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從「邊際遞減」與「戰略鏡像」談中國軍演的效果流失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宋國誠觀點》（Blog）版主，最近著作《失速中國》
這場號稱「正義」實則「不義」的軍演，中共「自稱」達到3個戰略目標：
1，全軍種整合：首度整合了陸海空、火箭軍及海警，並在台灣周邊劃設了7個限航區，實質影響了民航與海運路徑。
2，外線立體懾阻：測試「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試圖向美、日傳遞具備「切斷外部增援能力」的信號。
3，測試反應速度：突襲式宣佈(宣佈後不到一小時即開始)，旨在測試台灣與美日同盟的早期預警與危機處置速度。
一，戰略邊際效果遞減
但實際上，我提出「戰略邊際效果遞減」的概念，來說明這場演習在政治與心理戰層面根本適得其反。
從戰略學的角度來說，戰略威懾效果=行動強度+對手不適應程度。戰略邊際效果遞減，意味著投入更多戰略資源、做出更大的動作，但威懾行為在被對手吸收和制度化，並提高適應程度之後，每一次追加投入都只能換來越來越小的戰略回報，換來對方越來越小的行為改變，甚至完全沒有新增效果。
1，邊際效應遞減：這次軍演是前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之後，三年半以來累計第9次軍演。隨著頻繁的演習，台灣社會表現出高度的韌性，股市甚至創下新高，顯示「恐嚇效應」正在消退。
2，國際反彈與同盟強化：演習不僅沒能阻止美國的軍售(如2025年底剛批准的 111億美元軍購)，甚至促使日本更明確地將「台灣有事」納入其國家安全框架。
3，暴露戰略透明度：頻繁的演習讓美日台軍方能收集更多解放軍的電子訊號與戰術部署參數，反而讓解放軍的「底牌」被看清。
中共未來的戰略目標，已從「速勝」轉向「消耗」，也就是從單純的「武力威懾」轉向長期心理與物力消耗：包括法律戰與管轄權，試圖透過海警參與演習將台海「內水化」，建立事實上的管轄權，以及「灰色地帶作戰」。，這種「以演代戰」模式模糊了演習與實戰的界線，旨在消耗台灣空軍與海軍的作戰能量與後勤保修。
但是，實際上，中共試圖「嚇阻美台合作」或「引發台灣內部崩潰」，這些目標已經完全泡湯：
(1)在心理壓力方面，中共試圖迫使台灣政府、媒體、社會做出回應，測試民心與應變能力：是否恐慌、是否出現過度反應。但實際上，既沒有迫使台灣做出重大政治讓步，也沒有造成社會的失序或恐慌，所以，雖有壓力但沒打亂台灣社會的正常運作。
(2)中共試圖迫使美盟國家嚴肅看待「外力支援」的成本和代價。但是既沒有改變美國對台政策的延續，也沒有讓盟友集體後退或噤聲，甚至引各國的共同譴責。
(3)雖然共軍的演練更加成熟，圍台行動流程更熟練，練兵效果明顯提升，但同時也提升台灣的備戰實力。
(4)對國際社會只是加深對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的疑慮：再一次認識到台海是全球高風險的「熱區」，各國會提升各國對供應鏈、航運、區域安全的警覺。
所以，可能成功的提高壓力、強化自身準備、傳達政治訊號，但並沒有改變台海的基本結構與國際立場。
二，戰略鏡像理論
「戰略鏡像效果」(Strategic Mirroring Effect)是指在國際關係與軍事對抗中，一方的行動不僅沒有達到嚇阻對方的目的，反而促使對方採取了對等、甚至更強化的反制措施，導致雙方陷入一種「你強化，我也強化」的對等螺旋。簡單地說：我(中共)做A，原本想讓你(台灣)退縮；但你(台灣)看到A，只是更確信「你(中共)果然會這樣做」，於是更堅定地準備B。
這次中共軍演的「鏡像效果」表現在三個層面：
1，嚇阻變成了「強化台灣能力」
中國原本希望透過大規模演習展示其封鎖能力，以嚇阻台灣與美國的軍事合作。然而，結果卻像是一面鏡子，反而促成台灣的戰略轉型，從過去「高度克制的被動防衛」，轉向「授權前線指揮官自主應戰」的新思維，因而強化台灣的應戰強度。
(1)台灣方面：台灣採取「實戰對接」的戰術，例如雷達自動鎖定，F-16V鎖定J-16。演習直接導致台灣加速推動「不對稱作戰」部署，例如加倍採購無人機、強化能源儲備韌性，以及推動社會防衛韌性的落實。
(2)美國方面：演習後，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部署更加主動，促使美國重兵佈署亞太，包括在菲律賓與日本部署長程精準打擊火力，這正是針對解放軍封鎖行動的「鏡像反制」。
2，「內水化」與「國際化」的對沖
中共試圖透過海警的參與演習，將台海議題納入其法律框架，實現「內水化」。但其戰略鏡像結果完全相反：
(1)國際社會(如美日、G7、歐盟）對台海自由航行權的關注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更多國家的軍艦(如德國、法國、加拿大開始更頻繁地過境台海)，這與中國希望台海「去國際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3，心理威嚇演變為「戰略脫鉤」的動力
如果演習的戰略目標是透過壓力迫使台灣尋求對話或妥協，那麼其產生的鏡像效果也正好相反：
(1)台灣內部與國際供應鏈(特別是半導體產業)更加堅定地推動「去風險化」與「分散化」。
(2)這種經濟上的疏離感，反而削減了中國長期以來利用經濟整合來達成政治目標的能力。
雖然演習展現了共軍的動員與協同能力，但從宏觀戰略來看，陷入了「愈示威，對手愈團結；愈封鎖，國際愈介入」的循環。換句話說，演習不是改變台灣的認知，反而驗證了台灣原本對共軍的判斷模型。
三，戰略鏡像效果對中共更為不利
1，戰略鏡像對「防守方」是加分項
台灣和美日的現狀是：不需要改變目標，只要「持續適應對手已知的行為模式」。這味著：預警模型越來越成熟、反應流程越來越制度化、政治決策門檻反而更穩定。中共原本想要對台灣「製造不可預測性」、讓台灣社會感受到無力抵抗，「形成心理上的不對稱壓力。但實際效果是：台灣軍方按照既定流程應對，社會層面更多是「早已預期之中」。威懾被「制度化吸收」。
2，戰略鏡像對「施壓方」是消耗項
對中共來說，威懾必須「不斷升級」才有存在感，但升級空間卻受限於：風險控制、國際反應、資源消耗等等。結果就是同樣的行為，成本越來越高，效果卻越來越低。換言之，中共內部自我感覺「我們在改變局勢」，外部卻只是確定「你不過是軍事冒險的累犯」。例如對日本來說，中共原本希望日本不要介入台灣事務，但結果是日本在情報蒐集、基地分散、導彈部屬、後勤預置，全部繼續推進，沒有戰略收縮，反而提高介入準備度。
總結來說，中共這次軍演，最大的戰略意義是：不是改變了台海，而是再次證明：在當前結構下，任何一方都無法用軍事演習打破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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