年常見的分工方式。原因很現實，民間身分不受聯大決議的排他性條款拘束，官方身分卻往往礙手礙腳。
策略四：聯合大國「自己搭台造局」
再者，把這套邏輯制度化、變成常設機制的，是另一個行之有年的機制：「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
這個宗旨為「合作應對區域及全球挑戰」的專業交流平台，於 2015 年由台灣與美國共同發起，日本、澳洲、加拿大陸續加入共同主辦，近年歐盟與英國辦事處也相繼成為合作夥伴。
根據美國在台協會的資料，GCTF 在過去 10 年來已舉辦超過一百場工作坊，吸引超過一萬名來自 130 多個國家的政府、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代表參與。議題則涵蓋網路安全、供應鏈韌性、公共衛生、反跨國鎮壓、人工智慧治理等。
今年 3 月底，台灣才在台北主辦一場了「聚焦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網路韌性」的活動；5 月接著與梵蒂岡、瑞士伯恩同步舉辦 AI 治理工作坊；6 月又在台北辦了一場討論「跨國鎮壓與資訊戰」的論壇，當時總統賴清德並親自出席致詞⋯⋯。活動密度之高，顯示此一模式如今已經漸漸常規化。
GCTF 最特別的地方，不在於議題涵蓋得多廣或探討得多深，而在它把小國通常會採取的外交姿態「換個方式來操作」：多數被排除在多邊體制外的國家，慣常做法是透過遊說、拉票、爭取觀察員身分等方式，想盡辦法擠進「既有的桌子」──台灣現在的做法則不同：既然進不去別人的場子，乾脆自己搭一局，再請美日加澳英歐盟一起坐上主辦席。
缺乏正式會籍這件事，因此被轉換成另一種角色定位：台灣不再只是議程的旁觀者，而是議程的設定者。而這些工作坊甚至還能「加盟」複製到史瓦帝尼、帛琉、巴拉圭等地舉辦分支活動，把這整套多邊合作的品牌，透過友邦為槓桿，介紹到台灣過去難以接觸的國家或地區。
用「實質綁定」取代「官方名義」
能夠支撐這整套操作持續運作的，是外交部這兩年逐漸講清楚的方法論。林佳龍部長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出兩個概念：一個是「聯合艦隊」，由大企業帶著中小型供應商一起出海布局，政府則負責處理牽涉國安、貿易與關稅的政府對政府協調，速度優先於單打獨鬥式的深耕。
另一個是把各國變成台灣的「股東」，不再只是被動守著半導體這道護城河，而是主動讓更多國家的產業利益跟台灣綁在一起，如近期的半導體投資案、電動車與智慧城市產業園區選址，都是這個思路下的具體操作。
而 NGO 外交在「綜合外交」的整體規劃裡，則被定位成把民主、自由這些抽象的價值交流，轉譯成看得見、可驗證的具體合作項目的手段。
在技術性、功能性的國際議題上，上述這些手法確實管用：衛生、網路安全、海洋治理、氣候調適等領域，原本就仰賴專業社群和民間網絡運作，台灣的體制和產業優勢容易被看見，也容易被轉譯成具體的合作項目。
然而，這套做法的效果也不該被無限放大（特別是動輒用於大內宣）。畢竟一旦碰到涉及主權定性或安全承諾的根本性議題，同一套方法便會遭到極大的挑戰與阻礙──沒有任何一場 GCTF 工作坊能改變聯大 2758 號決議的解釋權歸屬，也沒有任何一次周邊會議能讓台灣真正坐進 WHA 的正式議程裡。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套策略最大的弱點，恰好就是它最依賴的那項資源──邦交國或所謂民主友邦，願不願意繼續配合。
如索羅門群島一年之內就能把台灣完全擋在太平洋島國論壇外，已經說明北京很清楚該從哪裡下手──不是直接跟台灣隔空互嗆，而是向台灣僅剩的邦交國與對台友好的國際組織和個人施壓。
換言之，台灣這套「自己開窗」的做法，仍要持續保持彈性、擴大影響範圍並深化其效應，才能長久之道。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評論】看懂台灣「外交突破」新手法：當一扇門被迫關上，如何靠自己開一扇窗？》，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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