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皮萊諾獎爭議背後的「名單」
（德國之聲中文網）得知納瓦利內特姆·皮萊（Navanethem Pillay）獲得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帖稱“我對這個女人一無所知，別人也一樣”，又說“我本該獲得八次諾貝爾和平獎，而不僅僅是一次”。這種要不到糖吃就撒潑打滾的巨嬰行為，讓隨後一些對皮萊獲獎的質疑顯得尷尬。
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和中國人權有關的兩項批評或指控值得嚴肅對待，是國際人權機構和相關個人不能回避的問題。第一，根據舉報人和洩露的郵件，皮萊擔任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期間（2008年至2014年），她領導的辦公室向中國政府確認過將出席聯合國人權會議的活動人士名單；第二，2010年，她未能出席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
對這兩個問題的追問，在今天的中國人權現實中顯得尤為必要。
中國政府索要的人權活動人士名單
曾在皮萊手下工作的人權律師埃瑪·賴利（Emma Reilly）舉報稱，在皮萊任內有50多名異見人士的姓名被通報給中國，這些人的家屬曾在法庭宣誓作證，稱其家人遭到恐嚇、任意拘押、酷刑、強迫失蹤，甚至在集中營中被殺害。賴利指控皮萊“是維吾爾種族滅絕的共犯”。
針對賴利的指控，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進行過認真的回應。2017年2月2日發表在聯合國網站可查的一則新聞稿中，人權高專辦對指控“斷然否認”。然而，新聞稿卻經不住細讀。
其中有一段寫道：“中國當局和其他方面經常在人權理事會會議前幾天或幾周詢問人權高專辦，特定非政府組織代表是否出席。在認證程序正式啟動、並確信沒有明顯安全風險之前，本辦公室從不確認此類信息。”
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包括：第一，中國當局“經常”詢問；第二，“本辦公室”其實並沒有“從不確認此類信息”，而是在滿足條件之後可能確認。將這兩點聯系起來，人們甚至可以猜想，事實上，中國當局經常得到確認。
洩露郵件證實了這種猜想，至少兩位計劃與會者事先被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知悉並要求對其進行身份審查。其中一位是維吾爾民主與人權中心主席、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前主席多裡坤·艾沙（Dolkun Isa），一位是人權活動人士、在中國多次遭到虐待隨後失蹤的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
2020年，一名聯合國官員對自由亞洲電台承認，與會者姓名“在有限情況下偶爾”會向當事國政府確認；2021年，高專辦發言人又說這一“有限做法”自2015年起已經停止；隨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人羅蘭多·戈麥斯（Rolando Gomez）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又稱，人權高專辦“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洩露過人權捍衛者的名字。
這些自相矛盾、疑點重重的信息背後，是人所共知的聯合國對中共政權人權鎮壓長期的綏靖縱容，甚至滿懷擁抱，主動配合中國政府的控制和操弄。
中國人權惡化的遮羞布
不直接承認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而是找各種借口加以掩飾，這也正是這種壓力的結果，而且反過來成為其幫手。這也是人們對皮萊的另一個質疑：2010年12月，她或者她的代表不僅未能出現在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現場，而且還以各種理由為明顯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開脫。
同樣地，這些理由也很容易前後矛盾：她的發言人魯珀特·科爾維爾（Rupert Colville）解釋說，她當天要在日內瓦主持人權日活動，“這不是說放下就能放下的”，意思是要不然她可能前往；三天後，皮萊本人用了另外一個理由，她對記者說，她從未收到諾貝爾委員會的正式邀請。
我曾經指出，聯合國已成中國人權惡化的遮羞布。
長平觀察：聯合國已成中國人權惡化的遮羞布
而且，綏靖和腐敗是孿生兄弟，它們相輔相成，狼狽為奸。2015年10月，前聯合國大會主席約翰·阿什 （John Ashe）涉嫌接受多名中國商人的賄賂被捕（隨後取保侯收期間因在家中舉槓鈴砸中頸部窒息身亡而案件終結）。
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此案表示震驚。我曾在文章中說，如果他真的了解自己領導的機構和中國的關系的話，不應該感到意外。
長平觀察：潘基文先生，您不必如此震驚
今天的聯合國，中國的影響和控制有增無減。人權高專辦能否站出來澄清一下，向中國政府確認參加人權會議人士名單的做法“已經停止”，並斷然拒絕中國政府對這些會議的干預？還有多少聯合國機構正在為中國人權鎮壓涂脂抹粉？
曹順利之死是聯合國的恥辱
在這篇新聞稿中，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還回應了對於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曹順利之死責任的指控。新聞稿稱：“將聯合國人權高專辦與六個月後曹順利被拘及慘死聯系起來的推斷是惡意且誹謗性的，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曹女士居住在中國境內，前往日內瓦參加非政府組織活動途中被拘留。曹女士及中國當局均未就她參加該活動的計劃與聯合國人權高專辦聯系，辦事處對此毫不知情。她被拘留前，辦事處與中國當局之間沒有任何溝通。”
我們姑且相信這段聲明的真實性，但是它沒有否認而且應該面對的事實是：曹順利也許不在皮萊領導下的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給中國政府的與會者名單上，但是她在中國政府鎮壓人權活動人士的名單上。
2013年9月14日，曹順利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攔下。她要去日內瓦參加人權培訓，為一個月後聯合國對中國的普遍定期審議做准備。2014年3月14日，她死於羈押和虐待，此前被拒絕及時就醫。
一周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通過中國的審議結果，國際人權服務社（ISHR）請求為曹順利默哀一分鐘，中國代表團提出程序異議，理事會以20票對13票拒絕讓主席延後裁決，默哀被中斷。
一位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前往參加聯合國人權活動的途中被拘，隨即被虐待致死，在她計劃參加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連個默哀都不讓，這是聯合國的恥辱；這起人權人士迫害案至今沒有得到調查，這是聯合國和整個國際人權事業的恥辱。
皮萊也曾經是“名單上的人”
皮萊獲獎爭議的意義還在於，她獲獎的理由正在於“為促進和平與國際法所作的努力”，也就是促進普世人權觀念和行動。
皮萊1941年生於南非德班（Durban），父親是公交車司機。1967年，她成為納塔爾省第一位自己開辦律師事務所的黑人女性。1971年，她的丈夫依《恐怖主義法》被單獨關押，她向最高法院申請禁止警方酷刑審訊，贏得了勝利，這是對該法的第一次成功挑戰。她把羅本島（Robben Island）政治犯的請願書帶出島，向國際特赦組織通報獄中狀況，此後囚犯們第一次有了圖書館和律師。
1997年，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找到一份由種族隔離政權國家安全委員會編制的"政治敏感"活動人士名單。皮萊在名單上，因此多年拿不到護照，夫婦二人長期被監視。
名單、護照、監視、呼籲國際社會援助——皮萊當年所經歷的這一切，這是今天中國曹順利們今天的處境；通過國際社會的努力來改善這些處境，也正是皮萊終生奮鬥的目標。然而，普世人權概念的成立，其價值目標的正當性，以及最終實現的可能，都離不開直面中國政府這只龐然怪物的勇氣。
長平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他目前是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以及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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