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專欄：「福奇日記」令他名譽掃地
2026年7月29日，前白宮防疫顧問福奇（Anthony Fauci）出席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由長年追查他的共和黨參議員保羅（Rand Paul）主持，原本是要就新冠疫情起源與政府決策問責，逐一提問。福奇在開場聲明裡表示，出於對國會的尊重，他過去38年間配合國會作證或簡報超過200次，但這一次在律師建議下，他決定不回答任何問題。整場將近三小時的聽證會裡，福奇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自證己罪，總計111次。福奇的作法，儘管很可能完全合法，但其形象卻很不好。頓時引發傳媒的批評。聽證會結束後，事情迅速從國會延伸到了州層級。佛羅里達州、阿拉巴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檢察長都宣佈調查，準備以州法起訴。這些調查目前都還處於「展開」階段，沒有任何起訴或定罪的結果。
福奇爭議再起，主因就是最新曝光的「福奇日記」。2026年7月，福奇1,141頁的私人日記曝光。除了病毒起源這條線之外，日記裡另一個引起廣泛反感的內容，是福奇對自己名聲的執著，以及這份執著背後，一套清晰可辨的商業計算。
日記顯示，這種執著幾乎從疫情一開始就出現了。2020年1月26日，他寫下「GAME ON!!!」；1月29日，他記錄「今天真是驚奇的一天」，描述國會議長裴洛西擁抱、親吻他，向眾人稱讚他有多好；1月30日，他寫「所有朋友都說我是民族英雄」，並提到他們「在我的懷裡感到安全」；1月31日，他一邊記錄確診病例攀升至1.2萬、死亡259人，一邊記錄自己對白宮「完全確信該由我來當科學與衛生發言人」感到得意。3月中旬，他寫道：「不管是好是壞，我正在成為一個國際名人。世界各地都有人打電話找我。」他在日記裡，稱自己的仰慕者為「福奇教派」。
而這份日記本身的寫作動機，正是為了給日後的回憶錄留下素材。福奇不是在單純記錄工作日誌，而是從疫情爆發之初，就已經有意識地在為未來的出版計畫做準備。這個計畫最終確實實現了：2022年12月卸任NIAID主任後，福奇2023年3月與企鵜出版集團簽下回憶錄合約，書名《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2024年6月出版，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一名，據報導簽約金額約500萬美元。除了書籍收入，卸任後他也大量參與收費演講，2023年一年演講費與其他報酬合計約115萬美元，單場最高達70萬美元。據報導，2020到2024年間，福奇透過書籍、演講費等額外收入，合計超過700萬美元。
為福奇辯護的人，通常會把「福奇很自戀」和「福奇卸任後靠疫情賺了很多錢」，當成兩件性質不同、程度較輕的個人瑕疵——沒有誰是完美的，公職人員也是人，有點虛榮心、退休後寫本回憶錄賺錢，好像都算不上什麼大罪。這些辯解通通站不住腳。
第一種辯解：「寫日記是很多人的個人習慣，不代表他有什麼不良動機。」
福奇確實有長年累月、不管有沒有重大事件都每天寫記錄的人。然而，最近曝光的日記，和原先的風格完全不同。原先的準確來說，叫做「工作記錄」，每天見了什麼人，參加什麼會議等等。最近的「福奇日記」是真正的日記，大量記錄了個人的想法，心情，以及私下的對話。這種風格的區別，極為明顯。這份日記從2019年12月才開始寫，一直持續到2022年12月他卸任為止，剛好與他主導美國防疫決策的時間完全重合。這不是一個原本就有寫日記習慣的人，順便記錄了疫情；這是一個人，只在攸關生死的這三年間，才開始持續不斷地（用這種風格）寫。「這只是個人習慣」這個說法，因此站不住。
第二種辯解：「享受讚美是人性，誰處在他的位置上都會這樣，不能因為他是人，就說他失職。」這個說法，把「享受讚美」和「優先順序」混為一談。享受讚美確實是人性，沒有人能完全免於這種心理反應，這一點可以理解、也不該被苛責。但問題不是他有沒有享受讚美，而是他在享受讚美的同時，是不是也系統性地在記錄、整理這些內容，作為未來變現的素材——一個人可以在收到稱讚時感到高興，同時完全沒有想著「這段對話以後可以寫進書裡」。福奇的日記顯示的，不只是「他很高興」，而是「他很高興，而且這份高興被他有意識地保存了下來，作為將來出版計畫的一部分」。這已經超出了「人性」這個辯解能夠涵蓋的範圍。
第三種辯解：「卸任後出書賺錢，是每個退休公職人員的權利，這不違法，也不是特例。」這個說法本身是對的——美國許多退休高官，包括前總統、前國務卿，卸任後都靠回憶錄和演講賺取可觀收入，這確實是一個普遍存在、也經常被批評、但從未被視為違法的現象。但福奇的情況，多了一個其他退休高官通常沒有的細節：他在職期間、疫情正在發生的當下，就已經在為這本書積累素材。大多數退休高官的回憶錄，是卸任後才開始動筆、才開始整理過去的記憶；福奇的回憶錄，動筆的時間點，實際上要往前推到疫情爆發的那一刻——這意味著，「卸任後出書賺錢」這個普遍存在、可以被原諒的行為，在福奇身上，多了一層在職期間就已經預先規劃的商業計算，而這一層才是真正該被檢視、也不能被「別人也這樣做」這個說法輕易帶過的部分。
第四種辯解：「他身處歷史性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核心，寫日記是為了替歷史留下紀錄，這是負責任的做法，不是自利。」這個說法，聽起來最有道理，也最接近「正當的職務行為」——畢竟一個身處重大歷史事件核心的人，確實有理由覺得，自己的所見所聞值得被完整記錄下來，供日後的歷史學家、公共衛生研究者參考。如果福奇的日記，讀起來像是一份決策紀錄——他當天做了什麼判斷、根據什麼證據、跟哪些專家討論了什麼——那麼「為歷史留檔」這個說法，會站得住，而且值得被稱許，不是被批評。
但這個辯解，只要去看日記本身的內容和語氣，就會發現站不住。一份「為重大歷史事件留下紀錄」的日記，該有的樣子，是記錄決策過程、科學證據、政策討論——這是一個歷史學家或公共衛生研究者，多年後翻閱時，真正想看到的東西。但福奇實際寫下的內容，很大篇幅卻是：裴洛西擁抱他、稱讚他多好；朋友說他是「民族英雄」、「在他懷裡感到安全」；白宮「完全確信」要他當發言人時的得意；自己「正在成為國際名人」的興奮；仰慕者組成的「福奇教派」。這些內容，記錄的不是歷史事件本身，而是他自己在這場歷史事件裡，收穫了多少名氣與讚美。一份真正為歷史留檔的日記，重點會放在「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這樣決定」；福奇的日記，重點卻經常放在「我因此變得多有名、多受歡迎」。這種寫作的重心，暴露的不是史學家的責任感，而是一個人，在記錄自己人生裡最受矚目的一段時期時，心裡真正惦記的，是自己在這場矚目裡，收穫了多少。「為歷史留檔」需要的文風，跟「為自己的名氣沾沾自喜」的文風，讀起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而福奇的日記，明顯屬於後者。
把這四種辯解一條一條攤開來看，會發現它們都指向同一個共同的漏洞：它們都假設「寫日記」、「享受讚美」、「卸任後出書」、「為歷史留檔」，是幾件各自獨立、可以被單獨原諒、甚至值得被稱許的事。但這幾件事，一旦放進「從疫情第一個月就開始、持續三年」這個時間框架裡，再對照日記本身的實際內容,就不再是可以被分開原諒的小事，而是同一套心態——把公共危機，當成個人事業素材庫——從頭到尾、貫穿始終的具體表現。
這種優先順序錯位才是真正的失職
問題的關鍵不是「福奇有沒有虛榮心」，也不是「福奇卸任後有沒有權利出書賺錢」——真正的問題是時間點：他不是等到疫情結束、危機過去之後，才回頭整理心得、順勢出版一本回憶錄。他是在疫情最恐慌、死亡人數每天攀升、全國仰賴他做出正確判斷的那些日子裡，就已經一邊記錄著死亡數字，一邊記錄著自己的名氣、自己受到的讚美、自己未來要出書的素材。這不是「危機過後的正常人性反應」，而是「危機正在發生的當下，個人事業規劃與公共職責同時並行」。
一個負責向總統與全國提供防疫建議的公職人員，在數十萬人死亡的過程中，同步在為自己的個人聲望與未來財富，做著長期的規劃——這種心態上的優先順序錯位，比「起源說有沒有說謊」的指控，更容易被證實，也更值得被譴責。「福奇一邊記錄死亡人數，一邊享受讚美、規劃回憶錄」這件事，不需要任何法律門檻的證據。福奇自己的日記就已經直接寫下了這個動機。
福奇最終有沒有做出正確的防疫判斷，這是另一個需要被單獨檢視的問題。但這份日記告訴我們的，是他在做這些判斷的同時，心裡在乎的東西，遠比「拯救生命」複雜得多——名氣、讚美、教派般的仰慕者、以及一本已經在腦中構思的暢銷回憶錄。這種優先順序才是這批日記曝光後，真正經得起檢視、也最該被嚴厲究責的部分。
當初福奇在做防疫判斷的同時，心裡在乎的東西，遠比「拯救生命」複雜得多。
批評也要有限度
當然，話又說回來。福奇所為固然令人不齒，但批評也要有限度。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你不能只在批評政敵的時候才有正義感」。
批評福奇最凶「一邊記錄死亡人數，一邊規劃回憶錄」不放的，絕大多數是川普的支持者。而如果把視角拉開，會看到一個刺眼的對照：川普本人的名利心與斂財，規模遠比福奇更大、糾纏權力更深——他的公眾形象、個人品牌、商業利益，長年與他的政治權力捆綁在一起，程度遠遠超過福奇這樣一個技術官僚在日記裡流露出的虛榮心。福奇不過是私下寫寫日記、日後出本回憶錄；川普則是在總統任內，持續透過自己的品牌、酒店、社交媒體平台變現政治權力，規模與性質，都不是福奇能比的。
同一批人，對福奇的「小」問題極度敏感，對川普的「大」問題卻視而不見，甚至反過來替他辯護。這不是這批人「忘了」批評川普，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選擇：批評的對象，取決於「這是不是我的政敵」，不取決於「這件事本身有多嚴重」。
一個人如果只在批評政敵時，才突然對「公職人員把個人利益放在職責之前」這件事感到痛心疾首，那麼他真正在乎的，恐怕不是這個原則本身，而是誰輸誰贏。
第二，不能助長「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歪風。
川普的名利心與斂財，規模遠比福奇更大、糾纏權力更深——但正因為規模太大、頻率太高，這種行為早已被常態化，實質上已經沒有任何有效的問責機制，能真正觸及他。罵他，罵了十年，沒有任何懲罰真正落地，甚至支持者已經把這種行為，重新敘述成「他就是敢說真話、不裝模作樣」的個人魅力。換句話說，川普這種規模的問題，已經處於一種問責失能的狀態。
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如果輿論反過來把大量的道德憤怒，集中傾注在福奇這種相對容易被懲罰的對象身上，這種「過度用力」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罪罰不成比例」的不正義。
這正是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提姆·沃爾茲（Tim Walz）那場風波，真正該被記住的教訓。沃爾茲曾在幾個場合公開聲稱自己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天身處香港，準備前往中國任教。但媒體後來翻出當年內布拉斯加州地方報紙的記載，證明他其實8月才啟程赴華，六四當天根本還在美國。這件事在2024年副總統辯論上被主持人當場提問，沃爾茲承認自己「記錯了日期」，也被媒體持續攻擊了數週。這是一個可以被具體證偽的事實性謊言，批評這件事本身站得住腳——問題是，那場辯論與隨後鋪天蓋地的媒體追問，全部聚焦在這一個造不成任何政策後果的私人經歷誇大上，而同一批緊咬著這件事不放的人，對川普規模大得多、頻率高得多的不實陳述，卻「習慣成自然」。
這就是莊子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當偷國者的罪行大到已經無法被追究、甚至被重新包裝成正當性的時候，把全部的司法與道德資源，加倍傾注在偷鉤者身上，這個懲罰本身，已經不再是正義，而是變成了另一種對不正義的掩護——它讓整個社會看起來還在懲惡揚善，卻精準地避開了真正的惡。
福奇該不該被批評，前面已經講得很清楚，答案是該。但如果對福奇的批評，已經超出了他這件事本身該承受的比例，變成一場情緒宣洩的加倍追殺，而這種加倍不是因為福奇的罪真的有那麼重，而是因為他是唯一還罰得到的人，那麼，這場批評不管動機聽起來多麼義正詞嚴，實際上做的事情跟兩千多年前那些對著偷鉤者揮刀、卻對著竊國者的門庭俯首稱臣的人，沒有分別。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