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結束了，那些循環杯去哪了？ 從主辦城市的三種治理模式談起

每逢世界盃舉行，FIFA都會提出新的永續承諾。本屆賽事的2026世界盃環境策略，要求場館與主辦方減少廢棄物、採取循環經濟方法，並提升營運效率。其一般性廢棄物政策更強調：首先應減少上游廢棄物產生；無法避免使用時，則應優先重複使用，或採購含再生材料、可在賽後回收或轉作他用的物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FIFA首次在本屆賽事中明確提出「循環經濟原則」。相較過去大型賽事多將焦點放在垃圾桶、回收率與觀眾行為，這一轉變進一步要求主辦單位思考：物品為何被採購？能否租賃或重複使用？由誰負責回收與清洗？賽後流向何處？既有場館、設備和材料的壽命能否延長？

然而，2026世界盃並不存在一套由FIFA統一管理的城市循環系統。FIFA主導賽事規則、品牌、安全、贊助和部分場館營運要求；而球迷節、公共空間、地方採購、垃圾清運、餐飲攤商和剩食救援等，則主要由主辦城市、場館營運者、承包商和地方組織負責。

因此，這屆世界盃的循環經濟創新，不能只從產品或技術層面來理解，更必須檢視各主辦城市的治理模式。

從環保措施轉向城市治理

循環經濟並不是更換杯子、餐具或包裝就能實現。重複使用容器需要回收、運輸與清洗系統；食物救援需要儲存、媒合和配送能力；垃圾分類則牽涉場館管理、清運契約和地方處理設施。而這些環節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門、場館營運者、餐飲承包商、廢棄物業者與社會組織之間，協調難度極高。

即使不同城市都採用循環杯，杯子背後的制度也可能完全不同：有些僅限世界盃期間的短期租用服務，有些則接入既有場館系統，少數城市更希望將試辦成果轉化為日後所有大型活動的政策。

因此，本文試圖從三項判準，分析世界盃主辦城市的循環經濟治理模式：

1.場域延伸度

觀察循環措施適用於哪些時間與空間。這項判準處理的是治理邊界——究竟只是世界盃的特殊安排，還是已融入更廣泛的城市日常運作？

2.能力承載度

觀察城市是否擁有讓循環措施持續運作的設備、物流與組織能力。能力較強的城市，能將賽事需求接入既有系統，或藉由世界盃建立新的服務網絡。

3.制度嵌入度

觀察世界盃措施是否嵌入城市的政策與行政制度。具體指標包括是否納入公共採購、活動許可、攤商規範、市有場館標準、常態預算與行政權責；賽後是否有專責單位持續執行；以及賽事資料是否用來調整後續大型活動的管理方式。

依據上述三個向度，本文將主辦城市歸納為三種理想型（ideal type）：賽事營運型（以溫哥華為代表）、基礎設施型（以西雅圖與堪薩斯城為代表）、政策轉型型（以多倫多為代表）。三種類型的差別不在於誰比較先進，而在於循環治理主要安置於哪個層次——活動營運、服務能力，還是城市制度。同一座城市也可能同時呈現多種特徵。

溫哥華：改善世界盃活動本身

賽事營運型是最普遍、也是最容易執行的治理方式。主辦單位透過場地契約、餐飲規範和現場服務，在特定時間與空間內（例如球迷節、公共觀賽區、工作人員餐飲和場館周邊空間），建立一套有別於城市日常的物質管理模式。

優點是治理邊界清楚、成果容易看見，也可以在短期內改變攤商與觀眾行為。

溫哥華是相當完整的案例。當地球迷節導入循環杯，要求所有食品供應商、工作人員餐飲和特許攤商使用紙質可堆肥包裝，並設置免費飲水站、強化垃圾分類與現場引導。活動另與Binners’ Project合作進行後台分類，並透過地方食物救援網絡處理剩食。

然而，官方資料主要聚焦球迷節期間的廢棄物管理，尚未明確說明這些規範是否會在賽後轉化為全市大型活動的常態制度。

西雅圖與堪薩斯：建立或放大循環服務能力

基礎設施型關注的不只是世界盃期間使用什麼產品，而是誰負責產品背後的回收、清洗、運輸、處理和再分配。

西雅圖與堪薩斯城代表基礎設施型的兩種不同形式。

西雅圖的Lumen Field在世界盃前已長期實施回收、堆肥、捐贈與廢棄物追蹤，場館平均有90%～95%的廢棄物透過這些方式避免進入掩埋場。西雅圖世界盃團隊明確表示，本屆賽事將運用Lumen Field累積多年的環境管理經驗。世界盃在此主要扮演規模放大器，將原本集中於場館的零廢棄能力，帶入更高人流量的公共活動、周邊商家和地方組織，並將減少食品包裝、食物浪費與堆肥納入永續規劃。這種模式的賽後延續性較高，因為設備、團隊與服務網絡原本就存在。

堪薩斯城則較接近組織性基礎設施的建構。它的重要性未必在於興建新的設施，而在於將食物救援、堆肥、地方供應商、餐飲服務和採購流程，組織成能承接大型賽事的網絡。

KC2026的行動文件將球迷節食物浪費管理列為重點，透過地方企業準備計畫、責任採購與活動契約，引入地方供應商。賽事期間，Pete’s Garden開始回收球隊基地、球迷活動與場館剩食，轉製成供應當地家庭的餐點；KC Can Compost則與多個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廚餘分流和堆肥系統。這顯示世界盃的需求已超出單一活動，開始連結不同政府單位、處理業者與公共服務。

多倫多：把賽事試驗轉化為城市規則

政策轉型型不只要求活動辦得更環保，更要求世界盃期間形成的設備、經驗與組織能力，轉化為日常的城市政策。

多倫多是目前最明確的案例。它將零食物浪費、減少一次性塑膠、廢棄物分類設施與循環杯，一併納入世界盃的長期效益方案（官方稱為legacy initiatives），並為球迷節的循環杯與餐具編列 20 萬加幣，另編列經費設置資源回收站，以推動零食物浪費與剩食救援。

關鍵在於，這些措施並未限定為球迷節專屬服務。官方長期效益計畫直接將「大型活動零食物浪費」與減少一次性塑膠列為長期目標。部分資源回收站也規劃在賽後轉為市有資產，重新配置到其他公共設施與活動。換言之，世界盃採購不只服務單次賽事，更可能改變城市日後舉辦大型活動的硬體條件與營運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多倫多市政府在賽前已在討論減少一次性用品，並要求商家接受顧客自帶循環杯。世界盃在此扮演的角色，更接近將既有減廢政策推向大型活動領域的制度窗口，而非政策轉型的起點。

世界盃留下的是物力，還是能力？

從三種治理模式來看，世界盃對循環經濟最重要的作用，並非發明新的杯子、餐具或垃圾桶，而是在於如何重新組織不同的需求？

循環服務經常面臨規模不足的問題：單一餐廳或單一活動的杯子數量太少，難以支撐清洗、回收、運輸和數據管理；供應商也無法預期後續訂單。若不同活動各自採購，更難形成穩定市場。因此，當世界盃能在短時間內創造集中、龐大且有明確期限的需求，主辦城市便可藉此要求攤商遵循共同標準、集中採購循環服務、建立回收和物流網絡，並蒐集足以支持政策調整的資料。這是由公共採購、場館管理、活動許可與地方投資共同形成的治理拉力。

然而，拉力本身不會自動帶來轉型。大型訂單可能在賽事結束後立即消失，供應商失去需求，設備可能被閒置、合作關係也可能隨主辦委員會解散。因此，世界盃可以在短時間內集中循環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但這股拉力會產生什麼最終結果，取決於各城市以何種治理方式承接。

有些城市將需求接入既有場館與廢棄物系統，有些則藉此組織地方供應商與服務網絡，也有城市視賽事為測試新政策的機會。這些方式可能相互配合，不必依照固定順序。

從循環經濟角度看，世界盃留下的「遺產」（legacy），與過去強調的場館或基礎建設不同，更值得關注的是「城市處理物質流的制度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可持續運作的回收、清洗與再配送服務，具有大型活動經驗的地方供應商，處理剩食、廚餘與可回收材料的組織網絡，以及適用於後續活動的採購、攤商與許可規則。

因此，評估世界盃的循環經濟貢獻，關鍵不只是賽事期間使用了多少循環杯或回收了多少垃圾，而是比賽結束後，哪些設備、契約、供應商、組織關係與政策仍留在城市裡，能否繼續運作。這最終考驗主辦城市的政治判斷，以及能否透過政策、預算與組織安排延續這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