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王滬寧？（2之1）
日奎允／社會工作者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日前率團赴北京參與國共智庫交流論壇，行程中，於2月4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受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接見。據中央社報導，王滬寧於發表談話時提到，中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願意加強與台灣各界人士交往；考量王滬寧在中共黨內之地位份量，此番會面無疑提高國民黨本次行程的政治意義。因此，在2月10日，蕭旭岑在於台北舉行的記者會上特別強調與王會晤並未牽涉政治性議題；隨行人員之一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董事長、前內政部長李鴻源也「保證沒有再談其它事情」。
王滬寧是何許人也？又，為何與之見面需要再三強調「沒有隱藏議題」？本文將對此展開追究。首先，以近年可得之報導與評論為基礎，整理王滬寧身為中共眾領導人之一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其次，本文將以前述材料為啟發，透過王滬寧生涯的四部早期重要著作（依序言落款時間由先至後排序）為基礎：《美國反對美國》、《反腐敗——中國的實驗》、《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以及《政治的人生》，力求深入探究其發展軌跡。
首先，必須認識的是，作為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滬寧不同於包含習近平在內的其他高階領導人具有明確的治理事務經驗、而是純粹的「理論界人士」。事實上，直到1995年受時任總書記江澤民提拔為止，王滬寧始終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而前次由理論界人士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追溯至毛澤東掌政時期；易言之，王滬寧的存在意義不可謂不重大。對此，美國政治評論員Hugh Hewitt於2021年在華盛頓郵報投書〈In China, Wang Huning is the man to see〉，評價「王幾乎可肯定是世界上最為危險卻鮮為人知的人物。」
其次，專欄作家加藤嘉一在2018年於紐約時報發表〈王滬寧，今天你幸福嗎——解讀習家班「三代幕僚」〉，其中提及「王滬寧進入中央之前，其實早已開始系統地研究維護黨中央權威的必要性」、更評價「毫不動搖的黨性應該是王滬寧被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領導人所信任和重用的不可或缺的原因。這或許也是沒有地方執政經驗的學者王滬寧打破不少觀察人士的預測『入常』的一個原因。」
更有甚者，與該文寫作的背景相比，王滬寧又在2023年3月時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即前文之「全國政協」，得以將施展其思想體系的空間再度擴大；畢竟，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所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而此〈序言〉中更寫道：「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或許，這形成了他與台灣最直接的關聯——對應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於2024年所撰〈中共意識型態「國師」王滬寧的新任務：台灣〉，文中認為王滬寧「似乎正在深化戰略，深入台灣社會，扭轉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日益加深的排斥，包括台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繫。」
綜上所述，上述兩則紐約時報評論分別引用了王滬寧發表之《政治的人生》、《反腐敗》和《美國反對美國》，筆者意欲透過親自對這些著作的閱覽，發展由台灣人的視角出發的觀點、並試圖與海外評論相輝映。此外，引用作為政治學教科書之《政治的邏輯》的考量在於，一方面，王滬寧獲學位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學系並在畢業後留校任教，代表其學術造詣頗受肯定；另一方面，有鑒於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在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時兼顧中國性的發展、又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骨，進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此，王滬寧的理論功底打造出怎樣的思想體系、是否可由其權威性的教學用著作瞥見端倪？簡言之，為回應以上提問，本文亦納入王滬寧所編纂之《政治的邏輯》一書以延伸分析與討論的可能。
接下來，本文將說明王滬寧四部著作可得出的線索，由《政治的人生》出發，且穿插其餘作品的內容以維持論述的完善。
《政治的人生》在199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內容為1994年一整年間王滬寧寫下的夜思———「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學術研究中排不上號的事情」。話雖如此，王滬寧受正統中共馬克思列寧主義訓練出身——王滬寧就讀之國際政治系原名馬列主義教育系，改組後更名為政治學系，之後，又再更名為國際政治學系，其師王邦佐（曾為《政治的邏輯》作序）經歷此一系列改組過程——由書中看來，並非經常得以在夜晚時書寫「排不上號」、遑論其餘毫不相關的事物。例如，1月7日時便寫下「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推動，需要大量政治資源⋯⋯中國國情決定需要富集的政治資源。」
事實上，縱覽全書可以發現，關於如1月10日的記述「中國必須取得更有利的國際地位」、「要有更為鞏固的地位和力量」等行政與學術工作的操作方向，王滬寧是不依不撓的進行思考，考慮到他在本書發行後（本書是王最後一部公開著作）獲得的政治機會，他或許貫徹始終、從不間斷地思考這些問題。
就以《反腐敗——中國的實驗》一書來說，在〈序〉中，王滬寧於首段寫到「能否有效地抑制和防範腐敗，關係到社會的長治久安」；又為解釋副標題的命名邏輯，稱「我之所以將中國的反腐敗鬥爭稱為實驗，是因為我相信這場實驗的經驗教訓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是有極大意義的⋯⋯中國的這場實驗，對人類解決這一難題定會有所貢獻。」接著，第七章〈體制性控制〉認為中國腐敗現象的滋生是伴隨中國的現代化而來，並提醒「在一個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之中，腐敗行為一沒有滋長的氛圍，二沒有滋長的條件。」第八章〈最新的實驗〉對於回顧歷年反腐敗工作之經驗的篇幅中，王滬寧政治正確而巧妙地重申「以黨制政」的總體性原則含義，主張藉由「執政黨自身的嚴密的反腐敗機制」來領導「政府的反腐敗機制」。
對照一月解放軍將領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軍委委員劉振立落馬是「反腐敗鬥爭的重大勝利」，加之先前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委員苗華等一眾軍事相關高級將領早因腐敗與忠誠問題遭到清除，或許，王滬寧作為中國國策的最高意識形態大腦，無疑是在毛澤東、鄧小平之後最為強硬的領導人身邊，取得了最能夠施展其手段、推進其「實驗」的政治地位。又或者，是習近平早在透過不斷清洗來鞏固獨裁之前，已屬意並確認了最能夠替其搽脂抹粉的背書者、藏鏡人。
另外，加藤嘉一《王滬寧，今天你幸福嗎》文中解讀「王滬寧之所以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自身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一個原因是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看法（依筆者考察比對，其中「歷史－社會－文化」的分析框架曾出現於《反腐敗》一書的〈序〉中）。」對此，王滬寧稍早的名著《美國反對美國》或許可見一斑。1988年8月起六個月間，王滬寧訪問美國「大大小小三十幾座城市和二十所大學」，並以「探討美國這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管理過程」為目的寫作此書，畢竟，「作為一名中國學者」，在他看來，「既有責任研究『中國現象』，也有責任研究『美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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