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全球年金政策的分歧與共識（下）
國際勞工組織（ILO）長年堅持工資相關的公共年金保險，作為老年經濟安全的主幹，不過1990年代之後世界銀行挾帶龐大資源的優勢，將新自由主義的理念長驅直入年金體系的改革發展，從公共隨收隨付、搭配確定給付制的制度邏輯，轉向為私人提存準備、佐以確定提撥制，被視為年金私有化的轉型過程，也是年金金融化的前奏，其中受僱勞工可以在確定給付制獲得可預期的保證給付，例如最後工資的70％（即所得代替率），資本家有責補償任何短少，然而一旦改成確定提撥制，退休給付將取決於工資水準與提繳率，以及投資收益的加總，也就是說老年保障的風險由原先的雇主承擔，轉由就業表現與金融市場波動來決定，風險交付受僱勞工自行吸收。
世界銀行的思維著眼在經濟發展，一方面倡議私有化有助於減輕國家的責任負擔，講求財政紀律本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原則；另一方面，完全提存準備的確定提撥制，所積累的基金會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因此，1990年代世界銀行所主張的多柱年金體系以勢如破竹的姿態，在中南美洲、中東歐國家捲起風潮，分別走上部分或完全年金私有化的道路。同一時期的國際勞工組織，由於內部意見並不一致，最終拋出多層次年金體系的建議，實際上與世界銀行提出的看法相去不遠。
金融危機真的逆轉年金私有化？
然而，雖然全球年金政策的立場之爭，國際勞工組織在起先落居下風，但是隨著推行年金私有化的中南美洲及中東歐國家陸續暴露出涵蓋率不足與貧窮的缺點，世界銀行內部開始重新反思過去主張的合適性。而2008年發生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對於逐漸仰賴金融市場的年金體系而言，是十分關鍵的壓力測試。由於股票市場遭逢重挫，連帶波及年金基金的收益表現與資產規模。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指出，在金融危機開始的一年之內，美國、冰島與愛爾蘭的年金基金資產規模大幅滑落超過25％，其中愛爾蘭因為基金投資組合配置的股市比重高達66.3％，所以年金基金資產隨之降低高達35％，而部分歐洲國家也損失10％至20％之間，金融危機期間整體年金基金市值蒸發大約五兆美金。
全球金融危機對於年金體系的重大影響，迫使部分政府面臨改革壓力，開始修正私人年金市場，例如最低收益保證、股票和債券的投資規範、納入社會夥伴的集體管理機制等，來確保退休金供給的穩定性。對於這些國家來說，並未否定年金私有化的路線，只是國家不再是老年經濟的主要供給者，如何藉由管制私有化來去風險是這些國家當前思考的面向。
可是許多中東歐國家試圖翻轉世界銀行的私有化路線，將年金體系「再國有化」（renationalization）。中東歐國家在走向年金私有化之初，作法是將部分繳費貢獻移轉到個人提存帳戶，而已退休者的年金權則由公共債務支應，不過歷經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以及後續實體經濟成長率的滑落，國家大量挹注資金來執行紓困計畫，導致多數歐洲國家的預算赤字大幅攀升，加上「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對於歐洲聯盟會員國的公共赤字的要求，導致中東歐國家翻轉年金私有化模式，將原本注入個人提存式帳戶的繳費貢獻，導回國家金庫來紓解預算危機，譬如匈牙利於2011年將繳費率調降至零，既有積累的基金轉至強制性公共隨收隨付體系，又或者如斯洛伐克在2013年降低繳費率（但2024年又微幅增加至6％）。
社會安全基本保障取得重視
市場波動與經濟緊縮淹沒世界銀行在年金體系永續性與私有化優勢的論述，無論是重新發現國家的管制性角色，抑或是重返國家化年金體系，均是對於世界銀行多柱年金體系主張的反省，許多制度環境的先決條件，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的落實，必須在過程之中被加以考慮。
相對的，從2000年開始提倡基本保障的國際勞工組織，金融危機的爆發成為千載難逢的機會之窗。英國社會政策學者Bob Deacon曾指出，由於金融危機之故，國際勞工組織開始受邀於全球治理平台，確立社會安全在全球經濟發展的位置。在國際勞工組織積極遊說之下，後來聯合國於2015年推動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也是目前國內產官學如火如荼推動的主題，社會保障相關被整合進其中的五項，視為未來世界各國發展議程的焦點之一。
事實上，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世界銀行內部對於年金私有化提出不少質疑，他們也承認發展中國家的覆蓋率與貧窮問題，並未獲得解決，可以說與國際勞工組織關懷的社會基礎保障立場十分接近。有趣的是，後來世界銀行不再積極推動多支柱年金體系改革，而國際勞工組織也相對少強調工資相關的社會保險，兩者反而在基礎保障上獲得表面的共識。
雖然世界銀行在年金私有化的倡議過程遇到許多挫折而趨於低調，但現實上西歐老牌福利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仍然重視私人年金的重要性，以及逐步將國家的老年經濟安全責任限定在基礎保障，避免人口持續老化衍生難以克服的財政壓力，以至於年金公私混合還是社會變遷之下的最適選擇。至於中東歐國家在金融危機後，受制於國家財政而嘗試翻轉年金私有化，但是其中許多僅是臨時的權宜之舉，部分國家甚至在近年提高第二柱的提撥率，年金私有化似是在金融危機之後重獲新生，或說從未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