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我想拍的，是屬於馬來西亞的故事」

文字／Mion

攝影／汪正翔

監製過電影《分貝人生》、《迷失安狄》的馬來西亞知名製片王禮霖，如今搬出首部執導長片《富都青年》，一出手便入圍本屆金馬最佳新導演。曾當過移工的王禮霖，體會過離鄉背井的純然孤獨，深知如燭火一般微小的愛也能為世間帶來期溫暖，所以他一如繼往，透過故事及鏡頭關懷社會角落的群眾。「當我要拍自己的電影時，我想要述說『他們』的故事。」

「你要不要吃豆花？」採訪尚未開始，導演王禮霖便拋出邀請，對在場眾人請吃下午茶，辦公室很是熱鬧。125元的豆花，好吃！

「我們是很歡樂的劇組。」王禮霖笑著說。

憑藉《富都青年》入圍本屆金馬最佳男主角的吳慷仁可以證實導演所言不假，拍戲的那段日子，劇組每天把大批器材從馬路推進小巷、搬上沒有電梯的公寓九樓拍攝，沒有任何工作人員提出抱怨。眾人皆愛著劇本，愛著故事裡的兄弟，使盡全力想拍好電影，「開心是很難騙人的。」吳慷仁說。

若熟悉華語電影，對於王禮霖的名字應該不陌生。過去他以監製的身分製作過《分貝人生》、《迷失安狄》、《我和我的賽車老爸》等作品。這次他則以新導演之姿，在第60屆金馬獎帶來《富都青年》。

歡樂的劇組，拍的是悲傷的故事。電影發生在馬來西亞的半山芭，馬來語為Pudu，因此也被稱為「富都」。但相較於這個聽起來像是新興建案的名字，Pudu實則是工人、菜市場小販、移工和沒有身分之人的聚集地——王禮霖以此為電影命名，正是為了諷刺現實。吳慷仁與陳澤耀所飾演的兄弟阿邦與阿迪，前者失聰，任勞任怨打拼；後者性格暴走，試圖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管道賺錢，想早日離開富都。兩人個性相對，卻相依為命，珍惜每次一起吃飯的時光。

生活的真實感往往是電影最難建立的，但《富都青年》做到了。一次次吃飯、工作、嬉鬧的時光讓觀眾喜歡上了這兩兄弟，從生活的快樂與難題望向他們內心深處的匱乏與富足。王禮霖選擇以愛為核心，也難怪金馬影展開展以來，本片穩坐觀眾票選獎榜首多時。

愛不分貴賤

「我自己也當過移工。」王禮霖說。1999年，他來到台灣樹林區的鐵工廠工作，周遭的移工大多來自菲律賓，語言不通，背景不同，但他依然受到關照，「那時候我深刻體會到人在異鄉的孤獨與無助。能促使我有勇氣去面對生活的，是這些來自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愛。」

異地的光陰有著許多苦痛，卻也帶給王禮霖啟蒙，感受生活中各種更細微的愛與感動，「不過我的家庭教育本來也就是愛來愛去，可以跟爸媽抱著親一下的那種。」他補充，愛的各種形式，從小到大都體會過。

2017年，他以監製的身分與導演陳勝吉合作《分貝人生》，述說一個因貧窮而不健全的家庭故事，因此來到富都。那時田野調查到的故事讓他難以想像，這裡充斥著貧困的家庭、孤老的變性別者（Transsexual，透過醫療措施改變自己生理性別之人）、許多人過著沒有身分的日子⋯⋯。

「我們訪問過一位六十多歲的變性別，她說這輩子最害怕的就是孤單。」

而後，王禮霖繼續探索，他與導演陳立謙攜手在《迷失安狄》中述說馬來西亞社會對於變性別的壓迫，即使議題導致電影無法在馬來西亞上映，他也在所不惜，「雖然我不能解決問題，但我可以讓他們獲得更大的關注。」

《迷失安狄》三年後，首度執導演筒的王禮霖，想把《富都青年》的故事聚焦於「身分」。在草創時期，他曾想過要述說「紅登記」（馬來西亞永久居留證，正式公民則為藍色）的故事——這也是同為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在《五月雪》裡，探討五一三事件（馬來西亞1969年發生的種族衝突事件，影響深遠，在台灣常以二二八事件來做類比）時所勾勒到的議題。地點同樣在半山芭，時空差距五十多年，歷史的傷依然發炎著。

但經歷創投與多次田調後，王禮霖決定把電影的核心拉得更寬闊些，以身為馬來西亞人，卻不具馬來西亞身分證的兩兄弟，去看現代社會的「身分問題」：與他們一同工作的白牌移工（沒有合法執照的移工）想好好賺錢，卻不被許可；照顧他們長大的變性別者Money姊，不被政府承認她想擁有的身分；總是以金錢獲取阿迪性交易與陪伴的女子，也渴望一場自然穩定的戀愛關係；就連協助阿邦阿迪的社工，也與家人間有著理念上的隔閡。

每個人都在找尋自己的身分，都想獲得認同。

想說的很多，但不能因此失焦。在與監製李心潔多次討論後，王禮霖做出取捨，「我們先說好兄弟倆的故事。」

50%的冒險

過去豐富的監製經驗，讓王禮霖清楚自己的能力與資源是什麼。找上從未監製過電影的李心潔擔任監製，王禮霖說那是心中的一個感覺，她會是最完美人選。

有著歌手與演員雙重身分的李心潔熱愛電影，關懷社會角落，甚至成立協助弱勢兒童的「小黃花慈善基金會」。對於這部電影她確實是完美人選，「她很行動派，是拿出200％力氣做事的人，很多時候她比我還緊張，像我們要做第二次田調時，她就已經先幫我聯絡好了討論對象。」王禮霖說。

開拍前幾天，李心潔把所有演員一個個找到辦公室，單獨地，好好地深聊。戲份極重、在全片以精湛手語詮釋失聰人士的吳慷仁說：「很多時候距離感的拉近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但她一次就做到。」是李心潔對這部片的熱情與積極，凝聚了眾人。

李心潔與王禮霖都是直言的人，兩人最常爭的地方，就是導演王禮霖的監製魂上身，「他們常常希望我這個導演能夠再任性一點，去跟大家說我需要什麼？可是這就很奇怪啊，明明大家都知道已經沒什麼資金跟時間了⋯⋯」導演乍聽牢騷的話語，溢出些許幸福感，整個團隊都是王禮霖的後盾，傾力幫助這位「新導演」完成首部作品。

許多時候拍電影是監製要拉住導演脫繮的想法，但這次王禮霖早已控好了大局，「他們都騙不了我。」他驕傲地說。

前期準備得萬全，不代表王禮霖是個全然按表操課的導演，他更喜歡在調配好的架構中讓每個人自在發揮，像劇中吳慷仁與陳澤耀的兄弟情，便是兩人自己培養出來的，作為導演的他只提供劇本、資源和空間。「我還有個『壞習慣』，不喜歡喊cut！」他把每顆鏡頭的時間留長一點，讓演員發揮——吳慷仁在片中最動人的時刻也是因此誕生的。

王禮霖：「我有個原則，永遠給自己50％的機會。」這句話的意思是，以結果來說，再怎麼用盡全力準備，最多就是成就一半，剩下的，要靠冒險來獲得。

當年拍攝《分貝人生》時，他首選的女主角就是張艾嘉，但旁人總跟他說：「你不可能找到她，我們劇組這麼窮，她哪會來馬來西亞。」即便如此，他依然選擇嘗試，「就算她不演也沒關係，至少嘗試過，沒有對不起自己。」而最後張艾嘉點頭了。

他對旗下的藝人陳澤耀也是如此，兩人已合作14個年頭，他曾帶著陳澤耀來台發展歌手之路失敗，也曾接演過不盡人意的作品，但就如張艾嘉所說：「作為一個演員，不用擔心拍到好或不好的電影，這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常和阿澤（陳澤耀）說，只要我不退出，我還在線上，就沒有輸。因為沒有人能跟我們說最後會是怎麼樣。」王禮霖看著陳澤耀出道、戀愛、結婚，他曾開玩笑說有一天或許會看著阿澤走上金馬獎的舞台。如今他做到了，但不是看著，而是以導演與演員的夥伴身分，一起走在金馬獎的紅毯。

未來是條漫漫長路，王禮霖說他有很多故事想說，「我可能會拍個三部曲，下一個故事會是關於移工與難民的同志愛情。人在異鄉，愛更困難，他們找尋的東西會是一場夢，一場空，還時隨著那篇海洋飄走？」他的語調帶了點浪漫。

光是關於LGBTQ題材的構想就註定該片無法在馬來西亞上映，但王禮霖不怕，他的愛也還有很多，這一切終究有人會看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