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放棄「台灣不可談判」的紅線！米爾斯海默曝1主因：如同蘇聯放棄東歐
因成功預測俄烏戰爭而聲名大噪的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美國因石油美元體系鬆動與經濟結構性衰退，被迫在未發生戰爭的情況下放棄「台灣保持實質獨立是不可談判的」這條紅線，如同英國撤出了印度、非洲和中東；蘇聯放棄了東歐，「帝國並未被征服，而是被迫1次又1次地讓出自己的地位」，背後的肇因不是軍事失敗，而是因為維持佔領在經濟上不可持續。
米爾斯海默為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家及芝加哥大學羅蘭溫德爾哈里森傑出服務教授（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因成功預測俄烏戰爭，並共同撰寫《紐約時報》暢銷書《以色列遊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而聞名。針對台灣問題，他曾在2013年投書媒體主張「美國棄台論」，隨後又在2022年改口稱「美國不會放棄台灣」。
如今，根據《香港01》報導，米爾斯海默描繪了1個他認為正在發生、卻尚未被大多數人察覺的歷史轉折時刻。他指出，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正被迫在未開一槍的情況下放棄自身的核心紅線，而這一紅線長期以來象徵著其在亞太地區不可動搖的戰略承諾，那就是台灣地位問題。
他解釋，美國過去70年來始終維持1項明確原則：台灣的獨立不可談判。該立場不僅體現在法律與外交承諾中，更構成可能引發軍事衝突的戰略界線。然而，他認為這條紅線如今並非因軍事失敗而被突破，而是因為結構性力量的轉移而悄然消失。真正發生的並不是戰場上的潰敗，而是經濟與金融基礎的枯竭，使美國在對手尚未動手之前便喪失了槓桿。
米爾斯海默將焦點放在金融結構上，特別是戰後形成的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在二戰後建立起1套全球必須以美元購買能源的制度架構，透過與OPEC的安排，使美元成為能源交易的核心貨幣，進而創造對美元與美國國債的持續需求。這種安排使美國得以長期維持赤字與全球軍事部署，並在無需對等經濟代價的情況下行使全球權力。
然而，米爾斯海默指出，當美元體系被「武器化」之後，這種結構開始出現裂縫，「一旦你把自己的貨幣武器化，就無法『去武器化』」。美國將金融工具用於制裁，將國際支付系統排除作為戰略手段，使各國開始質疑持有美元的安全性。這種不信任為替代體系創造空間，而中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與雙邊結算安排。當巴西、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國家逐步接受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時，美元不再是唯一選項，而是眾多選項之一。一旦貨幣成為多選題，其權力基礎便開始鬆動。
在他看來，真正的變化並非中國透過征服擴張，而是透過提供替代選項來重塑國際秩序。當替代性的金融與貿易架構開始運作，各國不再必須依附美元體系，美國的經濟槓桿便自然削弱。這種變化進一步影響安全承諾的可信度。當盟友意識到美國可能無法承擔與中國全面衝突的經濟代價時，便開始重新評估自身戰略定位，日本、韓國、菲律賓與澳洲都在調整政策。聯盟體系不是被擊敗，而是在信譽侵蝕中鬆動。
米爾斯海默以歷史比較來強化其論點，「歷史教會我們1個重要的道理：當超級大國放棄紅線時，其他國家都會重新評估它的實力。」他提到戰後的英國在1945年後面臨類似處境，當時的英國並未在軍事上被擊敗，但在經濟上無力同時維持帝國與國內的重建，只能選擇帝國清算，其中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便象徵著英國勢力範圍的終結。而蘇聯在1980年代末也是如此，它放棄了東歐，不是因為軍事失敗，而是因為維持體系在經濟上已不可能。
類似地，美國如今所經歷的並非軍事潰敗，而是經濟約束下的戰略收縮。他指出，華盛頓撤出阿富汗不是軍事失敗，美軍從未面臨被擊敗的危險，而是因為維持佔領在經濟上不可持續。放棄台灣也不是軍事失敗，美國海軍仍是世界最強，但捍衛台灣會讓國家破產。
他更進一步援引古典歷史作為隱喻，將當前局勢類比為「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中的雅典。雅典擁有強大海軍與廣泛承諾，但其擴張超越經濟承載能力，最終因資源耗盡而衰退。這種衰退不是瞬間崩潰，而是長期結構性消耗的結果。
在這套分析框架下，他認為全球正進入多極體系。中國的崛起不必透過直接對抗實現，只需使美國意識到維持既有承諾的成本過高即可。當軍事支出持續居高不下而經濟回報有限時，軍事優勢反而成為負擔。經濟基礎決定軍事能力，而非相反。若經濟優勢轉移，即使軍事勝利也無法逆轉整體權力結構的變化。
米爾斯海默點出關鍵，中國的軍隊服務於經濟，而美國卻陷入經濟服務於軍隊的結構性缺陷，美國本應成為經濟帝國，卻變成了軍事帝國，把軍事主導放在生產力之上，「結果就是美國可以在軍事上摧毀任何國家，但無法在資源、市場、戰略佈局上擊敗任何國家。美國能贏得戰爭，卻無法贏得資源和市場的競爭。」而這就是美國放棄台灣的原因，不是因為無法在軍事上擊敗中國，而是因為「無法在維持全球地位的同時，承擔與中國開戰的代價。」
他也總結，二戰後秩序的終結並非源於戰敗，而是源於支撐其存在的金融與能源架構轉移。美國面臨的選擇並非是否撤退，而是在有序撤退與混亂崩潰之間作出決定。若選擇談判、縮減承諾、重整戰略，則是可控的衰退；若拒絕調整，則可能引發更劇烈的體系動盪。
在他的敘事中，台灣紅線的鬆動象徵著舊秩序的終結。世界並非走向末日，而是走向多極。問題不在於誰會勝利，而在於各國如何在轉型期避免誤判與衝突。在這個過渡階段，語言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將成為最大的危險。當政策話語仍停留在舊秩序框架中，而權力結構已然轉變，誤解與動盪便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