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空服員之死1／小感冒變成中耳炎流血 空服員被制度綑綁不敢請病假
10月10日，一名長榮航空自米蘭返台班機上抱病執勤的空服員，落地就醫後不幸逝世。外界開始問，她為什麼不請假？事務長為何不願通報？這些問題的答案，指向了長榮的請假制度與服從式管理文化。然而，艱辛的勞動環境，在國籍航空公司中不只長榮獨有，華航空服員也面臨病停困難的公傷問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制度讓人不能請假，最終，誰的安全會被犧牲？
趙婕歡（37歲）還記得在高空中，鼻腔塞著薄荷棒，感覺又涼又辣還有點窒息，同時假裝微笑，是件多困難的事。
那是2023年過年。她飛短程班機，上吐下瀉。為了止住症狀，起飛前，她吞了二個止瀉藥，再用一根薄荷棒裹著衛生紙塞入鼻中，一邊靠強烈的黏膜刺激提神，也想藉此壓住噁心。遠遠看，乘客很難發現異樣，因為趙婕歡全程口罩包緊緊，除非她靠近。「送餐時，我的手都在抖，因為虛弱又戴口罩，客人聽不到我講話，所以我只能喊得更大聲。」
在地面工作的人很難想像，光是小小的感冒，就會因為機艙加壓減壓，容易惡化成中耳炎。有次降落時，趙婕歡耳朵劇痛，試著吞口水減緩，坐在對面的乘客忽然指著耳朵對她比劃，但她聽不見。接著她發現有東西流過，原來是耳朵流血了。時差讓空服員很難照三餐服藥，也無法多喝水，因為一直跑廁所會拖延緊湊的工作流程。
病假代價高昂 引發連串負面效應
趙婕歡留著幹練的短髮，雖然穿著隨意的牛仔褲，卻給人隨時stand by的感覺。她是長榮航空（下稱長榮）空服員，也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簡稱空職工）理事。上吐下瀉那時，已有14年資歷，不算菜鳥，卻也不敢請病假。因為過年是長榮規定的「旺旺日」，請假會被扣考績三分，並鎖三個月班表。
選班與換班，是空服員這行的生存命脈，攸關他們身在台灣的時間，如此才能安排生活，並跟上公司後續排定的執勤時間。失去選班跟換班權，等於任由公司宰割。例如有的人需要短班，好能晚上六點回家接小孩。「但那天我一請假，我可能半年的排班自由直接就沒了。」
「我擔心自己，也擔心會傳染，不是不管乘客跟同事死活，但鎖班表是連坐的，一被鎖，等於別人也無法跟我換。」而且一次請假被鎖班表，後續病沒養好，跟不上公司安排的班表，就可能被迫再請假，繼續被鎖，陷入惡性循環，影響考績、年終，甚至被開除。
「一步錯等於步步錯。」趙婕歡如此總結長榮的懲罰性病假制度。
訪問這天，我們約在台北火車站附近，一個鐵門半拉、滿布灰塵的日租空間。趙婕歡和空職工的夥伴正在幫三千朵白玫瑰除刺。隔天，這些玫瑰將分送給參加長榮馬拉松的跑者，傳遞病假無罪的訴求。一朵朵玫瑰，也出現在北市民生東路二段的長榮公司門口，紀念抱病上班、不幸於十月十日過世的孫姓空服員。
今年9月，34歲的孫姓空服員在執行米蘭航班4天航程時身體不適。25日，在回台班機上，事務長命令虛弱的她「走飲料」，最後無力到連回自己的座位也沒辦法。事務長並未啟動機上醫療程序，如詢問機上有無醫師或撥打衛星電話，也沒通報機長。降落桃園機場後，她被緊急送醫，於16天後病逝。
孫姓空服員之死在社群上被揭露，外界開始追問：為什麼她不請假？為什麼事務長不願通報？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長榮的請假制度與服從式、僵化的管理文化。甚至在孫姓空服員告別式當天，家屬還收到公司要求她補交家庭照顧假證明的訊息，氣得回傳死亡證明PDF檔。
10月31日，長榮與工會達成共識，宣布改善措施：每年前3天病假不扣考績、取消旺旺日加重扣分、強化解除任務機制，讓事務長能即時解除空服員任務。趙婕歡認為，實質上來說，長榮在空服員請假權益有所前進，「但我們要到的不多。」例如病假第四天開始怎麼辦？旺旺日如跨年和農曆春節，生重病的人請假，會被鎖班嗎？截至截稿時間11月17日，上述改善措施，長榮方只提出口頭協商結果，並未公布細節。
嚴格學姐文化 別問手冊外的問題
「空服員不是服務生。如果只是服務生，民航局幹嘛每半年要求他們複訓緊急疏散、水上逃生？」飛行生涯28年、現於新加坡工作的機師Cruise Fu說：「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確保飛行安全。」90秒疏散規則，是每架飛機出廠前必須通過的測試：讓全員乘客在90秒內完成疏散。
2024年1月2日—這是與長榮新制旺旺日只差2天的日子，日航516班機在東京羽田機場與日本海上保安廳飛機相撞起火，379名乘客在90秒內完成疏散，無人死亡。如果當時有1名空服員正在發燒、手抖、虛弱無力，90秒的疏散，還來得及完成嗎？
「通常登機只會開1個或2個門，其實每一個門都有逃生的功能，門旁都會坐一個空服員。」趙婕歡解釋，這就是為了確保艙門能在第一時間打開。
「穿著制服就代表責任。」Cruise Fu說。「如果空服員身體不適無法執勤，就應該立即off duty（結束執勤）、脫下制服。不然萬一發生事故，乘客會向他求助，一來會拖延時間，二來他可能連艙門都打不開。」飛機疏散時，為什麼需要空服員引導？Cruise Fu舉了一個很小但很重要的例子：「前面的乘客想多拿一個包包，就可能拖延你的疏散。如果一個人帶鑰匙、高跟鞋這些尖銳物，劃破逃生滑梯，死的是所有人。」
但一名穿著制服卻失能的空服員，為何會出現在客艙？這個問題，或許可從空服員受訓中尋找答案。
2014年入職的周沛汝（35歲），現任空職工長榮分會發言人，大學讀的是法律，習慣凡事問為什麼。畢業後選擇考空服員，看中的是這行業看起來「很開放、能與世界接軌」，很快她就發現，等待她的，是一個「不能問問題的環境」。
那是受訓尾聲，剩下3次機上實習時。她遇到一位坐輪椅的乘客有需求，先去幫忙，因此耽擱了學姐交代的事。被學姐質問為何沒先做她的事，周沛汝回：「我以為要先照顧乘客的需求。」結果學姐冷冷地說：「如果我是妳，我會讓乘客等，可是我不會讓學姐等。」
不能問問題的文化，也可能與飛安產生衝突。「考試時，我問了一個問題，今天（座艙壓力警示）燈是亮著的，我能不能開門？教官回，如果燈有亮妳就不能開。我說，假設其他門都壞掉了，只剩下這扇門看起來最有機會逃生的話呢？」回答她的，是一片安靜，「因為沒有人會想去問手冊以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