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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遺忘之前》失智人口攀升壓力浮現 專家籲:預防、人力與制度定位需同步思考

信傳媒

更新於 03月28日16:25 • 發布於 03月29日02:10 • 陳稚華
台灣失智人口持續攀升,平均每30分鐘就新增1人,照護需求快速增加。(圖片來源/信傳媒編輯部)

一個家庭若出現失智患者,平均照護年數長達8至10年,部分個案可長達15年以上,且一人失智,往往影響2-3名家庭成員。

根據衛福部及台灣失智症協會資料,台灣2024年65歲以上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5萬人,預計在2031年將突破47萬人。隨著邁入超高齡社會,失智人口快速增加,推估未來20年平均每天增加約48人,平均每30分鐘增加1位失智者。

在這樣的趨勢下,問題不再只是「人會變多」,而是台灣的制度與社會,準備好面對這場長期照護壓力了嗎?又該優先解決什麼?

政府已規劃於2026年推動「長照3.0」,擴大服務與補助對象,納入「全年齡失智且失能者」,並銜接「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PAC)」,試圖讓照護體系更完整。然而,在制度逐步擴張的同時,關於是否制定「失智症專法」、資源如何配置、以及政策優先順序為何,仍存在不同觀點。

如果失智人口未來20年持續增加,台灣最需要提前準備的政策是什麼?

延伸閱讀:在遺忘之前》長照3.0上路擴大失智族群 長照司如何直面三大挑戰?

失智是「醫療問題」還是「照護問題」?

長期關注健保、精神衛生法、長照政策的東亞政經塾顧問丁旗源,在接受《信傳媒》訪問時表示,失智症議題確實越來越重要,但在推動專法之前,仍必須先釐清政策目標,「要先想清楚,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丁旗源指出,國際上其實已有不少相關立法經驗,如美國部分州、澳洲、英國等地都有相關政策,日本也在近年通過相關法律。

不過他強調,即使國外已有立法案例,台灣仍需從自身制度與社會條件出發思考。

「若要立法,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核心是什麼?」丁旗源表示,失智症議題之所以複雜,在於它同時涉及疾病與照護兩個層面,「最麻煩的地方在於,它是從疾病衍生出來的照護問題,那到底是醫療問題?還是照護問題?還是兩者之間?我們要先把問題定義清楚。」他強調,立法並非不能做,但前提是目標要清楚,否則制度設計將難以落地。

不只是疾病:失智對家庭的長期衝擊

失智症帶來的影響,也遠不止於醫療層面。

丁旗源指出,目前台灣失智人口已達數十萬人,且隨人口老化仍將持續攀升。「只要家中有人失智,對家屬的照顧負擔就非常大。」他說,許多家庭不僅承受經濟壓力,也需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

其中,「年輕型失智症」衝擊更為劇烈。若患者仍在工作年齡,不僅失去收入來源,家庭照顧功能也可能同時瓦解,形成雙重壓力。

近年長照政策雖已逐步補強失智照護,例如擴大至50歲以上族群,但在需求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制度仍面臨不小挑戰。

而在醫療面向上,目前失智症仍缺乏有效治療方式。

丁旗源指出,雖然近年國際上陸續出現新的治療藥物,但在療效與成本效益評估上仍面臨挑戰。「醫療上本來就是問題,且新藥不僅價格昂貴,療效也未必如預期,因此在健保給付評估上並不容易通過,很難過得了藥品經濟評估那一關。」

因此,除了醫療治療外,也有部分醫界人士開始倡議以社會介入方式協助患者,例如「社會處方箋」,透過社區資源、活動或支持服務,減輕患者與家屬的負擔,但丁旗源提醒,「不能所有東西都靠健保。」

專家指出,失智症不僅是醫療問題,更牽動家庭與長期照護壓力。(圖片來源/freepik)

從中重度走向前端:預防與早期介入的必要與兩難

相較於制度設計的討論,前疾管局長、國衛院名譽研究員蘇益仁則將焦點放在「時間點」的前移。

他在接受《信傳媒》訪問時指出,若未來20年失智人口持續增加,將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公共衛生挑戰之一。但他認為現行政策仍偏重中重度照護,真正應該提前布局的是「預防與早期介入」。

「等到中重度才介入,醫療成本與家庭負擔都太高。」他強調,應加強早期篩檢、風險族群管理,以及建立預防失智的生活型態。

然而,政策前移也帶來新的兩難。

蘇益仁提醒,當一名尚未出現症狀的民眾,被告知未來可能罹患失智症,可能面臨心理壓力與治療選擇的倫理問題。「這是全球仍在討論的課題,政策設計需要非常謹慎。」

延伸閱讀:在遺忘之前》台灣阿茲海默症病理機轉的抗體新藥 TML-6挑戰失智症治療新方向

長照制度逐漸到位,但現場「人力」成為最大瓶頸

即使制度逐步擴充,實際落地時仍面臨現實挑戰。

作家張曼娟以自身照顧經驗觀察指出,近年長照資訊確實更普及,自己透過社群分享長照資訊、鼓勵他人申請,也確實看到不少回饋,制度逐漸被更多人認識與使用;然而,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最大問題仍在照服員的人力與品質。

「我已經完全放棄使用照服員了。」她直言,目前照服員呈現良莠不齊的狀態,加上人員流動頻繁,很難建立穩定的照顧關係。

她也認為,對多數家庭而言,若沒有外籍看護支撐,要找到穩定且可靠的照服員「非常困難」。制度雖在,但人力卻未必跟得上。

張曼娟直言,台灣未來最大危機並非地緣政治,而是老化跟少子化下的人口結構失衡。「在長照人力短缺下,應更積極善用外籍照護人力。」

她進一步指出,許多外籍看護已在台灣工作多年,不僅具備照顧經驗,也能進行基本溝通,「其實只要日常語言就足夠」。她也提到,透過現行「中階人力留才制度」,部分外籍看護已可不經仲介在台工作,並具備轉換雇主的彈性,「他們已經接受過完整訓練,可以很快上手。若讓這些人力轉任照服員,對於補足缺口會很有幫助。」

張曼娟觀察,本地照服員多為中高齡族群,甚至是退休後投入,整體人力結構偏高齡。相較之下,外籍看護若轉任正式照服員,仍有10至15年工作年限,對長照體系而言將是重要補充。

延伸閱讀:在遺忘之前》「她還記得我,但忘了她自己…」張曼娟與母親的失智共生十年路

照服員人力不足與品質落差,成為許多家庭使用長照服務的主要困境。張曼娟認為在長照人力短缺下,應更積極善用外籍照護人力。(圖片來源/信傳媒編輯部)

從制度到人力與文化,長照3.0仍待深化

整體而言,長照3.0已在制度面做出重要調整,包括擴大服務對象、強化醫療銜接,並嘗試回應失智照護需求。

然而,從不同觀點來看,失智議題的挑戰並非單一面向:丁旗源提醒,制度設計需回到問題本質;蘇益仁強調,政策應往預防與早期介入前移;張曼娟則指出,人力與照顧品質才是現場關鍵。

在高齡化與少子化交織下,失智症已不只是醫療或長照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考驗,更涉及預防、文化與人力結構。

長照3.0或許是重要一步,但當制度逐步到位、需求持續攀升之際,台灣真正需要回答的,仍是那個最核心的問題—在有限資源下,失智照護究竟該優先解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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