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AI復活亡者 電影業的倫理界限在哪裡？

曾主演過《捍衛戰士》的好萊塢演員方基墨在去世將近一年後，以AI生成的面孔與聲音出現在一部新電影的預告片中。製片方以他留下的影像、聲音與照片為素材，透過生成式AI重建其演出。消息一出，社群媒體上罵聲與讚聲齊飛，有人說這是對逝者的褻瀆，也有人認為這是科技讓遺願得以實現的感人案例。

另外在法國坎城，一場名為「世界AI電影節」的活動吸引了超過七千部作品投稿，規模較前一屆暴增數倍，象徵著AI電影浪潮已從小眾實驗蔓延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這兩件事放在一起，逼著所有人思考一個問題，電影究竟是誰的藝術？

方基墨的案例之所以引發廣泛討論，不只是因為技術的逼真程度讓人不安，更在於它觸碰了一個尚無共識的倫理地帶。製片聲稱已獲得方基墨子女的完整授權，並依循演員工會規範辦理，也補償了費用。方基墨確實有使用AI語音的前例，他在2022年的《捍衛戰士》續集中便借助AI技術重新開口說話，並親口表達感謝。

但問題正在這裡，當一個人的形象與聲音可以在死後被重新排列組合，「同意」這個概念本身就變得極其脆弱。生前同意了語音技術，不代表他預見或授權了死後的全面演出重現。家屬的同意是否等同於當事人的同意？遺族的商業利益是否可能影響判斷？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法律框架可以清晰回答。

坎城AI電影節的現場，則呈現了另一種面向的躁動。影展今年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大量投稿，南韓一地就貢獻了一千三百部，而美國好萊塢的參與卻出奇地稀少。節慶創辦人直言，這是因為大型製片廠正處於觀望與恐懼之間。

影展現場的作品良莠不齊，許多導演明顯更沉醉於超寫實的光影與皮膚質感，而非故事本身的溫度。但影展中確實出現了若干令人動容的作品，包括一位二十二歲的年輕導演，用不到五百歐元的AI製作費，將失智症患者的主觀經驗化為視覺語言，其效果是傳統特效花費四十倍成本所難以複製的。這說明AI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模仿既有的電影語言，而在於讓過去負擔不起攝影機的人，第一次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故事。

影展中出現的一個小風波，則精準地戳中了AI創作最根本的矛盾。一部入圍作品的主要角色被發現與英國奧斯卡得獎動畫《超級無敵掌門狗》高度雷同，隨即遭評審拒絕頒獎與公映。這件事本身不算大，但它揭示了一個結構性問題，所有生成式AI模型都是以人類過去累積的影像、聲音與劇本作為訓練素材，這些素材的創作者從未被徵詢同意，也未曾獲得補償。

AI之所以能生成看起來「有感覺」的畫面，恰恰是因為它深度學習了無數人真的有感覺的創作。創作這疾呼必須建立全新的版權補償模式，讓創作者從被當作「數據供應商」升格為「商業夥伴」。方向正確，但實現難度極高，AI公司的商業利益與創作者的集體權益，目前仍處於結構性對立。

整個討論中矛盾的縮影就是有導演一方面痛批版權被AI竊用，一方面宣布自己正在用AI拍攝新作，還設立AI工作室。原本預算龐大的動畫計劃，透過AI可大幅壓縮成本，更重要的是，AI本身也成了創意發想的夥伴。這種「自相矛盾」，其實正是當前整個電影業的集體處境，誰也想抵制，誰也無法置身事外。

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都曾引發類似的文化焦慮，從有聲電影到數位攝影，從電腦特效到串流平台，藝術圈無不經歷抵抗、適應、然後重新定義「何為真實」的過程，AI不會是例外。

問題從來不是技術會不會改變電影，而是我們願不願意主動塑造這場改變的倫理輪廓。方基墨的案例提醒我們，死者無法為自己發聲，對亡者形象的使用需要更嚴格的規範，而不是僅憑家屬點頭或製片方的善意聲明就足夠。AI電影節的蓬勃則提醒我們，工具從來不是藝術的答案，它只是擴大了藝術家的可能性。但甚麼是可能的？依然是人的選擇，也依然是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