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女大生命案凶嫌更二審逃死 被害者母親1600字悲憤發聲：無法認同
2020年震驚全台的長榮女大生性侵命案，歷經逾5年審理，梁姓凶嫌3度遭判死刑，今（29日）更二審法官認定梁男犯行雖極端殘忍，但尚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仍可教化改判無期徒刑，全案未定讞，仍可上訴。女大生的媽媽得知判決，第一時間僅回覆「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經過沉澱發表1600字聲明，重申對於凶嫌逃死「我無法認同，也無法接受」。
被害者母親聲明稿，全文如下：
身為本案被害者的母親，對於本院在本案中，將「強制性交殺人」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的結果，我無法認同，也無法接受。
這是因為我認為這份判決所呈現的價值判斷，已經超出了單一家庭所能承受的範圍，攸關整個社會如何看待重大性侵殺人案件，以及司法制度如何回應極端暴力。
判決理由中，法院一方面明確認定，被告事先選定偏僻地點、長時間觀察女學生夜間行徑、攜帶已打好「上吊結」的麻繩作為犯案工具，並在前一次性侵未遂後，並未停止行為，反而升高犯罪強度，再度鎖定落單女學生下手；同時也認定，被告以極端殘忍的方式剝奪被害人生命，並於被害人瀕死狀態下施以性侵，對被害者及其家屬造成「既深且鉅之痛苦」。
此外，本案中，凱旋醫院與嘉南療養院之專業評估，均指出被告具有高度再犯風險，顯示其人格結構與行為模式並非短期可矯正，屬於教化困難之對象。
然而，法院在明知上述專業鑑定結果的情況下，仍以「長期監禁、輔以治療與教化，當可改善更生」作為量處無期徒刑、排除最嚴厲刑責的重要依據。
這不免令人質疑：當專業醫療與矯治機構已明確指出再犯風險高、教化成效有限，司法卻仍以「可期待教化」作為理由，是否已將希望凌駕於風險評估之上？又是否因此，將社會安全與潛在被害者的風險，置於過於樂觀的假設之中？
尤其在本案已發生一次性侵未遂、卻未能阻止被告升高暴力、最終奪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犯風險評估，本應被視為量刑時的重要警訊，而非被輕描淡寫地納入「仍可期待更生」的結論之中。
然而，在已具體認定上述高度準備行為、反覆升高暴力，以及專業鑑定所示高度再犯風險的情況下，法院卻仍以「尚難認定事前預謀殺人」、「非情節最重大之罪」為由，排除死刑的適用。
這不禁令人質疑：當一個人帶著打好上吊結的麻繩，長時間埋伏、觀察女學生，且經專業評估顯示難以教化、再犯風險高，這樣的行為與人格危險性，究竟還欠缺哪些要素，才會被司法認定為最嚴重的犯罪？
我想請社會一起思考的是：
當一個人攜帶明確具致命風險的工具、選定犯罪地點、反覆鎖定特定對象，並在被害人反抗時選擇痛下殺手，且經專業評估顯示再犯風險偏高、教化困難，這樣的行為，是否真的仍不足以被視為「情節最重大」？
如果連這樣的案件，都被認為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那麼，法律對於保護社會、預防再犯所要傳達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我並非要求司法迎合情緒，也不是否認被告依法受審的權利。我所質疑的，是現行制度在量刑判斷上，是否一方面承認犯罪行為的極端殘忍與高度風險，另一方面卻在面對專業鑑定指出之再犯可能性時，仍過度依賴抽象的教化期待，而未能將社會安全與潛在被害者的保護，置於同等重要的位置。
但在所有制度語言之外，我必須說出一個母親心中無法承受的事實：在生命最後的那段時間裡，我的女兒不是抽象的「被害者」，而是一個清楚感受到恐懼、疼痛與無助的孩子。她在黑暗中遭到暴力攻擊，被拖行、被毆打、被勒住喉嚨，身體一次又一次承受重擊，無法逃離，也無法呼吸。她並非瞬間失去意識，而是在被暴打、被控制、被侵犯的過程中，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卻無力阻止。對我而言，這些不是判決書中的冷靜文字，而是我一輩子都無法抹去的畫面與心痛。
對被害者家屬而言，這樣的判決不只是法律結果，而是一個訊號——彷彿在告訴我們，即使付出一條生命，即使過程如此殘酷，即使專業評估已示警再犯風險，只要仍被認定「尚可教化」，仍可能被視為制度所能承受的代價。
我站出來發聲，是希望社會能正視：
在重大性侵殺人案件中，現行量刑標準是否已經出現落差？
法院在面對高度再犯風險與教化困難的專業鑑定時，是否需要更審慎、更具體地說明，為何仍選擇相信教化而非防範？
以及，被害者與其家屬的痛苦與社會安全，是否真的在量刑中被實質地看見與回應？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位母親，必須在判決書中，一邊讀著對犯罪殘忍的詳盡描述，一邊卻被告知，這樣的案件仍不足以被視為最嚴重。
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悲痛，而是制度必須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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