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易順差衝破1.19兆美元的「危險訊號」！進口停滯、關稅失靈下的全球警訊
兩個月前，一名歐洲記者以《中國正讓貿易變得不可能》為題的評論，在西方社群平台掀起熱議。文中一句話被經濟學家與產業分析師反覆引用：「中國已經不想進口任何東西，不論什麼，它都相信自己能造得更好、更便宜。」如今，最新數據似乎為這個論斷提供了現實注腳。
根據《財富》中文網報導，中國政府本週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儘管面臨高關稅與各種貿易壁壘，2025 年中國貿易順差仍年增 20%，達到 1.19 兆美元。
換算下來，去年中國平均每天可從進出口貿易中淨賺約 30 億美元。
中國自 1993 年以來未曾出現貿易逆差，而即便考慮通膨因素，2025 年的順差規模仍遠超歷史上任何主要經濟體的紀錄。
例如，日本 1993 年貿易順差高峰約為 960 億美元，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相當於今日的 2140 億美元，不到中國去年貿易順差的五分之一。
此外，德國的貿易順差在 2017 年達到高峰，規模相當於今天的 3,640 億美元，僅為中國去年順差的三分之一。
數據顯示，2025 年中國出口年增 5.5%，其中製造業扮演關鍵角色。機電產品在貨物出口中的比重首度突破六成，而光伏、鋰電池與電動車等「新三樣」出口年增近 30%，在全球市場快速擴張。
分析指出，中國在清潔能源、通訊設備等領域建立的全產業鏈優勢，來自長期技術積累與市場培育，而不只是低價競爭。
然而，順差逆勢暴增的另一面，並非全球突然更偏愛「中國製造」，而是出口持續擴張的同時，中國進口幾乎停滯，全年僅微增 0.5%。
中國官方將進口疲弱部分歸因於他國限制。海關總署副署長王軍表示，一些國家將經貿問題政治化，限制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否則中國本可進口更多商品。
外界普遍認為，這番言論指向美國及其盟友在先進晶片、高性能 GPU 與曝光機等領域的出口管制。
不過，也有分析指出，出於安全與「自主可控」考量，中國自身亦對高階技術產品設下更多非正式門檻。
去年即有國際媒體披露，在美方放寬部分高階晶片限制後，中國要求新建、使用國家資金的資料中心必須採用國產 AI 晶片。
最新順差數據加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商品「海嘯式」湧入的焦慮。
歐洲政壇語氣日益強硬，法國總統馬克宏直言對中國貿易失衡「令人難以忍受」，並稱這是「關乎歐洲工業存亡的問題」，若北京不調整，歐盟可能在數月內祭出更嚴厲的關稅措施。
中國並非毫無回應。自 2024 年起，北京已下調超過千種商品的出口退稅，並宣布自今年 4 月起全面取消光伏產品出口退稅。
業界預期，相關措施可能使光伏模組出口下降 5% 至 10%。
儘管在半導體、軟體與商用航空器等領域，中國仍是全球最大買家，甚至在部分關鍵技術上「想買卻買不到」，但長期趨勢已十分明確：多數製造業的進口依賴正快速消失。
前車之鑑仍在眼前：當一個大國長期呈現「出口遠多於進口」的格局
近年來，中國在多個製造業領域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已大幅下降，部分產業甚至幾乎完全不再仰賴海外供應。
以德國為觀察對象即可看出變化。過去，中國大量仰賴德國進口高階機械與汽車產品；然而短短數年間，德國品牌在中國燃油車及部分高階車型的市占率，已從約四成大幅滑落至一成左右，在電動化與智慧座艙等新領域幾乎全面退場。
同時，德國工程機械與高端設備在中國專案中陸續被本土產品取代，已成產業普遍現象。
然而，《財富》指出，歷史多次顯示，當一個大國長期維持巨量出口、進口卻遭壓制時，往往難以走向溫和結局。
回顧歷史，19 世紀初的中國也曾出現「幾乎不願對外採購」的狀態。當時的清帝國持續向歐洲輸出茶葉、生絲與瓷器等商品，進口的卻僅限於毛呢、鴉片等少數奢侈品，對工業製成品普遍拒於門外。
這種極度不對稱的貿易結構，在 1830 年代達到高峰，西方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卻也在英國眼中形成難以承受的失衡，最終引發以鴉片貿易與武力為手段的強制性「調整」。
進入 19 世紀後半葉，情況在歐洲內部再度上演。德意志的工業產品，以及隨後美國大量湧現的農工產品，逐漸被英國與其他老牌強權視為「不可長期承受的競爭壓力」。
在相似的邏輯下，貿易摩擦、關稅壁壘，甚至殖民地爭奪輪番登場，成為那個時代的常態。
1970 年代末後，日本對美貿易順差迅速擴大，汽車與電子產品大量進入美國市場，引發美國社會對「日本製造全面攻佔」的強烈不安。
1985 年，在美國主導下，日本被迫簽署《廣場協議》，日元短時間內大幅升值，出口競爭力遭到重創。
這一次，貿易失衡並未演變為軍事衝突，卻透過匯率與金融機制，逐步侵蝕日本的經濟動能，日本從此走入「失去的 30 年」。
當下的中國，早已不同於技術落後的晚清王朝。它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龐大的資本累積與顯著的軍事實力。
與《廣場協議》前的日本相比，中國的經濟規模更為龐大，金融體系也相對封閉，使得外部勢力試圖透過匯率或資本市場進行「矯正」的難度明顯提高。
歷史雖不會原樣重來，卻不斷釋放警訊：當貿易與經濟失衡長期累積，外部力量終將以更激烈的方式迫使調整，而屆時所需付出的代價，往往遠高於及早修正所承擔的成本。
關稅為何失靈？中美貿易結構正在改變
多位分析師指出，美國最新一輪對中高關稅，之所以並未如許多西方觀察者預期般，對 2025 年中國出口造成明顯打擊，背後至少存在數個關鍵因素。
首先，中國出口展現出高度彈性的「轉向能力」。儘管對美直接出口年減約兩成，但對非洲的出口大增 26%，對東南亞成長 13%，對歐洲也增加 8.4%。
大量在中國完成零組件生產或最終組裝的商品，改經第三地轉口至美國，使關稅衝擊在統計層面被大幅稀釋。
其次，美國及其盟友針對先進製程晶片與關鍵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雖在短期內削弱了中國部分產業的發展速度，卻同時壓低了中國整體進口規模。
從中長期來看，這類限制反而推動中國企業加快「本土替代」進程。
經濟學者金刻羽近期研究亦指出，圍堵政策往往產生反效果。被納入美國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其研發支出平均提高 18%，兩年後的國內專利申請量成長 17.6%。
這些創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高科技進口受限的缺口，並強化了中國企業在本土市場的競爭力。
在某種程度上，中美雙方都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對彼此的貿易往來採取「降溫」策略。結果是，雙邊貨物貿易的總量並未崩解，但結構正快速轉變，附加價值較低的中低階產品持續流入美國，而高階技術產品與關鍵設備的雙向流動則明顯萎縮。
《財富》指出，對美國而言，這樣的結果並不等同於一場勝利。關稅措施雖為川普政府提供了強硬的政治敘事，卻未能動搖中國作為全球製造中心的地位，也未成功促使製造業大規模回流美國本土。
與此同時，對中國來說，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同時，外部環境卻日益嚴峻。
如果說 20 年前，歐美尚能勉強消化第一波「中國衝擊」（中國加入 WTO 後，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湧入西方市場，導致西方製造業職缺大量流失），那麼如今，面對以高階製造與清潔能源為核心的「第二波衝擊」，歐美社會的焦慮與敵意已顯著升溫。
這股敵意正逐步影響中國的技術追趕，其中首當其衝的，正是被視為戰略尖端的產業。例如，曝光機進口受阻，直接拖慢了中國在先進晶片、AI 硬體與高效能運算設備等關鍵領域的發展節奏。
此外，美國資本市場幾乎全面對中國 AI 新創關上大門，使中國 AI 企業失去最重要的融資管道與國際生態資源。
阿里巴巴 (09988-HK) 通義千問（Qwen）技術負責人林俊暘近期便形容，中美 AI 大模型競爭宛如「富人與窮人的遊戲」，OpenAI 等美國公司掌握的算力規模高出中國同行一到兩個數量級，而多數中國公司現有的算力，光是支撐日常業務就已接近極限。
優勢變過剩 內外壓力交織
德國汽車產業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Beatrix Keim 直言，歐洲企業無論在產品創新、數位化能力，或供應鏈整合上，都已被中國超越，且長期低估了中國政府與產業政策的戰略視野。
不過，Keim 並未因此對德國車企的前景感到悲觀。她指出，中國汽車市場已明顯走向過度競爭，眾多廠商陷入激烈的價格戰，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這反而為具備技術與品牌實力的歐洲車廠創造了重新布局的機會。
她形容，電動車無疑是一場深刻的產業變革，但這場革命「正在反噬自身的參與者」。
類似的結構性矛盾，並非僅存在於汽車產業。從光伏、鋰電池到消費電子，以及大量中低階製造領域，中國產業普遍運行在高投資、高產能、低售價、低利潤的模式之中。
中國企業獲利能力遭到擠壓，進而拖累薪資成長，甚至出現實質倒退，最終抑制了內需動能。
在此背景下，龐大的貿易順差與疲弱的內需形成相互強化的循環：國內消費無法有效擴張，企業只能透過壓低價格、向海外市場搶單維持產能；而進口長期停滯，又進一步壓縮消費者選擇與整體福利。
歷史經驗反覆顯示，一個國家若長期維持高額貿易順差，往往反映其內部在分配機制、創新誘因與消費結構上存在深層失衡。
對中國而言，更具長期影響的，仍是外部環境的變化。
一方面，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降溫後，製造業出口成為穩定經濟的重要支撐；但在部分貿易夥伴眼中，這種模式被視為以外部失衡換取內部穩定，甚至是將國內競爭壓力向國際市場轉移，被形容為對外「輸出內卷」。
另一方面，當歐洲政界開始討論更廣泛的懲罰性關稅，而美國兩黨在對中國強硬立場上高度趨同時，中國未來的營商環境與技術取得空間，正面臨系統性收縮的風險。
20 世紀初，英國思想家 Norman Angell 曾在《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一書中提出，有緊密經貿往來的國家不會彼此開戰。然而，隨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迅速戳破了這份理想主義。
《財富》指出，時至今日，當戰爭陰影再度在多個地區浮現，貿易反而成為少數仍具緩衝作用的機制，與其築起高牆對抗，不如努力讓商業往來持續運轉，或許更有助於讓和平延續得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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