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缸裏的欺負鏈
這本著作主要討論的，是東亞大陸自上古到近世的歷史：那就是所謂的「中國史」。可是這本書預設的讀者群，卻是臺灣人、香港人、以及兩者在海外的離散族群。那麼筆者自然必須回答以下的問題：臺灣和香港，與東亞大陸又有什麼相干呢？為什麼臺灣人和香港人，需要理會此一「中國」的外國史？
簡單來說，縱使臺灣和香港並非東亞大陸體系的一部分，可是東亞大陸的政治意識形態卻持續為周邊帶來惡劣的影響，成為這兩個國家追求獨立自尊的障礙。
黃河流域這個東亞大陸文明的發源地，與嶺南、東南沿海以及臺灣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地理阻隔。若要從黃河流域前往嶺南和東南沿海，首先就得跨越大別—秦嶺山脈抵達長江流域，而這又可歸納為三條可行的路線。首先，我們可以從渭河流域啟程，經過蜿蜒曲折的山路走到狹小的漢中盆地，然後再走另一段更長的山路抵達四川盆地；比較方便的途徑，則是先穿過大別山脈與秦嶺山脈之間的關隘，再沿著漢水直抵長江：不過這個關隘易守難攻，位於其中的襄陽和樊城，向來都是阻擋北方政權往南擴張的軍事要塞；最後，大別山脈與海岸線之間的平原，雖然看似是比較直接的連絡路線，可是此地起初卻布滿難以穿越的沼澤和湖泊：要待水利開發的技術於六世紀變得足夠成熟，隋帝國才得以在過往水利建設的基礎上，在此修建作為南北交通幹線的運河系統。
而長江流域與嶺南和東南沿海之間，尚隔著五嶺山脈和武夷山脈。也就是說，若從嶺南和東南沿海出發，必須穿越雙重的地理障礙，才能夠抵達東亞大陸文明的核心地帶。而臺灣與東南沿海之間還隔著一條臺灣海峽，離東亞大陸體系的核心地帶又再更遠一程。不過若從水路交通的角度出發，嶺南、東南沿海與臺灣卻可以乘著洋流以及東北—西南的季風系統，輕易與東南亞大陸、東南亞群島、琉球群島、日本列島和韓半島連結起來。由此可見就地理形勢而言，嶺南、東南沿海與臺灣乃東亞沿海體系的一部分，與東亞大陸體系的連結反倒比較疏遠。
雖然秦帝國在公元前三世紀把疆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嶺南和東南沿海，可是這些地方並未即時成為東亞大陸文明的核心地帶。要待晉帝國於三一七年於建康成立流亡政權後，長江流域才逐漸演變為東亞大陸文明在黃河流域外的平行核心。東亞大陸帝國對嶺南和東南沿海的控制，長期局限在個別都市、交通要衝和軍事據點，多數地域仍是由儼如獨立王國的土著部落控制。此後要待宋帝國的發展重心在十二世紀南移，嶺南和東南沿海的土著才隨著市場貨幣經濟的擴展，以及認信國家建構的過程，被納為帝國體系的編戶齊民，淪為欺負鏈結構的一部分。
而東亞大陸帝國更要等到十四世紀，才認知到臺灣與琉球群島的分別。東亞大陸帝國在十七世紀末之前，只曾在澎湖群島設立軍事據點，從未將臺灣本島編入版圖。在一六六二年攻佔臺灣的鄭成功，雖然自詡為復興明帝國的「國姓爺」，他建立的東寧王國實際上卻是以海洋為重心的獨立國家。此後要待清帝國於一六八三年侵佔臺灣，這個島嶼才正式成為東亞大陸帝國的一部分。可是清帝國治下的臺灣，卻是處於東亞大陸以外的拓墾殖民地（Settler Colony）。從東南沿海前往臺灣的移民（包括福佬人和客家人），長期與世居臺灣的原住民交流互動，從而形成獨特的歷史經驗：遠離原鄉開荒拓墾的經歷、以及來自原住民的異文化衝擊，令臺灣人產生不屬於東亞大陸的歷史文化記憶。在一九四九年湧入臺灣的東亞大陸移民，雖然曾經在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加持下衝擊臺灣的原有文化，可是臺灣人在清領時期和日治時期形成的身分認同，仍然有足夠的韌性克服威權統治的衝擊，甚至反過來同化來自五湖四海的新住民。
東亞的地理形勢。（出版社提供）
至於香港，除了一直在海域生活的海洋族群，大部分人的祖先都是英國人在一八四一年開埠後，才逐漸從嶺南遷到香港的移民。不過嶺南獨特的邊陲文化、在殖民地制度下引入的西方事物、以及都市化所帶來的社會演變，都令香港人無法成為百分之百的中國人：隨著黨國主義席捲中國，香港人亦因為抗拒中國的國族建構，而對深圳河以北的國度感到疏離。而在二十世紀興起的民主運動，則是臺灣和香港獨特身分認同得以確立的關鍵。這兩個國家的民眾，都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經過這樣的歷程：他們先是追求民主自治、繼而反對抗拒民主的中國政權（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後更開始質疑「中國」的概念、最終踏上爭取國族自決的路途。我們可以斷定臺灣之所以是臺灣、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民眾為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自尊，在時代使命的感召下背起反中脫華的十字架。
可是位處東亞大陸體系外圍的地區，縱使能夠維持異乎中國的文化與認同，卻始終難免會受到帝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人類學家巴菲爾德（Thomas J. Barfield）曾指出鄰近東亞大陸帝國的國家，往往會仿照東亞大陸帝國的樣式建立影子帝國（Shadow Empires）：這些影子帝國或會準備入主中原、或會在原有的地域獨立建國、或會借用國家體系的力量推動貿易、或是純粹借用東亞大陸舊有政權的歷史記憶1。不論這些國家最終選擇的是那一條進路，他們無可避免會把東亞大陸帝國的壓迫結構，嫁接到自身社會的肌理之中。
雖然臺灣人和香港人的祖先從未有建立影子帝國的實力（鄭成功家族的東寧王國也許是一個例外），可是他們確實曾經成為東亞大陸帝國欺負鏈的一分子。儒學意識形態把超越價值內捲為個別主義的忠誠，讓建基於「恩情」的「忠誠責任」凌駕基於公義邏輯的政治判斷，是欺負鏈結構得以成立的關鍵。欺負鏈結構亦強調地方社會再是獨特，也必然是帝國體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這種想法其後更為清帝國晚期出現的中國國族主義強化。雖然明帝國晚期的官僚知識階層曾經猛烈批判皇權，卻始終未曾嘗試拆解欺負鏈結構，反倒提倡由知識精英主導的先鋒黨主義。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國主義，因為與欺負鏈結構的邏輯臭味相投，相繼成為主導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力量。若然臺灣和香港的社會文化無法清除欺負鏈意識形態的遺毒，自由民主就難以在這兩個國家落地生根。欺負鏈文化所提倡的，就是透過自我矮化換取政權的恩庇，從而在欺負鏈結構當中取得能夠欺壓更多下層的有利位置。這種欺善怕惡的平庸之惡，令本應奮起抵抗的被欺壓者，自甘墮落為帝國壓迫結構的共犯。
臺灣和香港若要解除欺負鏈結構的魔咒，就必須基於超越人情的普遍價值批判政權的是非得失。而超越價值也必須超越於人間之上，不能容讓掌權者和知識精英以「天人合一」為理由加以僭越。這樣超越價值才能夠在人間以不同的形式展現，發展為各種自主平等的領域：是以不同的社會應各由自主的政體管治，各政體內部的政府、公民社會和專業領域都應當在維持自主權的情況下通力合作，而這些政府內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都應在自主和平等的狀況下互相制衡。唯獨超越的普遍價值，能夠讓「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2，使臺灣和香港能夠基於自由、幸福和尊嚴，攜手與彼此各自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亦因如此，我們應當否定主流輿論對「去中國化」的汙名化，反倒要基於超越的普遍價值把「去中國化」當作榮耀的冠冕，堅決主張反中脫華是建立臺灣和香港社會的基要原則：東亞大陸那種將超越價值內捲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就是中國帝國主義霸權對民權施下的緊箍咒。我們若不把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徹底根除，就無可避免要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斷絕一切獲得救贖的可能。臺灣和香港若要得到獨立自尊的上好福分，就要「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3，與自詡為天下之中的威權帝國劃清界線、防備那些整天唱好天朝而貶損本土的逐臭之夫。
隨著中國於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踏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便車，以「大國崛起」的姿態意圖成為宰制世界的新霸權，臺灣和香港反中脫華的抗爭也不只是負隅頑抗的自我救贖：臺灣和香港既作為全球抗擊中國霸權的前線，就無法迴避承擔捍衛自由世界存續的重任。雖然臺灣和香港異乎中國的獨特文化，毫無疑問是人類文明和東亞文化的瑰寶，可是這並不足以令這兩個國家變得偉大：臺灣和香港之所以能夠在國際社會昂首闊步，純粹是因為這兩個國家民眾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時，能夠同時本於自由平等的普遍價值，鼓起勇氣抵抗人類史上最強大的威權帝國、驅逐潛藏各地圖謀不軌卻裝作可憐的細作、並團結抵制那些因為名利、恐懼、執念和偽善而戀慕威權的國賊。反中脫華既是上天因應時勢賦予臺灣和香港的責任，這兩個國家亦有責任放下彼此的矛盾，一起追逐自由平等、獨立自尊的理想。臺灣和香港應當基於反中脫華的大原則，為擺脫東亞大陸政治意識形態的惡劣影響彼此相助，成為友愛互助、攜手並進的主體。如此東亞沿海世界方能夠以臺灣和香港榜樣，在自由與奴役的終極鬥爭中團結一致，使中國帝國主義無法越過第一島鏈為禍人間。唯有讓自由戰勝強權、並以自由民主促成東亞大陸的「去中國化」，方能讓臺灣、香港、東亞和世界達致免於恐懼的和平。
在二○一九年六月，香港的反送中抗爭在「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歌聲中掀開序幕，猶如上帝呼召香港人踏上反中脫華的朝聖之路。此後香港在中國極權主義之下遭受的劫難，就像是為上帝的召命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4」筆者在二○一四年旁觀臺灣的太陽花學運、到二○二四年又以臺灣國民的身分親歷青鳥運動、以及臺灣民眾於翌年抵擋中國干預國會運作的大罷免運動，心中湧起的也是同樣的感動。臺灣和香港這兩個國家的命運，早就因為「反中脫華」這四個字而難分彼此。願上帝與我們同在。縱使臺灣和香港有各樣的瑕疵，本人仍確信上帝已經與這兩個國家同在，藉此對屈枉正直的威權帝國施行審判。讓我們立志行公義、施憐憫，為超越價值的實踐結伙作工。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近畿家中
※本文為《醬缸裏的欺負鏈》後記──互為主體的東亞沿海世界／左岸文化出版／作者出生於香港，曾為兼職舞文弄墨的專業人士，討厭工作。後因庚子政變流亡海外，惟因禍得福，自此以讀書寫作為業。現為臺灣國民，寓居近畿江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