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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張瑞雄專欄】AI進入法庭的代價

Knowing

發布於 10月13日01:35 • 張瑞雄 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在這個資訊如潮水般湧現的年代,法律界不再是科技的局外人。從法律研究到合約撰寫,再到訴訟策略的模擬,人工智慧已悄然滲透到律師的日常作業之中。AI工具提供即時便捷的內容生成功能,讓繁雜的法律文本彷彿能以按鍵之間完成。但當這些技術化身為虛構的證據與杜撰的案例,在法庭上堂而皇之出現時,正義的天平便被悄悄撼動了。

在過去的一年中,在世界各地,數十位律師因引用AI生成的虛假案例而受到譴責與處罰。這些案例中,有人將責任推給助理、家中變故、身體不適、系統故障,甚至網路中斷。更有律師坦言出於對產能的焦慮、法律實驗的衝動,選擇將AI草擬的文件直接送交法院,其結果不僅是職業聲譽受損,更讓司法程序陷入混亂,使審判資源徒耗。

有律師表示自己並不知曉AI會「幻覺式」地虛構案例,有人將過錯歸因於外包的助理或合作夥伴,有人則因身陷喪親之痛、健康困擾、臨時缺工或IT故障,導致未及檢視引用內容。這些解釋誠然反映了人性的脆弱與現實的壓力,但也突顯出一個關鍵問題。AI並非免責的工具,法律專業之核心,不在於撰寫文本的速度,而在於證據與論理的真實性。

一旦AI生成錯誤內容被直接引用於法院文件中,即使不是主觀惡意,也構成對司法誠信的威脅。正如某位退休法官所言:「我被說服了,甚至去查詢那些案例,卻發現它們根本不存在。那種感覺,令人心寒。」

這一連串事件反映出一個尷尬的轉型期,律師們既感受到AI帶來的效率誘惑,又面臨道德與專業風險的高壓環境。「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對律師而言,基本的查證義務就是那個「本」。倘若對AI生成內容未盡查證責任,無異於將虛構交給法槌審理,是對整個司法制度的褻瀆。

「AI誤用潮」也顯示了法律教育的斷層,許多從業者並未接受過AI風險管理與工具原理的訓練,導致錯誤引用不斷重演。若科技已成不可逆的潮流,那麼制度的更新與教育的普及就更顯急迫。如若沒有適當的指引與界線,未來或許不僅是AI造假的問題,更是法律界的信任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律師強調自己從未直接使用AI,而是因下屬、助理或外包者未經核查即遞交內容,導致違規。這種推卸責任的態度雖未必惡意,但終究難辭監督不力之咎。職責不可委任,誠信不能妥協。無論是否親自操刀,每一份遞交至法院的文件,都是法律人以名譽背書的作品。

這場風波並非只是技術失控的案例,更是對法律職業倫理的一次公開拷問。AI雖為利器,但若將其當作逃避責任的盾牌,便可能成為毀滅專業的凶器。當法律人將「秩序」寄託於不加審視的機器時,正義的靈魂便開始動搖。

面對未來,法律界需要的不只是對AI的警惕,更是制度性的因應。是否應設立AI產出註記制度?是否應明定使用AI協助起草文件時的查證義務?是否該建立律所內部的AI使用規範與審查機制?這些問題都不容再延宕。

當AI成為專業領域的新常態,如何在速度與真實、效率與誠信之間取捨,將成為下一階段法治文明的試金石。也許AI無法理解什麼是「正義」,但正義的守門人,必須知道該對AI說「不」的時刻。

法律從來不是冷冰冰的邏輯排列,而是社會價值的體現。在AI時代,是否仍能堅守人類判斷的核心地位,將決定我們是否還有一個可以信賴的司法系統。當正義與科技相遇,選擇謹慎而非便捷是每一位法律人無法迴避的責任。「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如此方能讓AI成為助力,而非遺憾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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